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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与王会悟小姐由爱而婚，在渔阳里二号客厅里举行了新式的简单的婚礼。操办婚宴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李达和王小姐的新房也就成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所在地。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不是陈公博论文附录中所附的两篇宣言。那两篇，一篇是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另一篇是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这篇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过。它的中文稿原件，迄今不知下落。一九五六年，当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移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内中存有这篇宣言的中文稿。但这一中文稿不是原件，是根据英译稿还原译成的。英译者为“Chang”，亦即“张”（也可译成“章”、“常”、“昌”、“长”等）。这位姓“张”的译者，曾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前面加了一段说明，全文如下：译者的说明：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Ｃｈａｎｇ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这个“Ｃｈａｎｇ”，要么是张太雷，要么是张国焘，因为在出席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中，只有两“张”。这两人的英语都不错。不过，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分析，由于张太雷“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因此由张太雷译出的可能性更大些。至于原先的中文稿，是由谁译成英文，已很难查考。很可能是陈独秀写出《中国共产党宣言》之后，由李汉俊译成英文，交给维经斯基，而维经斯基把英文稿带到了苏俄。当然，这只是“可能”罢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篇重要历史文献。现据“张”的中译稿，摘录于下：第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指出——“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第二部分是“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部分是“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那么气势宏伟、文采飞扬，但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明白。这篇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写下的宣言，其中的原则迄今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奉。
有了如此明确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已为时不远了。
《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拟就，把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确定下来。建党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以上海为中心，跟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
生中的共产主义者们联络着，商量着……
第四部分：初创穿梭于京沪之间的“特殊学生”张国焘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第一个热烈地作出响应的是北京的李大钊……一九二○年七月中旬，一位来自北京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敲响了上海渔阳里二号黑漆的大门。他一见到陈独秀便连声喊“陈教授”。他在陈独秀这里住了下来。此人是北京大学极其活跃的学生。虽然他是理科学生，如今却已是以政治为职业了。他穿梭于京沪之间：一九一九年六月，当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时，他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住了一个来月。一九一九年底，为了躲避警察搜捕，他从北京逃到上海，与张东荪、戴季陶、汪精卫、胡汉民过从甚密，直至一九二○年五月才返回北京。隔了两个来月，这一回他又来上海——正值暑假，而北京的局势又日渐吃紧。
这位活跃分子，便是张国焘，字凯音，又名张特立。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出生在江西萍乡。他的家，如他自己所说，是“地主乡绅之家”。张国焘的父亲当过浙江省象山县知事，算是一县之“父母官”。在中学时，张国焘便喜欢英语和自然科学。一九一六年十月，这位“江西老表”来到北京，一举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起初，他埋头于数理化，不闻窗外事。自从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那一期又一期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新青年》，叩响了他的心扉。他开始思索和关注国家的命运。北大，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身处在这中心之中，受到新思潮的启蒙。
李大钊深刻地影响了他。如他自己所述，“由于他（李大钊）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与〔于〕社会主义的兴趣”。与此同时，他“与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频繁。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张国焘崭露头角。“五四”前夕——五月三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张国焘和许德珩等上台慷慨发言。五月四日，张国焘是游行队伍中的活跃人物。
他擅长社交，联络各界人士。这样，他也就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这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点。依然是李大钊，给了他莫大的影响。他晚年所著《我的回忆》，自一九六六年起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内中这么写及李大钊：“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意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的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除舍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在李大钊的影响之下，张国焘投身到革命活动之中。如他自己所言，他成了一个“特殊学生”：“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这位“特殊学生”，来来往往于京沪之间。当陈独秀仓促从北京逃往上海，借住于亚东图书馆里，正在上海的他便“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时隔五个来月，这一回，当他与陈独秀同住渔阳里二号，他发觉陈独秀的思想跃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引者注：指陈独秀）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是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时，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陈独秀向张国焘透露，“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就不得而知”。
在陈独秀那里住了一个来月，张国焘忽地发觉，“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缘故”。
张国焘从七月中旬来到上海渔阳里二号，至八月底离去，这一段时间正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成立的时候。暑假结束，当张国焘在八月底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
第四部分：初创“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张国焘走了才十多天，又一个来自北京大学的小伙子来敲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门。
此人也姓张，也是从李大钊身边来。他比李大钊小六岁，比张国焘大两岁，本名张崧年，号申甫。后来，便以张申府为名。他是河北献县人。当陈独秀对党的名字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定不下来时，写信到北京，就是写给这位张申府的。
张申府原是北京大学学生，此时已是北京大学讲师。暑假已经结束，正是开学之初，张申府为什么从京来沪呢？原来，罗素来华，竟是他“鼓吹”请来的，此行为了来沪迎接罗素。张申府是学数学的，却又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罗素正是这样。张申府向梁启超“鼓吹”罗素，那时梁启超当财政部长，筹了一笔钱，把“世界名人”罗素请来了。罗素要从英国前来上海，自然，张申府要从北京来沪迎接他。张申府在陈独秀那里住了十几天。他是这样回忆的：“在上海时，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
“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引者注：即李大钊）。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这时刘清扬回到了北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一九一九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会议。一九二○年七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