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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打扫房间、换尿布、为我准备晚饭。可是，你无法选择自己会爱上谁。当我看到那个梦寐以求的女孩一一个我想与之结婚、安定生活的女子时，我顿时为之倾倒。如前所述，她因行为得体大方而闻名，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地方。因为认识维多利亚的时候，她已经是名人，又因为我随后7年的职业生涯，我们便日渐出名。我们在一起后，名气也自然大涨。
这个“泡泡”似乎日渐增大。也许迁往马德里会带来些许改变。我们将尽力低调地开始在新国家、新俱乐部的生活，这无疑是个新的历程。我们所到之处，总会有点故事，不是吗？就算没什么事，也会有人杜撰一些出来。有时候，我们很想知道，当一切在一夜之间消散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所得就是我们有彼此，还有孩子。假如这“泡泡”越来越大，又会怎样？我们有没有想像过孩子们的第一所学校，第一个女朋友，还有好多好多令人期待的第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及这些的时候，也不禁相视而笑。但是有个问题必须注意：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喜不喜欢在公众眼睛的关注之下成长？我想，在生活的急流中，给孩子们稳定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就像父母给予我和维多利亚的一样。我知道，和我父母、祖父母及其他家人曾给予我的相比，我欠孩子们的，是我没能给孩子同样多的爱、支持和教导。
在某些方面，爱护布鲁克林和罗密欧，给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和关怀，这样做也许更容易些。毕竟，这是父母的本能。而帮助他们解决伴随着贝克汉姆一家的种种不寻常的问题，就要困难些了，因为我和维多利亚发现，这些问题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我们两人小时候都不曾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时时刻刻的人身安全保护之中，甚至连早餐和晚饭都不能例外。我不是指那些身着醒目的制服，在机场阻拦人群的人。我很感激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一旦我们到了目的地，那些家伙就无影无踪了。他们和我们一样，要为下一项工作而奔忙。我谈论的是我们赖以信任，把自己和孩子们交与他们照顾的人，只要我们一出家门，便有他们的身影。
我们走的是一条陌生的道路，安全问题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和维多利亚刚刚起床，就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并有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声称这子弹给我们俩一人一颗。我依然记得，我站在台球桌旁，子弹从信封里掉落出来，砸在面前的桌子上叮当作响。这不是数年来惟一的一次恐吓，但它使我心有余悸。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我回到英格兰，真正感到了恫吓与威胁，让我不知如何应付。
这种遭遇前所未有，从那以后，我雇佣了贴身保镖。和其他人一样，我信任、依赖警方和我的同伴。在家中有两起意外事件一贮藏室的大门破裂洞开，屋外有陌生人徘徊。这的确使我颇为心惊。我连忙拨打999。警方十分友好和善，我的邻居也如此一莱恩第一时间冲出来，四处查看，显然是刚从睡梦中醒来，他穿着铁路制服的裤子，手里拎着球棒，准备帮助我。
虽然这些事件不过是绑架的恐吓，但却改变了我的想法。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因此每当我想到这些事情原本与之无关，而他们却又被迫卷入其中的时候，我就深感内疚。有时候，报纸专栏还有恶意的文章。对此，我自己可以应付，我打电话告诉那小子，他行事不正。过去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孩子的安全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怎么办？我如何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我往往事到临头才发觉应该做什么，但实际上应该向有先见之明的人请教。可是你根本无法预计未来。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恐吓看起来都煞有介事，颇具威慑性。维多利亚和孩子们，就是潜在的目标。
我不能冒险，对每次威胁都要严阵以待。
如果你想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那么你很难判断该去向谁寻求帮助、征询意见。
和遇到其他难题一样，你常常从最亲近的人找起。我很幸运，因为我岳父知晓一些这方面的硬件和技术，这已经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了。警方总是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们也常常竭尽所能，严格审查身边的工作人员。可是，谁能一辈子不看错人，不看走眼呢？当然，我们也犯过错误。
这一切都无章可循，也没有指导手册教你该如何去做。在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防范、警惕。但你不可能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生活，不和周围的世界接近，也没必要生活在惊恐之中，感到时刻濒临危险边缘，总担心会有不测。现在，我和负责保护我们的人相处很融洽，我完全信任他们，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才避免了后顾之忧。
