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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海东说：“谢谢你们，你俩在这和我一起做窑工吧！等待时机，再闹革命？！”
“不。枪，交给你。从此我们洗手不干革命了，回家安分守已，种田度日子。”
徐海东一看他们主意已定，现在又不是时机，也就没再劝说。
“我这就剩两块光洋，给你们吧！好好种田，将来想干了，再来找我！”徐海东叮嘱说。
枪啊，枪，八支仅剩三支。这三支枪成了徐海东东山再起仅有的武器。
徐海东仍然是个“夜游人”。没几天，他就和陈定候、江竹青、张养民等几个一起闹革命的人联系上了。他们约定：不再藏头躲身，就在窑工和农民中开展工作。他们相信：只要能把周围的人都拢到革命一边，定能开拓出一条生路来。
三十七年后，徐海东回忆说：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会到没有枪杆子就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页。）
暴年关打游击 人赞徐老虎1928年腊月初的一个深夜。黄陂县城三十里外的一座破祠堂。
破祠堂坐落在山坡上。前两排房子破旧颓败，杂草丛生。最里一排房子，是个大厅。大厅屋顶上坐着两个人，在夜色里成了屋脊上翅起的“兽头”。大厅旁的小耳房里，窗户被蒙着，油灯下，黄陂县委正在研究重大行动方案。
寒风凛冽，夜霜沉落。耳房里四个人的心情激动万分。县委代理书记老王，脸白白的，留有分头，一绺头发耷拉下来，他用手朝上捋了捋，坚定地说：“现在全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去各地举行暴动，迎接这个高潮的到来。革命么，就是暴动，就是不失时机，发动群众，点起火把，冲进地主的庄园，打土豪、分田地、分财产、分粮食，消灭敌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暴动。就是暴动精神，这是不能怀疑的。”
“可是，暴动，现在条件成熟没有？我们现在的力量够不够？黄麻暴动成功了，都成立了革命政权，但敌人一来，迅速失败。”徐海东不善雄辩，皱着眉头，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质问。现在的徐海东，不是从前了，不但责任重了，县委委员、军事部长、夏店区区委书记、县里游击队队长，更重要的是，吸取黄麻暴动的教训，想问题、办事情更多地注意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了。
“海东同志，你是县委领导下的武装队伍的负责人，是军事部长，你可不能动摇、手软呀！暴动是党的决定，是党的指示，我父没有犹豫的余地。什么叫条件成熟？什么叫力量不够？条件不是靠我们创造的吗？！只有暴动，才能唤起千万民众；只有暴动，才能打出我们的天下；只有暴动，条件才会成熟；也只有暴动，办量才会壮大。没有暴动就没有革命，就永远没有人民的幸福！”
这位老王书记，实际上才二十多岁，比徐海东还年轻。他是个读书人，家庭虽是个中小地主，对革命事业却很激进、很坚定。
徐海东虽听说过马克思主义，但没读过马克思的书。他只觉得，现在这么做，不太适时，但又说谎不出道理来。他毕竟是个耿直而又负责的人，他问：“那暴动以后怎么样？”
“这是个幼稚的问题。还怎办？杀死土豪劣绅，杀尽贪官污吏，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政权。这不是很明白的事么！”
老王口才好，又易激动。白脸变成了红脸，两只眼睛闪闪发亮。
徐海东服了。他想，这是党的指示和决定，我不能有半点疑虑。我是个穷窑工，还会手软？对这些人，只有血战到底，决无罢手之说。他说，“党的决定，我徐海东坚决拥护，执行到底。”
“按上级党的指示办吧！”另外两名县委委员没有不同意见。
徐海东和同志们在当时情况下，还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党内“左”倾路线推行的盲动主义，错误地估计了处在低潮的革命形势，盲目行动最后必定以失败而告终。
县委会议形成决议：举行年关暴动；时间定在阴历腊月三十除夕夜；总指挥由徐海东担任；分配任务，分头准备。
腊月三十下午。吴家畈的吴家大院。
新年的喜庆气氛充满大院的每个角落。大人小孩穿红戴绿，贴对联挂彩灯，热闹非凡。更诱人的是鸡鸭鱼肉喷溢出的油香味，飘出几里。
吴安德老爷穿着皮袍，头顶瓜皮小帽，手里捧着黄铜水烟袋，两绺绅士胡又浓又重。正站在门楼口，指挥两漆工，重新粉刷门楼两边的对联。这是一幅木版镌字对联，斗大的十个金字分悬左右：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个漆工讨好地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好的刻字！”
