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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八怪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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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尼案。板桥有一首《判潍县僧尼还俗完婚》,诗云:“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波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年郑板桥。”⑧这首诗反映了一则轰动潍县的风流故事。故事说,石佛寺一位僧人与天月庵一位尼姑剃度前相识,情愫暗通,后因种种变故,不幸分别出家,但红尘未断。二人私通,被好事之徒发现,扭送公堂,以伤害风化罪名求板桥严办。板桥了解原委,大笔一挥,判两人还俗完婚,并写了上面的一首律诗为赠。许多假道学大哗,许多年轻人则拍手叫好。假道学说板桥不成体统,思想开通者则称赞板桥人情通达,一时间流传鲁东,闹得沸沸扬扬。
  五、折腰人,官滋味
  官的滋味如何?板桥的体会是一个字:俗。在范县他自称俗吏,说知己来了,“袖中力士百斤椎,椎开俗吏双眉锁。”(《小游》)到了潍县,他还是自称“俗吏”:“一别朱门,六年山左,老作风尘俗吏。”(《玉女摇仙珮·寄呈慎郡王》)他请人用“俗吏”两个字治印,作为书画的闲章。江村躲,江楼卧,有诗人某某,酒人个个,是板桥理想的不俗之境,一旦为官,对百姓是“衙子催人作傀儡”,对上司又是“将白头供作折腰人”,两副面孔,两种姿态,这便是“俗”。这种“俗”,便是官场的应酬。李鱓在京在鲁,乌纱旋戴旋摘,就是因为他在从俗方面不如板桥。板桥略胜一筹,所以他做了12年县令;但是在厌俗方面板桥又未尝逊于李鱓,周旋于山左官场,他肯定这是一个“俗”,公开宣扬自己是“俗吏”,正是他的不俗处。世上只有不俗之人,才能知俗。据此,我们便容易读懂他在潍县所留若干诗文的真真假假。
  乾隆十三年,板桥随高斌在莱州一带放赈。高字东轩,大学士,河督。高有诗志行,板桥奉和。《潍县志稿》称这一年春天有蝗灾,岁连歉,甚至于“人相食,斗食值钱千百”。板桥于十月二十五日生,此诗题中有“并五日自寿之作”,当是十三年初冬。又一首有“村村布谷催新绿,树树斜阳送晚凉”之句,写的是翌年初春。大灾甫过,朝廷放粮,百姓纵然高兴,但劫后余生,自然处处都有悲惨迹象。但是在板桥诗中,却是“愚民攀拽无他嘱,为报君王有瑞禾”的升平气象。这首诗可能是板桥事后寄呈高斌的,向上司反映放赈后鲁东的变化。这首诗与其说是反映板桥灾后的高兴心情,不如说是应酬上司的一首“俗”诗。
  和“俗”相对立的,是板桥差不多同时写的一首《还家行》。大灾刚过,逃荒者回来了,“归来何所有,兀然空四墙”。一番打扫整理以后,想起了被卖掉的妻子,在东南方向的庄子上。因为朝廷允许赎身,便赶到卖妻的庄子上,于是一幕悲喜剧发生了:“其妻闻夫至,且喜且徬徨”;后夫呢,“后夫年正少,惭惨难禁当”;后夫的父母呢,“上堂辞舅姑,舅姑泪浪浪”。这是一场“大义归故夫,新夫非不良”的动人悲喜剧,诗人笔下的人物都有一颗善良的心,缠绵悱恻,动人心魄,和写给高斌的诗比较起来,因为他不必考虑上司的眼色,所以才是不“俗”的佳作。
  乾隆十二年,岁届丁卯,是乡试之期。这一年秋天,侍讲学士满人德保受皇命主持山东乡试。按清制,乡试要选派18名“同考官”分房评阅试卷。这18人中,可以是京官,也可以是非本省籍的地方官,俗称“十八房”。这一年山东乡试也选中了板桥,抽调他在济南试院阅卷一段时间。试院亦称锁院,板桥在山东锁院诗文若干,其中最显眼的是和德保的一首。德保字仲容,号定圃,19岁中进士,这一年29岁。论科甲,他是丁巳恩科进士,资历较板桥为浅;论年龄,他小板桥26岁,只能算是晚生。他在给德保的和诗中,称自己的才华不过是嶍华之山,德保的才华才是泰岱之山。说嶍华之山不管怎么样,都是比不过泰山的。对一个年轻人用如此口吻说话,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主考,是钦派的京官。这里没有狂气,只有俗气了。