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的那段日子实在令我感到不安，至少我得承认这一点。
但是此前此后，我都没感到过恐惧，因为有保护人在防范，他们绝不放过哪怕仅仅是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有了安全感，我们就能更加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是公众亮相还是私生活，都感到自如。有时候，我们喜欢带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到外面吃晚餐。我们想在高速公路服务站停下来，采购点零食和点心；我们想从容地逛逛超市，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装满购物车，而不是通过互联网或是电话订购。
我还想远离喧嚣，做回从前的自己。如果我要这样讲，就必须保证我依然可以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当有人想与我谈谈，或是想要个签名的时候，我从不冷漠对待。
我怎么能那样做呢？我小时候，就向许多英格兰球员要过签名。我不喜欢那些记载名人大事的网站，有些人通过别人的名声来致富。可是，这也是一种平衡。我宁愿冒险去犯错，也不愿让一个在比赛之后默默站在那里，等待很久的孩子失望。我明白仰视一个人的感觉，那是对一个在擅长的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人的一种钦佩。我明白这些是因为我也曾经如此，现在也一样。
我是一个球迷，永远是。我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戴夫·加德纳和他的女朋友来到伦敦，我和维多利亚带他们到常春藤饭店吃晚饭。戴夫先行到达那里，后来他向我抱怨说，当领班知道他要找谁的时候，前后的语气截然不同。一开始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你是谁啊？”后来就变成了：“先生，这边请。”只不过一眨眼的工夫便判若两人了。当我们抵达的时候，狗仔队已经在外面各就各位了。我们的眼神穿越大厅望过去，就在这时，看到了我们的偶像。
“不会是他吧？”
“我想是他，你应该清楚。”
“哦不，‘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事实就是如此，迈克尔·乔丹坐在角落里，夹着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雪茄，悠然地吐着烟圈。
“看，看他和谁在一起！”
一个我一直崇拜的英雄，坐在桌前，和麦当娜、歌星瑞奇·马丁，以及当时古奇的老板汤姆·福特谈笑风生。我想我和戴夫都没兴趣再碰那些食物，我们就坐在那里，远远地注视着他。
“我该不该过去，让他在餐巾纸上给我签个名？”
“不，在常春藤里不能这么做。”
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瓶香槟摆到了我们的桌子上。那时布鲁克林出生不久，这香槟是迈克尔·乔丹和麦当娜的贺礼。
后来，他们俩都走了过来，和我们聊天。维多利亚认识麦当娜，而我在1998年世界杯之后抵达纽约的那天晚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见过她。但是迈克尔·乔丹呢？
我就像个小孩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到了星期一，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老特拉福德。戴夫到家之后，逢人就讲。一整天的训练讲的都是关于星期六晚上小贝与迈克尔·乔丹的事：“他长什么样子，他长什么样子呢？”
像这样遇见名人的事情，不管是运动员、歌星还是演员，的确令我感到兴奋。
戴夫·加德纳便是从我这里听说这些人的。每次我去参加聚会，总会遇到一些人，让我兴奋不已地走上前去打招呼，比如埃利·玛菲尔逊、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克恩。很多人认为我名气也不小了，但戴夫和我相识已久，他明白个中就里。和那些我崇拜的人在一起，我还是会感到紧张、兴奋。如果遇到这样一个人，我不会保守秘密，总是忍不住第二天就打电话告诉戴夫。
与维多利亚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奇妙之处就是，那些我原来一看到就紧张不安、张口结舌的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我在意大利凡塞斯时装秀上遇到了埃尔顿·约翰。他坐在我旁边，不厌其烦地一声声问候大家。他先前只是见过维多利亚几次，但是一看到我们就走过来自我介绍。以他的成就，我以前一直认为埃尔顿在这样的场合下应该是比较矜持的。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谈得很是投机。
此后我们就开始不时地聚会，一直至今。埃尔顿·约翰和大卫·法内什是布鲁克林的教父母，也是我和维多利亚最亲密的朋友。这也许是因为，作为夫妇，他们和我们有诸多共同之处一挚爱对方而且不吝于表达。他们无比慷慨：我下午在意大利看到埃尔顿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法国南部的房子安排给我们，如果我们需要，他还可以安排别处。他们的慷慨不仅仅表现在无私分享他们的所有，我们与其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坦诚。
认识一个新朋友，即使是一个像我一样害羞的人，也是一件乐事。但是见到女皇、首相和最伟大的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就是一种特别的待遇了。2003年5月，一个赛季刚刚结束，我们起程去南非。在前一场对南非国家队的比赛时我刚被重重地铲了一下，右手腕和手掌之间的舟状骨骨折，因此，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的下臂就得用石膏固定住。但是到了德班我就恢复了精神，若不是被告知伤势痊愈，我已经忘记自己受了伤。我只记得那次南非之行，我见到了纳尔逊·曼德拉，永远记得。
