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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还略施小计，比如这个讲，跟另一个说，下回就是你，或者是，你说得好，最后再说。
幼儿园阿姨被我的耐心打动，说，你真用心，然后告诉我：孩子们的注意力最多集中5分钟，要是发吃的，还能坚持5分钟。
那10分钟以后呢？
阿姨的回答斩钉截铁，神仙也没用。
见我一脸难色，丛鹏就忙着开动脑筋。他一拍大腿，有了，吃的咱先不发，告诉孩子们录完像再发。再买些玩具，摆在现场，不发言的人可以先玩玩具。
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六·一”节，孩子们说自己的心愿。暗含的意义是再小的孩子也需要理解和沟通。
录像那天，孩子们一进场，山呼海啸。毛绒玩具被抢了个精光，两分钟后，馅都被掏出来了。我心说，姓崔的，这回看你怎么收拾。
阿姨说对了，5分钟以后天大乱。孩子们想说就说，想走就走，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嚎陶大哭，还有一位直接挤进我的沙发，什么话没有，只管用鞋蹬我的后背。
丛鹏的倔犟一手酿造了这场“闹剧”。当时我无计可施便横下一条心，咱也倔犟一把。于是，强打精神，挂着笑脸，支应着全场。终于熬到和观众说再见了，没有一次节目感到这样漫长。下来一打听，还不到50分钟。看着情绪低落的丛鹏，我说，节目就叫《童言无忌》吧！为了这场混乱找找辙，也宽慰一下丛鹏。
5月31日，《童吉无忌》播出。
异常强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观众争相打电话说，从没见过孩子们在电视上这样自由自在，要是所有的儿童节目部这样就好了。一个观众更是直言不讳，看见你在孩子们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开心死了。怎么，真的没人在意我们的节目理念吗？
我再回头去看素材，看看孩子们怎么和我对答如流的。
“你‘六·一’节准备去哪儿？”
“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六·一’节玩儿”
“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打架。”
“你爸爸有什么优点？”
“他不怎么爱下棋。”
正是这不着边际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童心童趣，看到孩子们的天然去雕饰。
童心不老（10）
丛鹏很平静，写了篇文章算是总结：《童言无忌》是一次试图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儿童自在状态的努力，由于在操作中缺乏对这样一种电视谈话样式规律的足够把握，我们把自己推向了自在与操作之间监介境地。如何面对这种监介也是《实话实说》的一个基本课题。《实话实说》的工作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克隆”。它试图以谈话的方式“克隆”人们的生存状态。电视本身是一种高度操作性的媒体，而我们力图表现的是一种人的自在，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某些不易调和的东西。理念可以顿悟，手段只能渐进，完成这种调和需要把握大量规律性的东西，形成高度缜密、有效的操作程序，并且不能够因此肖磨了活力。这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其乐无穷！
和孩子打交道多的人，都有一颗不老的童心。
我总是说，中央台最快乐的人鞠萍，脸上总是挂着孩子般烂的笑容。
一天她见我忧心忡忡，打趣地问，小崔哥哥，有什么不开心吗？
我不知从何说起，一声叹息。
她问：“你以前上班骑自行车吧？”
我说：“骑，刮沙尘都骑。”
“挣的钱也没现在多吧？”
“当然。”
鞠萍笑着，一脸的阳光：“好日子过着，还有什么不快乐呢？”
几句话，我感到轻松。
人啊，该多和孩子在一起。下班回家，女儿缠着我要吃一块饼干，拿到饼干，小口吃着，她心满意足。高兴地操起笔，刷刷刷，画了一幅鱼头和鱼刺，毕加索风格。算是对我的回报。
看着有趣的画，我想到节目，现场表面看上去像条自由自在的鱼，其实，全仗着一根鱼刺串联有方，策划是多么重要啊！
如果你看到我每天笑意写在脸上，不要以为是无优无虑。是因为我想通了，天塌下来，有鞠萍姐姐顶着呢！
1999年初，—个叫张穆然的15岁的小姑娘患了癌症，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她和一般癌症病人不同的是特别爱笑，每次去化疗，都像是去旅游一样，背着书包，自己去医院。
她的父母是插队知青，去的是陕西，穆然出生时，家境不好，所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穆然像个英雄一祥漠视自己的病痛，她鼓励别人勇敢起来，帮看病房出黑板报，病房里总能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
