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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转身走开了。我不得不把这作为他对我的答复。我很遗憾不能参加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也理解老头子不想在比赛的那天让自己的球员离开。但我不懂的是，为什么我只问了一句，他就做出这么激烈的反应呢？现在结束与老头子的关系是我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然而我无需这么做，因为老头子和我继续在进行冷战。这是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上最难熬的3个月，老头子对我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视而不见。我也越来越压抑。
不论是在训练还是在家里，我都觉得自己似乎躲进了一个壳里。他忽视我，而我也在忽视他以及任何事情。很显然，我对加利、维多利亚和托尼提起过所发生的事情，但我真的找不到曼联会有谁来为我和教练之间的事情进行调解。布莱恩·基德、史蒂夫·麦克拉伦，还是埃利克·哈里森，或者其他队员？我真的希望找到一个人能够理解发生的一切，并且对我提出合适的建议。新来的卡洛斯·奎罗斯，也是一个有名的训练指导，他应该没有问题。但也许是因为语言障碍或者他本身也是一个名教练的原因吧，我始终觉得跟他谈话不是很舒服。而奎罗斯本人似乎也没有这个意思。老头子他本人呢，很明显，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在曼联的生涯里，我第一次觉得找不到一个可以求助的人。
前面我提到过，对于我父母的离婚，我感到很难接受。他们离婚之前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过，突然之间他们的关系就走到头而离婚了。我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任何离婚家庭的孩子也许都能体会我的这种迷茫的感受。
特别是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更感觉到一切都变了。在过去，我总是第一个想找爸爸诉说老特拉福德球场上发生的一切，而现在他自己也处于失落和压力之中，我又怎么能给他增添烦恼，向他讨询意见呢？我的妈妈跟维多利亚的妈妈一样，是世界上最能照顾好小孩的那种人。在曼联的任何时刻，我妈妈都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
我一直都知道爸爸妈妈在支持着我。但是，就足球而言，妈妈只能给我支持，而爸爸才能给我提供建议。现在，妈妈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和教练之间的冷战如何地让我寝食难安，又如何伤害到她的儿媳和外孙。妈妈决定为我做些什么，而且不让我知道。
在英格兰足总杯中，我们和西汉姆队比赛的那天，我妈妈电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观看比赛。第一次，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影响到我的比赛。我们以6比0获胜，但是这并没有让我为之高兴。比赛到中间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老头子把我换下了场。
我记得我被换下来以后，就迅速地离开了。当我和维多利亚一起坐在车里的时候，我真的想哭。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的软弱无力，我坐在那里，终于泪如泉涌，我哽咽着克制住自己的眼泪。过了一会儿，妈妈也离开了老特拉福德球场，她和乔安妮开车直接回了伦敦。她在车里打电话给我说道：“我去见过他了。”
“见过谁了？”
妈妈没有说话，但我一下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我愤怒起来。妈妈自作主张地去见老头子，在我看来，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妈妈解释说她不是特意去的，只是碰巧在走廊上遇到了他，她便觉得有必要跟他说说她的想法。我已经27岁了，我觉得我应该自己处理自己工作上的事情。妈妈做的事情让我十分惊讶，我想老头子也一定很惊讶。她告诉了我一些谈话的内容，其中有一句话让我永远也忘不了。
“你知道吗，桑德拉，大卫的问题在于现在每个人都在奉承他，他被宠坏了。”
老头子说过的任何其他的话都没有像这句话一样给我当头一棒。我一直相信，不论别人怎么说你，怎么看你，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真实地面对自己。当我在少年时代为瑞德维流浪者队踢球的时候，当我为热刺队踢球的时候，当我为曼联踢球的时候，我爸爸每次为了什么事情对我生气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做错了。
而他也知道说什么话可以真的打动我：“你变了。”
他仅仅需要说这几个字，就足以刺痛我。别人一直说我在欺骗足球，欺骗自己的人生，说我是假装出来的，说我并不是真实的我。我爸爸知道说什么样的话可以刺痛我，教练也知道。那天在和西汉姆队比赛结束后他对我妈妈所说的话，就正如当年我父亲所刺痛我的方式一样。我知道他们是何其相似：强硬固执，让别人惊醒。
也许他们俩都不知道，我的性格中也秉承了很大一部分的固执。我不能让自己受到扭曲和压抑。刚开始，我对妈妈去见老头子很生气，但是这个事件让我意识到，与其让不安、沮丧来折磨自己，还不如勇敢地面对我和老头子之间的问题。
几天以后，老头子提出要见我，他想跟我谈谈英格兰队和澳大利亚队友谊比赛的安排。他希望我理解他只让老队员上场45分钟。
