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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团争夺勤工俭学学生和普通工人，争取他们站在自己一边。显然，青年党深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该党党纲宣称，只有建立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邓的文章对此予以全然驳斥，并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猛烈而又严厉的鞭答。青年党的成员都是国家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章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读者无法从中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同他人有力地辩论理论问题。
邓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团组织的母体，领导团的所有工作，虽然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都设有分支部，但其组织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只有几十名成员。不过，她管理得很出色。她的安全防卫工作做得腹好。法国警察一直没有发现过她的任何机密文件。1925年警方进行了全力搜查，但依然一无所获。她同上海党中央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之间的通讯联系虽然很慢，但相当可靠。并且她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撑其制作和散发大量宣传品。到1993年，邓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六十九年了，这几乎可以断定，他是目前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
1925年初，邓小平从巴黎去了里昂。党派池到那里去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④在二十岁这个年纪，他便被赋予独立的政治领导权。他在领导劳工运动的工作中可能曾回过克鲁梭。因为那里仍有几百名中国工人，与巴黎相比，那里距里昂更近一些。另外，他还可能到圣艾提尼附近的圣夏门巡视过，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工人。他自己则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做工。
邓在里昂呆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回到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花名册上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回巴黎的原因，尽管在任何法国或中国的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由于几个星期以前，约一百五十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人约五十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党和团需要他的领导。
这么多人集体离开法国，主要是左翼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事件的激烈反应造成的：上海英国租界的警察同学生及大批示威者发生冲突，至少有十二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罢工者，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六名学生。
在巴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委员会从如此普遍的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向中国公使馆发动攻击。这个行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冲进公使馆，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迫令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但当初并未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对警察的作法进行了抨击。警察因此被迫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六十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四人进行申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他们还决定，以后要严密注视所有留在法国的那些激进学生的行动，同时设法打入其组织。
这意味着邓一回到巴黎，即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从1925年下半年法国警方监视他的报告来看，邓小平重返巴黎有两项主要任务：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党的总支部的领导体系，设法维系党团继续进行活动。他还出席了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个会议，有时还在会上演讲。同时他自己还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厂做工，这看起来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同这里的几百名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在该工厂工作的许多工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警方的记录还指出，邓和另外三人，其中一名共产党人，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士，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其中一份密报说，这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⑤。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样怀疑是有道理的。说邓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这些领导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政治暗杀部不是他们这个党所赞成的做法。被指责策划暗杀的这几个人（包括邓）绝对懂得，他们当时正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这个指责好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名誉。
l926年1月3日，邓在成立于夏季的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⑥，以打击帝国（根据原文译出——译注）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蝶，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居室，1月8日清晨，他们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与另外两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当警察进入邓的房间时，邓实际上已经踏上了去莫斯科的旅途。他早已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圣诞节前，他在雷诺厂预先通知了他的雇主，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逃脱逮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的日子正是搜捕的前一天。警察的搜捕行动落空了，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发出了一个驱逐令。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⑦，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时是一位爱国青年，对国家的状况感到忧虑，渴望获得工业技能，寻求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强盛。但按照他的官方传记中所言，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⑧。当他离开法兰西时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背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名革命家，他已经在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然后担任过杂志的编辑、中国学生和工人中的宣传员，党的支部（虽然很小）的首脑。他还学会了怎样适应在警察的监视下和在政敌中间工作。十五个月后，当池回国投身于中国革命政治活动的洪流中时，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究竟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法国岁月留给他的经验使他不赞成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林彪的大中国主义。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抱有极大的兴趣。他同时还显示出他很重视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没有希望很快发展起来。
