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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变难看了，但我还是跟河亲。跟表姐妹吵了架，攥着装零钱的小药盒出走，在河滩上坐着，看着翻不起浪的黄泥水。大人都讲，小孩子是从河里漂过来的，我满腹委屈，到河边坐着等，河总有个上游，往那个方向望就是个念想，怎么还不来接我？
我上中学后，姐姐们陆续失业。之后十年，山西轻工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将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厂、钢厂、铁厂……托煤而起，洗煤厂就建在汾河岸上。我们上课前原来还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后来也颓了，擦不过来，一堂课下来脸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见过托人想进厂的亲戚，没听过有人抱怨环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窝煤炉子，一屋子烟也呛，但为这点暖和，忍忍也就睡着了。
我父母也说，要没有这些厂，财政发不了工资，他们可能攒不够让我上大学的钱。
河里差不多断流了，只有一点水，味儿也挺大。两岸还有些蒿草，鸟只有麻雀了，河边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烬里一些皮毛脚爪，是人拿汽枪打了烤着吃。但我们这些学生还是喜欢去河边——也没别的野地儿可去，河边人迹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种曲折的情致，不说话也是一种表达。
回忆高中最后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记忆里各种颜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连晚霞都稀淡一缕。坐在我爸自行车后面过桥时，每次我都默数二十四根桥柱，底下已经没什么水可言，一块一块稠黑泥浆结成板状，枯水期还粘着一层厚厚的纸浆。河滩的枣树上长满病菌一样的白点子，已经不结枣了。后来树都砍了。但我晃荡着双腿，还是一遍遍数着栏杆，和身边的人一样没什么反应，生活在漠然无所知觉中。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这样，”老头儿说，“想先发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问：“如果现在把污染全停下来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坏了，雨水涵养不住。”
“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
“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他说，“就你们家那儿。”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
我觉得，不会吧，这才几年。
但采访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妈常掰开我和我妹的嘴叹气：“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俩这样？”我俩只好面面相觑，很不好意思。
老头儿这么说，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学家属楼后，我家自来水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这样。像喝铁钉一样。后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水的矿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盐、铁”。
到现在，自来水也只能用来洗涮，东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轮车焊一个水箱，拉进城，在窗户底下叫卖“甜水”。我妈买了红塑料桶，两毛钱一桶，买水存在小缸里，用这种水熬米汤，才能把绿豆煮破。
我想我们姐俩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虚名，问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这辩解，有天终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这几年赵康镇的氟骨病患者多起来了，牙都是黄的，骨头都是软的，腿没法走……”
我上网查水利局资料，发现襄汾是重氟区——有二十四万人喝的水都超标，全县的氟中毒区只分布在“汾河两岸”，在术语里，这叫“地带性分布”，也就是说，用受工业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农药化肥滥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渗透。
河边的洗煤厂是外地人开的，挣几年钱走了，附近村长带着几位农民专门到北京来找过我，问能不能再找些项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没办法复垦了，每炼一吨土焦，几百公斤污染物，连着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边堆着，白天冒烟，晚上蓝火蹿动，都是硫化氢。我们二〇〇六年见过五层楼高的堆积，有人走路累了在边上休息，睡过去，死了。
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头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
我听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二〇〇三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子……
“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
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着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着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
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三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锤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干完活我们姐俩常把一根雪白的骨头粘在嘴唇上，晃荡着跑来跑去。
后来我查过，龙骨不是恐龙骨头，是象、犀牛、三趾马的骨头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滩上制作石器时，狩猎采集为生，猎的就是大象和犀牛。离我家十几里的陶寺遗址掘出的“鼍鼓”，腔内有数根汾河鳄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还有鳄鱼。
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旅行时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重的色彩、动物的啼叫，给我的童年之感，也许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记忆。
幼年，我们无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欢下雨，沟渠漫溃，雨停后一片泥涂。这些泥涂被大太阳晒得结了干板，变得极为平滑。我们拿着小刀就去撬起几块来，手感滑腻，拿在手里削，没人教，也没图样可参考，我最擅长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枪，握在手里比划。我妹更小，连这个都不会，只能拿一个装万金油的圆盒子，找点稀泥巴，等干了磕出来，晾在滩上，圆圆一小粒排起来，就算是艺术创造了。
我们不懂大人的烦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黄土是亚细亚内陆吹来的戈壁砂石细末，一逢大雨，雨夹泥冲沟而下，曾经把整个打麦场冲毁，十几万斤麦子全入汾河，连坟头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麦子地或者桃树垄上，大家跪一排烧纸。人越多越垦，越垦越穷，千百年来大概如此。周秦时还是清澈的“大河”，到东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此大河被称为“黄河”，是命脉，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堆积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约束，形成悬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三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二点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二十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二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站在我家门口往东看，远远能看到个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儿山。山顶宝塔一直还在，这里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北侧的崖被铲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红色砂岩剥离得厉害，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采矿塌陷的大坑，深可数丈。
有一天几个人来我家闲聊，说塔儿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个村子塌了。“那个谁，开着一个拖拉机，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们吸一口气，歪个头“邪门”，磕一下烟，再聊别的事。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黑灰满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载的车轧烂，车陷在烂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货车，无首无尾，大都是红岩牌，装满能有七十吨重。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九十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八万。一千三百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头上歪戴个军绿雷锋帽的大爷，眉开眼笑地指着戏台对我说：“哎呀，那还说啥，那是钱么，是钱么。”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