当然，作为英格兰队队长，我必须知道要安排什么。这样的安排很好。现在该轮到我了。自从与西汉姆队比赛那天以后，我就长时间地考虑我该跟老头子说什么，以及他会怎么回答。我们已经休息了好几天，这给了我时间思考我最关心的几件事情。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希望我离开曼联。如果不是，而只是想继续这样跟我冷战下去，我就要让他知道我有别的选择。我无法想像自己会真的那样做，但那是可能的。因为我在银行里的存款数目已经足以让我做出与金钱无关的决定。与其让自己热爱的足球生涯支离破碎，还不如及时地从球队里退役。我甚至与维多利亚讨论过这个问题，虽然我不大相信这会真的发生。
“我们现在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吗，教练？”
“什么问题？我们之间有问题吗？”
“是的。我们有。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但是你对我的所作所为让我非常不快乐。”
“我什么也没对你做呀。”他说道。
接着，他又说：“你对我不也一样吗？你对我视而不见，甚至在队里讲话时都不看我一眼。”
这是真的，但这是我惟一能够做的。有的时候，我不想让自己太受压抑。当你没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总会逃避吧。
“老板，你这样对待我已经很长时间了。至少从我折断肋骨和访问白金汉宫的时候开始，你就这样了。我不再喜欢训练，不再喜欢足球。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
当我问他，他是否真的认为每个人都在奉承我，而我也因此被宠坏了的时候，我想，我终于冲破了他的防线。那是个奇怪的时刻一很不确定的时刻一不像以往我和他之间的任何时刻。也许他很惊讶我妈妈告诉了我他们谈话的内容，也许他很惊讶我居然不介意让他知道这件事。一开始，他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努力解释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在我看来，老头子所说的一切都不得要领。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先不说这个。即使你不赞成别人对待我的方式，但那是我的错吗？你能因此就这样对待我吗？”
我想老头子同意我所说的，毕竟我说的在理。然而，这一点对我太重要了，我无法把它撇下不谈。
“我现在27岁了，我想我已经成熟了一些。我觉得相对挑毛病，鼓励对我更加有效。你一连好几个月都对我挑毛病，也许这在过去有用，但现在没用了。现在我如果踢球踢得好的话，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家人给予我鼓励，不是因为你一直对我吹毛求疵的缘故。”
他解释说，他没有故意挑剔我，他对我和其他队员都是一样的。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这样的说法。我已经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但奇怪的是，老头子并没有跳起来反驳我。他甚至没有发怒。也许这正是这次谈话没有达到我原先预想的结局的原因，我本以为我们要么就达成真正的和解，要么我就告诉他我打算退役。相反，他却告诉我，他想和我继续谈下去。
“你跟我保持沟通，我也会跟你保持沟通。我们可以沟通得非常有效，我希望这是一个起点。”
老头子在用他半开玩笑半讽刺的方式对我说：“在你哭鼻子之前，到我这里来跟我握握手吧。”
我不想哭，也不想跟他握手，但是我却这么做了。我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我觉得这场谈话什么也没有解决，什么也没有改变。然而，第二天早上训练的时候，我却觉得有所改变了。老头子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或者看起来是这样，他变得积极、鼓励、友好起来。有一会儿，我感觉好极了。看来我们的谈话有效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足以使我从很多天以来的阴霾中振奋起来。这意味着我不用再垂头丧气，而可以高高兴兴地继续训练和比赛了。我觉得老头子和我之间的嫌隙开始成为过去，而我们之间自肋骨折断和访问白金汉宫以来的紧张也开始消散了。
然而，事实上我错了，这只不过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在我前去参加英格兰队之前的星期天，我们在主场和曼城队进行了一场比赛。
在这个赛季的早些时候，我们队在缅因大道体育场以1比3输给了德比队，我没有参加那场比赛，所以踢好踢坏都跟我没关系。那次比赛以后的第二天，加利·内维尔在更衣室里对我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老头子在比赛后那么愤怒过。结果，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这场比赛也好不到哪儿去。曼城队先进了一球，我们后来才踢进了一球跟他们扯平。赛后，老头子在更衣室里重点批评了我，说我传球失误太多。可我记得自己只失误了几个球而已。我没有站起来反驳他，只是坐在那儿任凭他批评。
但随后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让我很后悔我这么做。如果那天下午我站起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下一场球赛的话，事情也许会不一样。