“当然喽！”一句话提起了吴老爷的兴致，他得意地介绍说：“这十个字来历不凡呀！是五你时西蜀宫廷所悬，离散今已有千年了。为镌这幅对联，我特地请县城的一个有名的老举人，一个字一担谷的润笔，在这四乡，像这样的联版是独一份么！”
这时，大儿子走了过来。吴安德说：“都准备好了么？”
“准备好了！”大儿子恭敬地说，“鱼六十篓、肉六百斤、鸡鸭各六十只，六六大顺么！还有八把三万头大鞭。八大坛陈酒、八个大挂灯，三八下年要大发么！”
吴老爷儿孙满堂、踌躇满志，深吸一口水烟，说：“再仔细检查一下，全院一点杂草、土坷、石块都不要有，然后，准备放鞭炮，大摆家宴。我们今年要过个热热闹闹的除夕之夜。”
吴老爷背着手，准备进屋时，突然有一种不安袭来。
共产党屡杀不尽。“穷鬼”闹得诸多乡绅坐臣不宁。特别是那个“臭豆腐”徐海东，他领导游击队，走街窜巷，杀富济贫，简直是吃人的老虎……
想到这里，他打个寒颤，吩咐家丁说：“关好大门，装好子弹，你们五人五支枪，守住大院。否则，要你们的脑袋！”
与此同时。离吴家大院一里远的山凹里。
徐海东正在向参加暴动的游击队员们作动员。他说：“吴家大院是幢四进大院，青砖到底，瓦翅飞檐。第一进是家丁住的地方和粉坊油榨坊各一间，二三进是吴安德全家三十一口居住的地方，这里藏着金银首饰和衣服。最后一进是仓廪，满荡荡的谷子足有千担。除了银元留给游击队活动费外，其他都可平分。等吴家鞭炮一响，我们就出发。解决了吴家，我们再连续作战，准备解决十家，让大家过个好年！”
夜幕完全笼罩了吴家大院。胳膊粗的红烛一点，顿时，全院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全家老少坐在四张方桌上，酒菜已经上满了，吴安德在祖宗牌位前磕三个响头，发出命令：“放鞭！”
院子里的大鞭炸响，噼噼啪啪轰轰隆隆，立时那种好闻的硫磺飘进屋里，吴安德使劲地嗅着。
“啊啊啊！”的叫囔声和“唰唰唰”的脚步声随着鞭炮声钻进了吴老爷的耳畔。
“不对劲！”吴安德开始有些纳闷，随即如梦方醒命令到：“家丁！拿枪上墙！”
他丢掉了平日的绅士风度，仓皇冲进院子，指挥着五名武装家丁。
“打倒地主老财！”“杀尽土豪劣绅！”“权力归农会！”
呼吼声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近切。
家丁在墙头放了第一枪后，枪声大作。
院内乱成一团。
“爸，你快躲一下！”大儿子拉着吴安德的手臂说。
“躲？上哪躲去？家产怎么办？吴家大院已经被包围了。”吴安德不安地说。
两名家丁已从墙头上栽下，一命呜乎了，另三个家丁战栗着跳下墙，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吴安德老爷说：“老爷，不能再抵抗了，到处是人。火把都亮了一个畈子，我们跑不了。再开枪，我们都没命了。”
“哗啦！”大门被撞开了。
首先跑进一人，手臂上缠有红布条，头戴无檐礼帽，举着手枪，高喊：“活捉吴安德！”此人，就是徐海东。
吴安德还没反应过来，一见徐海东已进大门，本能地喊，“徐老虎来……”
话没说完，就晕倒了。
举着长枪、大刀长矛的游击队蜂拥而入。随后，潮水般的穷苦百姓、四乡农民，拿着箩筐，挟着布袋，嘴里呜哩哇啦高声喊着，粮食、麻油、年货、衣服、家俱，瞬间，一分而净。
下一个目标是黄家大湾的土豪黄家本。
火把明亮，灯光辉煌，照耀着漆黑的大别山。
徐海东带着二百多人的暴动队，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打土豪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老百姓纷纷加入。
“暴动！暴动！暴动！”队伍里的呼吼声，使得年关的火药味空前浓烈！
“革命！革命！革命！”火红的旗帜，如夜色里一抹拌动的热血！
黄家大湾火光冲天！
五家畈里枪声大作！
段家店锣鼓喧天！
……
年关暴动。徐海东率领游击队，所向披靡。一个夜晚解决了八个村庄，十个土豪，缴获十二支枪，筹集近五千块银元，参加群众达八百多人。
天亮了。
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平时威风凛凛的土豪们，被捆在一起，耷拉着脑袋，像一串断了脊梁的狗，被游击队员牵着四乡游街。
徐海东在夏店街举行的万人群众大会上慷慨陈辞：“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动！共产党就是暴动！只有暴动，工农才能当家作主，贫苦群众才能耕者有其田。革命成功之后，天下大同。那时，人们住高楼，吃鱼肉，日子美极了。为了那一落千丈天的到来，今天革命就要不怕牺牲。今天的暴动胜利，只是个开端，过两天打下黄陂县城就建立我们贫苦工农的新政权……”
大年初一下午。国民党军队驻黄陂团长家。
县城各路乡绅富豪、国民党县府官员、所有营连长正在向这位少校团长拜年。一派歌舞声升平、祥和的气氛。
“报……报告！大……大事不好啦！‘臭豆腐’又造反啦！”
突然，一个卫兵跌跌撞撞跑进来说。