除此之外，国外的生活对邓小平的影响并不大。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时，他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读法文，至少是能很好他讲法语。但还没有证据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文学、艺术很感兴趣，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讲求实际的人，对法国的工程学和建筑学感兴趣。无论在法国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的档案里，还是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关于邓有法国朋友的记载。一些勤工俭学学生，或者通过在夜校浏览共产党人的《人道报》，或者通过住在私人家里，或者通过在学校同老师谈论政治等等方式，逐渐认识了一些法国人。邓好像不是这祥。
无论置身何处，邓的性格在十六岁和二十一岁之间应该已经形成了。但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如此年轻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于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就不会在如此年轻时就具备了这样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两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这个男孩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见照片1）⑨；第二张，即贴在雷诺广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⑩。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3页。
②同上书，第3－4页。
③《华盛顿邮报》1980年8月31日。
④《邓小平传略》第4页。
⑤巴曼·杜勒斯：《在法国的日子》第31页。
⑥诺拉·亚：《邓小平：法国岁月》第702页。
⑦同上书，第704页。
⑧《邓小平传略》第4页。
⑨《邓小平画册》第57页。
⑩弗朗兹：《邓小平》第56页。
第三章 军阀和布尔什维克
1926—1927年
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领地数量继续增加，几乎扩展到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发展至数以百计。各个军阀的外貌与个性差异很大，但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均统率着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并有着自己的地盘。较大的军阀分成三个同盟或派系，他们通过阴谋手段，有时通过武力以获得更多的地盘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未管辖任何土地，但它却拥有着即使是最大的军阀也不具有的资格：按照1912年共和国临时宪法规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由这两项属性所产生的功能：有权向国内和国外借债。因此对军阀来说，如果能支配总统和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背景是出于对1911－1912年革命失败和由此产生的后果的愤怒：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另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外国列强继续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的愤慨。当时世界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使中国连番受到羞辱，甚至演变成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过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第三个原因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获得掌握国家命运的权利，中国必须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此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目标比过去的更大激进、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又对其作了较明确的反帝和集体主义的解释。革命运动的一致目标是消灭军阀，建立强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的各种特权。
新的革命运动在其成分和组织形式上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运动包括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新运动则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废弃的房（此处有误，中共“一大”召开会址当时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住宅。－译注）屋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会议的有六个来自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数非常少，只有几百人，但已开始称自己为“具有战斗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①，并且设有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和支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及其领导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报告，并接受来自该组织的指示。参与这一运动的另一个更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向莫斯科方面倾斜，并向苏联请教有关政治和组织问题。在1923年秋天，具有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抵达广州，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对该党进行了改组。因此，从1924年起，这场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组成，每个党都有其下属或联合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许共产党去影响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改造该党；弊是她也使国民党知道了谁是共产党以及他们在做什么。这种作法是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
孙中山和过去一样，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的话，那这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变革。旧的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分依赖反复无常的军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军阀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打败军阀。在鲍罗廷的鼓励下，孙中山转而请求苏联给予帮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抵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他在中国化名加伦，跟随他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军官。同月，首批苏联武器装备用快艇从黑海的敖得萨港运达广州。
在加伦一行到达前的五个月，一所军事院校已在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孙中山任命了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坚决支持孙反对袁世凯并受过日本军校训练的军官。为了加强军事纪律和礼仪细节，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工作，到该年年底共培训了两期军官，每期五百人。在这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内部分裂成几派：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致力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左派主张社会改革，但不赞成革命；中间派是爱国者；右派是社会保守者。对这几派，当时蒋没有表现出政治倾向。他与加伦一起友好工作，并在1925年准备送他的儿子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
1925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参加军阀召集的一个所谓的“国家重建会议”。当时北京控制在军阀手中。在那里孙死于肝癌，享年五十九岁。从2月到5月，蒋介石赢得了战胜以广州附近为基地的军阀的一系列胜利。到这一时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壮大。进入1925年时，共产党只有一干多人，到该年底已拥有大约一万名党员，她的青年团也有大约一方多名团员。而在6月，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这给革命运动制造了严重紧张的局势，也对未来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把蒋介石卷入了政治。蒋介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谋杀案。这个委员会没有发现是什么组织或个人对廖下了毒手，但却发现国民竞右派正在密谋，企图除掉所有赞成听从苏联意见的和支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这导致了广州的政治天平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支配了会议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已知的或受到怀疑的右翼阴谋家被驱逐出广州，或进入北方的军阀地盘，或用带有诗意的说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蒋对此事未表示公开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