人们常说变动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那个星期，英格兰队以1比3输给了澳大利亚队，但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绝不是什么很好的休息。老队员主要踢了上半场，然而我们的状态不怎么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气氛，因为我们大家都想着45分钟以后年轻的队员就会上场了，比赛将完全由一支新的队伍来接替。澳大利亚队的球员中大部分都在英格兰踢过俱乐部比赛，他们对我们很了解，所以他们领先两分并不奇怪。但是我对接着发生的事情非常愤怒。当我们回到更衣室的时候，我询问老头子我是否可以在下半场再踢一会儿，因为我觉得为了对得起曼联的球迷，我们老队员应该对上半场的失利负责，并努力扭转局势。老头子拒绝了，他不想改变事先已经做好的安排。要想好好观察维尼·鲁尼的表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考虑到在争夺2004年欧洲杯的人围赛中，英格兰队与土耳其队在灯光体育馆的激战的时候，这位17岁少年出类拔萃的表现，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老头子的这次安排是不妥当的，，由于下一场激烈比赛要在几个星期以后才举行，所以现在还没有人开始考虑到它。
2月的那个晚上我们败给澳大利亚队以后，英格兰队的教练和球员们都受到了报界的猛烈抨击。自从世界杯赛以来，报界就一直对教练颇有微词。我们在2004年欧洲杯外围赛中的第一场比赛，的确是一场艰苦的角逐。虽然我们在那个可怕的球场上最终战胜了斯洛伐克队，但这仍然于事无补。报界继续批评我们踢球踢得没有风格，没有激情，，可我个人认为我们拿到的那3分是很了不起的。接着，在主场与马其顿队踢的那场比赛中，虽然我们还是踢了一些很不错的球，但是我们原本以为会轻易击败他们，结果却和他们踢成了平局。突然间，媒体攻击我们的炮火更加猛烈了，似乎一些原来就不赞成弗格森任教练的人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逼他下课。
媒体的大部分批评都集中在我们一连两场比赛表现不佳，以及俱乐部与国家利益的争论之上。许多言辞非常激烈，比如他们说老头子不够资格当一名一流的教练。
对我来说，并不存在为曼联还是为英格兰队踢球的选择。就足球而言，曼联曾经是我的生命，但每次为英格兰踢球的时候，我也会感到自豪，尤其我还是英格兰队的队长。听着媒体大惊小怪的评论，我不知道老头子是怎样想的。我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名国际球星和一名丈夫、一名父亲的人生，是不是就像曼联教练当初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一个“大卫·贝克汉姆的问题”呢？当然，不论我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无计可施。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回到卡灵顿训练，为英格兰足总杯第五轮比赛中我们在主场与阿森纳队的对抗做好准备。
老头子把我们大家召集到一起。除了从国际日那天就离开老特拉福德球场的为英格兰队踢球的人，其他的一些队员也都在场。
“你又回到曼联来了。星期六的比赛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在我们俩之间有着一股冷冷的气氛。一定是什么惹怒了教练。
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只是感觉到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而且我预感到这个关系将要崩溃。我记得在跟阿森纳队比赛前的星期五晚上，我跟一个队友说道：“事情不太对劲儿。一定有什么事情惹怒他了。明天肯定要发生什么事。”
比赛很不顺利。阿森纳队歪打正着，以一个幸运的任意球先得—分。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老头子说，他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他让我不要在右方后退，而应该朝着阿什礼·科尔那边深入挺进。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望着站在我后方的加利，看得出他也不同意这个安排。我不想说什么。现在我们不过才落后一分，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扳回一分，而且比赛还剩下45分钟，我们完全可以扭转战局。
然而，我踢得越来越糟。下半场刚开始，埃杜传球给韦尔托德，结果阿森纳队又进一球，进了两球。我踢得很不好，其他人也是。赛后我们成群结队地回到更衣室，我马上脱下自己的球鞋和护腿板，因为在比赛中我的腿被踢了一脚，我得把这些换下来。老头子走了进来，关上门，脱下夹克挂到衣钩上。他的第一句话是：“大卫，第二个球怎么说？你当时在做什么？”
他在怪我吗？我非常吃惊。
“这不是我的错。他们队有个家伙在中场越位了。”
老头子继续说道：“我在比赛前告诉过你。问题在于你根本不让别人跟你说话，你根本就不听别人说话。”
我无法相信他为什么这样说，我在整个足球生涯中都一直在听，而且也想听别人说话。
从见到教练开始，直到现在，我难道不是一直在听他说话吗？
“大卫，当你犯错的时候，你得坦率地承认错误。”
“教练，对不起。但我没有错，这不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受到责备。”
“不，你应该受到责备。”
更衣室里的每个人都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当然，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对的，队里有一半的人都应该对阿森纳队进的第二个球负责。
然而老头子却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我觉得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欺负了，我被迫退缩到角落里，毫无理由地受到唾骂。我陷入了困境。于是我开始咒骂他。
任何一个曼联的球员也不敢这样对待教练。现在回想起那天下午的事，我都仍然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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