或许此类事情多了，刚看到报道，我并末在意。
几天以后，穆然接受了《第二起跑线》的采访。主持人贺斌连夜给我打电话说，小姑娘快不行了，想和你一起主持一回《实话实说》，你应该帮她圆梦。
我立即答应了，叫上策划丛鹏和钱韵梅一起着手准备。
小穆然时的心愿透着孩子气，想见一回她喜欢的两个歌星和3个小品演员，电话打过去，除了赵本山，其他人都谢绝参加，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们准备接通越洋电话，让小穆然采访桑兰。
我还请来了同事敬一丹、方宏进、白岩松、水均益、贺斌。为了小穆然，他们放下手里繁忙的工作，来到平时难得聚在一起的录制现场，尽自己爱心满足小穆然最后的愿望。
录像的前一天，晚上11点了，丛鹏打来电话，声音低沉，穆然病情加重，送进肿瘤医院抢救。
我在急救室里第一次见到穆然，小姑娘真漂亮，虽然没了一头秀发。
医生说，很危险，最坏的可能是过不了明天。
丛鹏和小钱说，还录吗？
我说，录吧，咱们都答应小孩子了。
感受坚强（11）
第二天的录像现场气氛凝重，大家谈得很动情。小白现虽说法，讲自己战胜失眠的经历；方宏进的父母此时也正与癌症抗争，他希望他的感受能帮助小穆然；水均益承担了采访桑兰的任务。桑兰说，我知道，穆然遇到的困难比我大，也比我坚强。敬一丹推荐了《相约星期二》这本书，临终前的美国老人莫里说，除了恐惧，还有另一种面对死亡的心情。
医生来到现场，穆然的同学和老师也来到现场。
小乐队一遍遍地演奏穆然喜欢的曲子《荆棘鸟》。
录完节目，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穆然。
穆然醒着，看上去精神不错，看见突然来到病房的我们，穆然又吃惊又高兴，眼晴瞪得大大的。
记者闻讯而来，满屋的闪光灯对准了穆然和我们。
大家都觉得不安，从病房退了出来。
第二天，穆然看到我们为她编辑的《实话实说》“的录像。为了不让她伤心，我们放了几段轻松的画面。那天大家心情沉重，但是面对穆然，却努力克制着自己。
晚上，忽然盲人告诉我，北京一家报纸刊登一张我和穆然握手的大照片，我连忙打电话到报社，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们怎么能在一个即将结束年轻生命的孩子身上捞一把呢？可报社不同意，双方相持到凌晨3点。最后，由于我们执意坚持，报社才把照片裁成一半。第二天刊登出的是穆然的笑容。这多好啊，我们感谢报社的理解。
1月16日清晨，小穆然走了。
1月17日，《实话实说》播出了特为穆然作的节目《感受坚强》。
也许这个节目的客观效果是这几个名人很有人情味，虽然洲门是想让大家感受穆然的乐观和刚强。我们如果这时有捞一把的念头，仅仅有这个念头，都是可耻的。可在闪光灯的光照下，谁又能说自己没有一点变形呢？
白岩松心很细，他后来告诉我，那天我们去穆然病房的时候，她旁边床上躺着一个同样身患癌症的小姑娘，我们忽略了，没有去慰问她。
《感受坚强》播出后，打动了许多人。
很多成年人因穆然的坚强，勇敢地去直面困难和挫折。
当然，人性的善良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主任趁机拓展自己的市场。
“假如穆然的父母亲和我认识，并为她购买了《重大疾病保险》那么，当不幸发生在小穆然身上时，至少保险公司会在她最需要经济援助时，得到公司的理赔款……”
“试想，一年交保费4710元，就可得到30万元的重大疾病赔付……”
“希望和您交个朋友，并希望你能为自己及家人考虑一下，有关保险保障一事，如果贵台同仁有想了解保险的，请您帮忙把我介绍给他。”
我不想交这么个朋友。
孩子该是什么样？这样，还是那样？
这是一个问题。
孩子就是孩子，天真、纯洁、幻想，是孩子的天性。
敬一丹和女儿平等徊待，我亲眼见过她的女儿王尔睛当众顶撞她，敬一丹笑笑而已。敬一丹的宽容上王尔睛格外自信，小学就开始独立思考，到了中学更是无拘无束、自强自立。一次她参加《实说实说》录像，高低觉得不顺耳。一出门就和敬一丹探讨，这节目能播吗？后来果然这个节目不让播。
1998年，我们制作了—期节目叫《演戏的孩子》。
蒋小涵、金铭、关凌、宫傲4个小童星一起来到了现场。
猝不及防（12）
孩子们真是实话实说。宫傲仗着地盘熟，不怯场，大大方方地仰靠在沙发上。谁叫他是孩子呢，不随便就不是孩子了。蒋小涵不客气地批评了孩子当中风行的嫉妒心理。节目播出后，两个人为此吃了苦头。
蒋小涵上学成了难题，宫傲的几个演艺合同都被毁了约。两个孩子的母亲都给我打电话，质问社会为什么承受力如此脆弱？我听得出她们言外之意对我有些抱怨，一期节目，耽误了两个孩子的前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自我宽慰的理由是，就算我扔下两个障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磨炼一下他们吧。
2000年的“六·一”又到了，这回不用我们操心，青少中心力邀我们加盟全天的直播节目。这回策划由海啸、虎迪提担当，说来两位都具备资格———每人都有个宝贝女儿。节目定名为《假如我是爸爸妈妈》。这次挑的孩子大了一点，个个能说会道，与其说是我在主持，不如说我在做陪衬。一个来自浙江的11岁的孩子吴导着实让来宾大为惊讶，他趴在座位上仅用了几分钟赋诗一首：在演播室我坐在台上看着大家的笑听着大家的一切只有灯光主持人讲着这传播在空气中的故事在这里我讲的话是自己的过去在拿着话筒说时我在想着未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1岁孩子的即兴之作。