屋里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一个个目瞪口呆。没等卫兵报告完具体情况。往日的“名人”丢掉了斯文，大声吵嚷起来：“又是这块‘臭豆腐’，有了他，搅得整个县都不得安宁！”
“不把他除掉，我们没有好日子过！”
“听说他可厉害啦！还吃人肉哩！他领着那些穷鬼，个个都是不要命的主儿！”
……
“别吵啦！我就不信，他是老虎不成？我这个正规团也不是吃素的！”团长不耐烦地吼道，“今天我们痛痛快快地过年，明天痛痛快快杀人！”
反动军队反扑过来。
处处火光，村村刑场，大别山一片血腥。
人民在哀嚎，人民在流血，徐海东的心被火烧着、眼里充满了血。
国民党军队在寻找徐海东的游击队。
徐海东跟踪偷袭国民党反动军队。
一次突然的遭遇，游击队和反动军队接上了火。猛烈的枪战之后，游击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徐海东只身带着七人，突出重围，转进大山的怀抱。
夜风飒飒，寒气逼人，万籁俱寂。
八个人脚步“唰唰”，直向李家冲。
李家冲有三个共产党员，这个村的群众基础很好，有百十人口，没有财主，打土豪时，这个村全村出动。
游击队不能离开群众，群众依赖游击队。
徐海东和七个战士站在村头呆了。
村头的老槐树已烧成枯枝，枝上吊着三具尸体。惨淡月光照在三个共产党员身上。三双瞪得大大的眼睛看着徐海东。似乎要说什么！面对敌人的屠杀，好同志，死不瞑目啊！
李家冲已被夷为平地，一片断墙残垣，几根没有烧尽的黑碳檩木直指苍天，像深夜的手指，在指责敌人的暴行。
村北边的空坪上，倒着全村的男女老幼。血已经凝固，血浸润着大别山的土地。
是敌人用机枪扫射的。七十岁的奶奶、十多岁的姑娘，还有二十多具年轻女人的尸体，下身都被脱光、轮奸，并被刺刀捅烂。
一个孩子被刺刀挑开了肚子，躺在女人的尸体边。
徐海东“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乡亲们的尸体堆前，胸中发出低吼：“父老乡亲，你们太惨了。我徐海东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八个人掩埋了群众的尸体，踏着晨光离开了李家冲。
第二天傍晚，天一黑，徐海东急切地回到徐家老窑。
自家的房顶被掀掉，墙被推倒，家俱被扔一地，院里院外，到处烟熏火燎，惨不忍睹。
双目失明的老母不见了！
瘦弱多病的妻子没有了！
哥哥嫂嫂侄儿侄女也不知去向！
徐海东冲出院子，又朝窑场跑去。
窑场的情景更令他触目惊心：几间茅棚烧的烧、拆的拆，被捣了个七零八乱；泥砖、泥坯、泥盒、泥罐、泥瓦、泥缸，通通被砸得衡里哗啦，破碎不堪。
这是徐家祖辈整整七代人的家业啊！靠着它，养活徐家的祖祖辈辈子子孙孙。可现在完了！全完了！
徐海东痛不欲生、泪如泉涌。他双膝跪在地上，将地上破瓦碎片一一拣起，捧在手里，像捧着一串破碎的珍宝。
“元清呀，你回来了？”同族的二叔呜咽着说。
徐海东没有回答他的话。过了许久，他深情地说：“二叔，我走了。我妈要是还活着，你见了，就把我的话告诉她，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我连累她了。要是她老人家已经不在了，你就想办法帮我……”徐海东泣不成声。
二叔还算个刚强的人，他拌动着干裂的嘴唇，嗡声嗡气地说：“你也不要过分难过。我们徐家已经死了六十多口子，这个仇只等以后你们去报了！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这窑场了！你快走吧！再也不要回来了，他们到处张贴布千，抓你，你赶快走吧！”说着，老人塞给徐海东一个扁扁的小酒瓶，“带着，路上用它驱驱寒吧！”
这一次告别故里后，徐海东再没回过徐家老窑。
暴动总指挥徐海东，再次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他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儿戏，暴动不是闹着玩的；革命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住枪杆子；打游击是个好办法。
1929年春。黄陂县木兰山。
“木兰山”，这座和巾帼英雄花木兰同名的山，以它那茂密的丛林，保护着劳苦大众的英雄好汉。它是大别山区贫民百姓的骄傲，是鄂豫皖工农红军的摇篮，是徐海东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所学校。
在一个春雨方晴的下午，吴光浩和徐海东两位暴动首领在木兰山重逢了。
当徐海东自我介绍说：“吴总指挥，我是黄陂的徐海东。”吴光浩惊呆了，心想，黄麻起义时，他一身蓝布短打，挎着短枪，精神拌擞的；如今除了虎灵灵的眼睛和酒窝没变外，穿着件补丁的棉袄，头发长长的，脸瘦瘦的。半开玩笑说：“你科像个讨饭的！”
“我们都是为穷人‘讨饭’么！你也变了许多，又瘦又黑，脸上多了些麻点。”徐海东说。
“这样好呀！这样，地主老财才会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