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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多远？”徐海东两眼立时放光。
“还有五六里地，估计是敌第三十和三十一师。”连长说。
“是朝省委来的！”徐海东自语道，然后叫通讯员把两个团长叫来。
“与其冤死，不如战死！就是死，也得把衣服留给同志们！”徐海东边说边脱去身上的衣服，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交给警卫员说，“保存好，战后上缴！马上通知省委转移！”
两位团长到了，徐海东还在脱衣服，命令道：“一个从左，一个从右，向敌人背后包抄！”最后，只剩一条白裤衩，伸手抓过警卫员背上的鬼头刀，挥动着率领警卫连向敌人冲去……
正面和侧面的红军战士，见副军长已赤膊上阵，呼啦一声，也都全部发疯般冲向敌群。
一场空前壮观的景象出现了——一位只穿白色裤衩的红军高级将领手举大刀，发疯似的叫喊着，拼命似的冲杀着，身上几处伤疤，在阳光的照耀下，放射出慑人心魄的光芒；千多名同样发疯的红军指战员跟在他的身后，也拼命地奔跑着冲向敌群！
这突发的举功，意想不到的阵势，一下子竟把对方给搞 了。国民党军队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新战术？便被徐海东的队伍冲了个一塌糊涂。
意想不到的战果出现了。敌人先头上来的两个团，被打得七零八乱，五百多人当了俘虏。后头两个师，看形势不妙，不敢冒进了。
但，一心想死的徐海东却没死成。此时，他脑子里空空荡荡，虽然躺在床上，但整个身子像腾云一般在空中飘浮起来。
“海东同志！”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来，沈泽民说着推门进来了，“好啊！你又打胜仗啦！”
“你在战场上是个足智多谋的虎将，在政治却不求上进？”
“我怎么不求上进？”
“省委几次开会，你都不参加，为什么？”
“政委说他是省委常委，开完会回来给我传达就行了，叫我看家哩！”
沈泽民恍然大悟。
徐海东想到今晚部队要转移，便掏出怀表看时间，谁知表坏了。沈泽民掏出自己的钢壳怀表，交给徐海东说：“我这块给你用！”
“这怎么行，不能要，不能要！”
“先用着，我再想办法弄一只嘛！”
“不行！你不能没有它！”
“拿着！”沈泽民把表硬塞到徐海东手里，说：“这表还有个故事呢？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苏联十月革命刚刚成功，＇奇·书·网…整。理'提。供＇经济十分困难，苏维埃政权号召捐钱捐物，瞿秋白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金壳怀表献出来了。苏维埃政权办事人，为表达对这位中国同志的友情，回赠了他一块钢壳怀表。从此，这块怀表，一直陪伴着瞿秋白同志。1930年9月，我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瞿秋白便把这块表送给了我……”
两个男子汉，两名共产党员、互用充满热泪的眼睛注视着对方，许久、许久……
沈泽民第二天便向省委委员们宣布：“我不死，就不准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在向中央汇报时，他还谈到徐海东说，“肃反中毛泽东同被杀掉真是奇迹，刀子离他脑袋只有半寸远了。”
徐海东却在另一个场合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杀了我，谁去打仗呢？”
卧担架游峻岭 败敌葛滕山由于“清乡”、“清剿”均未得逞，蒋介石遂于1933年5月初任命刘镇华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准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攻。6月5日，刘镇华设总司令部于河南潢川县城，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潢（川）麻（城）公路为界线，划分为东西两区，开始调整部署，增筑碉堡，运筹粮弹，编练民团，加紧围攻准备。
这次围攻，敌人调集了十四个师又四个独立旅，计八十二个团兵力，以其中五十三个团的兵力，在反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攻西区，即鄂东北地区，企图首先消灭红二十五军主力，摧毁鄂东北根据地。而后，转移兵力围攻东区，即皖西北革命根据地。
7月的武汉是个火炉，但蒋介石被一次次围攻失败搞得更火，大骂：“娘稀匹！我就不信剿不灭区匪！”
蒋介石一次次更换指挥官，一次次失败，这次他相信了刘镇华。刘镇华曾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说：“若让我指挥对豫鄂皖共匪苏区的围攻，我保证，不出三个月把他们彻底清除。”这是一个月前的话。
今天，蒋介石记忆犹新，他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围攻豫鄂皖军事会议上，一开始就说：“刘镇华在一个月前就向我拍胸脯说，保证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共匪’，我相信他！你们总司令部报告的分区围攻的计划，先主后次的步骤，步步为营的方针，这都很对！我希望在剩下的两个月内，各师通力合作，让豫鄂皖共匪死无葬身之地！”
会场出现了整齐、清脆而有节律的鼓掌声。
刘镇华站起身，走到军用地图前，宣布了第五次围攻的具体部署：“梁冠英的第三十二师由光山陡山河向南；刘茂恩的第六十四师以及我第六十五师由新集向南，齐头并进；彭振山的第三十师由麻城谢店向北；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由骑龙寺、福因河一线向西；以郭家河、檀树岗一带为主要目标，实行分进合击，尾追、清剿、堵截相结合，一举消灭红二十五军，彻底摧毁光山、黄安边界的匪区中心区域。同时，宋天才的七十五师在潢（川）麻（城）公路骑龙寺以南、以北沿线封锁公路，加紧防堵；万耀煌第十三师在七里坪、华家河、黄安地区防堵共菲杀回马枪；李敬明第三十一师在黄土岗、麻城、中馆驿、宋埠地区加紧”清剿“和防堵。总司令部暂移新集。只要我们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定能在两个月内完成围攻任务，不辜负委座对我们的期望！”