我说了很多夸奖的话，表达我的惊喜。吴导记在心上，回家后寄了一本诗集，作者是自己，书名为《喜欢长大的世界》。晚上，躺在床上，我翻着诗集，被有趣的诗句感动。“小鸟爱大树的强壮大树爱小鸟的自由”“从上游到下游桥是最近最快的语言”“拐杖是老人的一只脚它支撑起老人的年龄”和孩子打交道时，我提心吊胆。他们的聪慧总是自然流露，常使人猝不及防。大人们小心翼翼地修饰着自己，稍不注意就会在孩子的法眼前露怯，我亲眼目睹一位专家被孩子们的问题问得东倒西歪，诸如地球有多重，眼睛那么小为什么看的东西那么大，猫和狗谁最不喜欢羊等等。在21世纪，没有文化的父亲将是世界上最苦的行当。
1986年的夏天，全国的盲童代表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报到时，主办单位点名，广播电台的来了没有？在我回答的同时，一个男孩顺着声音摸了过来，看上去八九岁，一口的天津话。盲童杨雪元说，我想去你们电台吹笛子。我说为什么？他没回答，又回问了我一个问题：是不是在电台听收音机声音最大？我们笑了，盲孩子们单纯得可爱。我们是指，我、郭林雄、张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3个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很丰富，没开什么会议，每天安排孩子们用脚和手去参观。他们去摸了长城，他们去摸了大会堂和纪念碑。在纪念碑前，孩子们的身形就像一座雕塑，《中国日报》记者郭建设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经典的画面。
感人至深（13）
进大会堂时，工作人员还沉着脸向带队人宣布纪律，不准上主席台。就在这时，孩子们簇拥着摸了进来，一名工作人员、一名中年女性，一扭脸就被打动了。她退到一边，让孩子们摸上了主席台。孩子们摸到了主席、总理的位置，一下子坐了上去。另外两个孩子高兴了，在台上翻起跟头。连红旗下都站着孩子，撩起红旗往自己脸上贴，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在擦泪。
在这之前，张浩采访过北京残疾人运动会。他说，和他们打交道，总有些感觉让你意外。组委会一位无臂的朋友边走边接受采访，他忽然停下来对张浩说，劳驾您帮我提上鞋。
刚刚建成的密云国际游乐场全天为孩子们免费开放。坐过山车的时候，我挤了上去，一圈下来，我觉得天旋地转，回头一看，孩子们没有下来的意思。一口气，每人又转了3圈。孩子们用尖叫声表示他们内心的幸福和满足。我想，对他们来说，世界永远不会旋转，也许，世界真该是盲孩子们感受的这样。
孩子们吃盒饭，菜和饭分得不像我们那样清楚。所以有时连吃几口饭，有时又连吃几口菜。吃饱了，同样心满意足。也许，饭就该是这样吃法。
熟悉了，一个孩子悄悄告诉我，他不是生下来就看不见，他看过世界。他对我说，他见过树，树是绿的。
郭林雄回到宿舍连夜写了稿子，他说最喜欢盲童夏令营的徽章，上面用盲文写着两个字，从左到右是，我爱，从右到左是，爱我。
我已经想不起来怎样认识了司德林。
司德林双腿残疾，街道的团支部抬着他的轮椅逛故宫，他的想法是台阶太多，应该拆掉。
他并不感谢别人的照顾，这让我们难以理解。
直到我去了一次美国，才对司德林有设身处地的感受。
在美国，我发现残疾人很多。经人指点，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发达国家用金钱为残疾人铺就了一条条自由自在的通道，使他们无须任何人扶助，轻而易举地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有良好的条件在社会上走动，也就难怪看到的残疾人多了。
我们不行，财力不够。建好的盲道还因为被随意侵占而有名无实。有时候我们这些健全人参与社会都学得处处不方便，更何况残疾人。
健全人如果都难保有健全的心灵，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哪有多余的爱抚慰别人。
所以，我们有时会觉得司德林们不正常，那是因为他们的肢体残缺。但他们心灵却是健全的，依然可以洞察秋毫。
虽然我们诚心帮助，希望给他们以扶助，但是，谁喜欢拐杖？
我们真想帮他们，就该铺几条他们能随意行走的路，开几辆他们能随意上下的公共汽车。
我去西城培智中心学校采访，遇见了年轻的音乐老师关健。
关老师科班毕业后，可以去歌舞团，但是她到了这个学校教孩子们音乐。
关健老师第一堂课就与众不同。她告诉孩子们站在门外，听到音乐，就可以神气地走进来。然后她轻盈地敲打着黑白的琴键，《运动员进行曲》从她指缝里流出。
这时孩子们进来了，挤成一团，桌椅乒乓乱响，他们对音乐没任何感觉，他们不懂什么叫节奏。关健说，我一下就傻了。
目前，中国14岁以下的智力残疾者，大约有54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