我是两个男孩的父亲，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责任。而这个人，是——国之父。在曼德拉面前，我感到卑微，自惭形秽。我们的基地位于德班，3天之后，就要在这里迎战南非国家队。黎明时分，我们飞往约翰内斯堡，前去曼德拉先生的慈善基金办公室。我们都穿着英格兰队服，周围云集着各路媒体和官方人员，而这位最高领导人却轻松怡然地靠在扶手椅上，清晨的阳光透过他身后的玻璃窗照射进来，房间里越来越温暖。
维多利亚会告诉你，自从戴上英格兰队队长的袖标后，我已经渐渐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发言了。事先稍做准备，再加上她给我的自信，我已整装待发。事实上，维多利亚明白，想让我停止公开发言都不行了。现在，我要与曼德拉先生谈话了。我坐下来，靠在椅背上，面向他。虽然我是英格兰队队长，但我还是被他的仪容所震撼、征服，我坐在那里，满怀崇敬。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的感受呢？
我不知道。但是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放松下来。我记得我很想说这样一番话：“遇到一位像您这样的伟人，真是莫大的荣幸。今天在这里见到您，对我们所有队员来说都是无上的荣光。”曼德拉先生希望我和其他队员能够帮助南非申办2010年世界杯。我希望他们赢得主办权。在南非，足球是全民的运动。我以前随曼联队来过，现在是随英格兰队前来，每次都感受得到强烈的足球氛围一在体育馆，在镇区，在街巷，随处可见。我送给曼德拉先生一件英格兰队队服，背后印有他的名字和“03”字样。我知道他喜欢团队精神，我还记得南非队获得橄榄球世界杯冠军之后，他穿起了橄榄球队队服。他起身挥了挥手，一群孙子孙女们就跑出来看我和队友们。他温和地对他们说：“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
当时，我的头发梳着紧紧的小辫子，有个新闻界的家伙问曼德拉先生，觉得我这样子如何。他只是笑了笑：“哦，我太老了，不能选择这样的发型了。”
他的话让我分外感激，接下来的一天里都很开心。曼德拉先生的故事，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是，直视他的眼睛，捕捉他的笑容，看着英伟面孔上的丝丝皱纹，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聆听他的话语。我想曼德拉先生也不介意和我们交谈得更多些。时间分秒流逝，而我们在德班还有事要做。由于起得早，当我们沿着海滩踱回酒店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由于缺少睡眠，整个下午都像在睡梦中度过。
我在想，今天会见了纳尔逊·曼德拉，这都是真的吗？我真觉得难以置信，我得打电话把这一切告诉维多利亚。
由于我和维多利亚经常因工作而离家，数年来电话联系一直是生活中的一件要事。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她就经常和辣妹组合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们甚至还会在经纪人的建议下，因税务原因而离开英格兰长达一年。这使得我们的相处压力重重。有时候我认为我们是通过电话线相互了解的。训练之后我呆在曼彻斯特，而维多利亚则要留在某处的酒店里，准备晚上登台，在30000席位的场馆里演出。我依然记得我们每天煲5小时电话粥的那段日子。通过电话，你会对所爱的人日渐了解。这就是全部的细节，我和维多利亚就这样远距离地交流着。
当然，电话述衷情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了孩子，但是有时候还是一离开就是几个星期。我们依然渴望相互交谈，但是现在已经很困难了。为了联系，我们不吝惜使用各种先进技术。
我在日本踢世界杯的时候，打可视电话就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候，我们不再是单独的两个人一坠入爱河的男孩和女孩，而已经成为一体。我们之中，不管是谁留在家里，都要一边照顾布鲁克林，一边照顾罗密欧。在照看孩子这——方面，父母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但是留在家里的一方还是要为饮食起居而奔忙。我们只好在电话里更加频繁地谈心，但是每次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孩子们总有这样那样的事。
这就意味着：“我一分钟后再打给你吧。”
我想我们是幸运的，隔着电话交谈，也像面对面一样惬意自在。我讨厌离开她和孩子，是电话确实拉近了距离。这样就算远隔重洋，我也感到我们是在一起，紧密相连的。在回到家之前，我们一直电话联系，这使我们更加亲密。生活有时候真是奇怪，如果我不打电话给一个能够理解的人，我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做得正确。
给维多利亚打个电话，聊上5分钟，就能帮我找出问题所在，缓和危机。这源于我们之间的信任与爱，正如其他夫妇一样。很多人的谈话，可以在下班之后的餐桌上进行。而如果我想和维多利亚谈谈，就必须先查查国际区号。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和维多利亚能够生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这就像事业上的成功一样重要，一样来之不易。因为我们是夫妻，我们知道有了一些名气和不同寻常的关注会带来什么。幸运的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很伟大。家人和专业人士替我们减轻了压力，使我们明白了如何在公众的关注下工作和生活。这些问题，都要我和妻子来面对。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坐下来，一起苦苦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怎样呢？”
不管是直接交谈还是电话倾诉，关键是问题确实存在。生活有时候会变得疯狂、不循常规。我们要看，要做，要面对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