“是！”参加会议的各师、旅长同声回答说。
7月1日。新集以南太平寨。
太平寨地处深山中的盆地，与外面大镇距离远，接触少，是革命老区，群山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中共鄂豫皖省委就设在这里。
“我们今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具有特殊意义。”省委书记沈泽民高声说，“六年前的今天，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暴发的日子，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我们要以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新的围攻，早日实现夺取中心城镇的大反攻。下边由邵达夫同志传达中央指示。”
邵达夫由中共鄂豫皖省委派往上海中央局请示工作刚回来。他口头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33年3月15日《给鄂豫皖苏区党委的信》（文件迟至8月2日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认为：目前最大的危险——绝不限于鄂豫皖苏区的党，是固执于保守的游击战与正式战的方法，用我们集中的力量来和敌人作战。……根据目前全国的形势及鄂豫皖的具体条件，中央认为摆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抓住目前的顺利环境，集中我们的军事的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彻底消灭这一苏区内部敌人，将这苏区完全找成一片，夺取与巩固过去失去的主要阵地，恢复与开展这一苏区的苏维埃以及党与群众的工作，以便进而恢复和联结豫（东）南、皖西产的整个苏区。……省委应立刻定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作战计划……应当用一落千丈切力量夺回原有的阵地……为防御苏区，必须尽其最大的最好的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中共鄂豫皖省委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七里坪战役失败的教训和严惩后果，在听了邵达夫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后，省委更加坚持原来对形势所持的错误看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会议通过了《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和《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省委认为：现在由于大举反攻胜利的结果，中心苏区已有相当的巩固“，（1933年7月5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鄂豫皖苏区所处的是非常顺利的客观形势。“（1933年7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保障秋收是鄂豫皖党和苏维埃与红军唯一的任务，忽视了这个任务就是等于放弃了巩固中心苏区与整个恢复鄂豫皖苏区全部的任务“。（1933年7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我们要为解决苏区的粮食困难和完全保障秋收，要执行全体群众的武装动员，在红二十五军全力领导之下，大举向敌人反攻，来争取新的胜利“；（1933年7月5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决定要在苏区内大大建筑工事，动员群众武装来把守，抵抗敌人的一切进攻，还要大大动员使用刀矛原始武器对外。（1933年7月5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
这次会议关于对全体群众的武装动员，解决粮食困难，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的决定和措施，对第五次反围攻斗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会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采取了内线单纯防御的错误作战方针，因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攻初期斗争——中心区域保卫战的接连失败。
从7月17日鄂东北中心区域保卫战开始以后，省委错误地提出“与土地共存亡”的口号，红二十五军时而在白区筹粮，时而在内线作战，筹粮不济、作战失利。结果，不但中心区没有守住，而且部队减员达一千五百余人。这就迫使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暂时到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休整。
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游击司令吴保才和红八十二师师程启波等领导下，广大党政军民，执行正确的方针，使皖西北苏区得以保存。当时，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仍有汤家汇、南溪、双河山等重要集镇，方圆百余里，地方党政组织比较健全，部队武器弹药、粮秣、服装比较充足，群众情绪稳定。9月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南溪，和红八十二师会合后，部队进行了短暂休整。
在省委“与土地共存亡”的号召下，继续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作正面抵抗，虽然艰苦奋战，给敌人以杀伤，但未能制止敌人的攻势，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应付的不利境地。9月23日，红军主力被迫南撤，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也遭受失败，红二十五军减员至三千余人。省委决定留红八十二师在皖西北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立即返回鄂东北。
10月2日黎明前，红二十五军由黄土岗至四道河之间强行通过公路，遭敌人猛烈火力阴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戴季英率第七十五师大部和第七十四师一部共一千余人，突破封锁线，向鄂东北转移；徐海东副军长及后续部队被截断在路东。从此，红二十五军被分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个地区，第五次反围攻斗争进入更为艰难的时期。
鄂东北的红二十五军主力，仍推行省委的“与土地共存亡”和内线单纯防御作战的方针，到10月下旬，尽管全体军民英勇顽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但仍未能避免失败。期间第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图谋投敌被处决，第七十三师政委王少卿被俘叛变。至此，在鄂东北地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只剩下一千多人；党政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县、区干部只剩下几十人，党员只剩下二百多人；大批群众被屠杀，紫云寨地区原有万余人的三个乡只剩下老少百余人；物力、财力被摧毁殆尽，广大群众无衣、无食、无房。鄂东北地区革命战争面临着严重危机。
几万红军官兵和群众的性命换来了省委的清醒，使他们认识到了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左”倾错误和消极防御的错误策略方针。
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山里骄阳晒得头昏。部队一直在走路，滑好好休整过，吃住都不好。战士们的脚走烂了、头走昏了，眼走花了，走着走着，“扑通”一声，就有人倒在山路上了。还得走，为了保存实力，为了甩掉敌人，只有不停顿地走，咬着牙走，瘸着腿走，淌着血走。伤病员越来越多，因中暑伤亡的战士在不断增加。
有时碰上连阴雨。没有雨伞和雨衣，无止无休的雨点落在疲惫不堪的战士身上，给战士的行军又增加了几分难度。
阴雨的大别山中，一支红军在艰难地转移着。
“你怎么样？你病了吗？”徐海东关切地问身边一个走路很困难的小战士。
“报告军长！我没有病！”小战士见副军长过来问候他，他马上精神抖擞地行个军礼说。
“没有病？”徐海东微笑着用手摸一下小战士的额头，说，“呀！还没病，烧得烫手，你还瞒我！是得疟疾了吧？！”徐海东又严肃地说，“第一，有病不报告，应该批评；第二，骑上马，跟部队前进。”
小战士立即慌了神。心想：副军长没白天黑夜地工作，我怎么能骑他的马，而要他走路呢？连忙回答说：“首长，我接受您的批评，坚决执行命令，跟部队前进；这马吗，还是您骑着！”
徐海东耐心地解释说：“让你骑马，是革命的需要，不然，你就会掉队的。”
小战士争辩说：“军长您日夜操劳，走在前、睡在后。您骑马才弄虚作假的是革命的需要。我这小病，没问题，掉不了队！”
徐海东爽朗地一笑说：“不掉队了那好吧，咱俩先比一比走路，谁比输了，谁骑马。”
小战士心想：副军长常骑马，走路肯定不如我，自信地说：“一言为定！”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副军长和小战士的一场走路比赛开始了。“目标是前面路边那颗小树，谁先走到为赢。预备——开始！”警卫员口令一落，两人同时走了起来。
徐海东虽然腿受过四次伤，但仍能迈着稳健敏捷的步伐，快速向着目标走去。那个小战士咬紧牙关，使出全身解数，往前冲刺，可他双腿打颤，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艰难地移动着步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徐海东首先到达了终点。
“比赛结果，徐副军长领先！”警卫员高声宣布。
徐海东立刻返回来，温和地扶着生病的小战士说：“怎么样？服从命令，快上马吧！”
“我……”小战士惭愧地看着徐海东。
战士正在为难之时，徐海东不由分说双手一托，把他扶上了那匹高大的枣红马。小战士伏在马背上，望着徐海东慈祥的面容，止不住流下了热泪。
白天走，夜里走，徐海东铁一般的硬汉子，也被累垮了。十几天了，他不愿骑马，总是说：“把马让给伤病员，我能走！”
副军长的圆脸变成了长脸，瘦得肩骨支着单衣。在行军途中，他突然倒下去了。
警卫员把他扶起来，几个人一起努力，把他扶到一匹马上。徐海东在马上摇晃着，又掉下来。
徐海东连马都骑不稳了。
警卫连长强制把徐海东放在担架上，抬起来就走。
“放下我，让我自己下来走！部队行进太难了，我还要你们抬着。放下我，我能走！”说着吐了几口血。他在担架上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又昏迷不醒了。
警卫员一摸额头，烫得吓人。
部队又无医生又无药。
警卫员只好不断地用冷毛巾给他敷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