  和写给德保的诗相比,板桥写给另一位官员于敏中的和诗,则不但没有一点俗气,倒是充满了狂气。于敏中是丁巳恩科状元,此时任山东学政。板桥在诗里说自己过去是“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说现在是“潦倒山东七品官,几年不听夜江湍”,一片牢骚之气,迷漫字里行间,写的都是他内心的实情话。同一时,同一地,给两个官员所写的和诗情绪迥然不同,一个是官场的应酬,一个是知己的倾诉。德保与于敏中地位相近,为何两首诗的格调相距如此之大?一、德保是京官,和板桥彼此不熟;于敏中是地方官,和板桥相交有年,老朋友了;二、德保是热官,钦命主考,一省生员能否步入仕途,均由他最后定夺;于敏中是冷官,名义上管一省生员,但此时并无实权;三、德保是要回京复命的,而于敏中此时已奉调浙江,十月启程。乡试在八月,板桥已经知道消息,于公业已与鲁政无关了。而且,板桥可能已熟悉于公为人,知道他不会告状,所以写的诗潇洒自如,没有一点俗吏的味道。
  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赶到泰山封禅——祭祀天地。当年山东大饥,有一批饥民挺而走险,遭到残酷的镇压。朝廷一方面派大员勘灾放赈,一方面亲自来泰山封禅,祈求皇天后土降福于世,以安民心。泰山封禅,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做到的,既要朝廷安定,能够离都,还要身体强健,能够登上泰山之巅的东岳庙祭天,还能够登上梁父山祭地。斯时乾隆正当壮年,精力充沛,游历四方是他的素志,于是便有了东巡之举。为了迎圣,山东官员自然忙得不亦乐乎。板桥也分得一项差使,即当圣驾游历泰山时,要遍览书画文物,命他随侍以备咨询,叫书画史。这是一项临时设立的官职,自然是经朝廷加封的。俗云:“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板桥就是“跑断腿”的一个。皇帝来泰山不过走马看花,而山上建行宫、修御道、油漆庙宇、整理文物就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为了这件差事,板桥卧泰山绝顶40余日,为迎圣作准备。对于板桥来说,平生“酷嗜山水”,在山中流连多日,真是得其所哉。早年友人入幕山东,板桥羡慕不已,关心的是“封禅碑铭今在否!鸟迹虫鱼怪异。为我吊秦皇汉帝”。更羡慕的是在泰山看日出:“夜半更须陵日观,紫金球涌出沧溟底。尽海内,奇观矣。”在泰山逗留这么长时间,看碑铭,看日出,日复一日,岂不是得其所哉!板桥有一方“东巡书画史”的图章,始终宝贵,并以此自豪。多少年,提起这件事来,都觉得愉快。至于乾隆上山以后,有没有接见过板桥,有没有见过板桥的诗书画,对板桥的诗书画说了些什么没有,未留鸿爪,他人也没有什么记述。大概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
  板桥虽然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但是山东巡抚包括却十分尊重与支持他。清制巡抚兼衔右副都御史,故习惯尊称中丞。板桥给包括画过一张画,画面上几竿清竹,题句云: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题句把彼此的身份、两人的关系、写作的年代、吏治的甘苦都写得明明白白。以卑对尊,不是关系比较接近是不能作此语的,不是连年灾害,“疾苦”两字不至于在板桥心目中占如此重要之位置。这首诗艺术的妙用是个声字。风吹竹叶的萧萧之声与《逃荒行》中的悲号呻吟之声混而为一,由此及彼,极自然地实现了想象中的飞跃。这句诗思想之精华是个听字:由听竹而至于听民间疾苦之声,以见主人对灾民的关切之深。全诗浑然天成,自然晓畅,一枝一叶,一撇一横,都散发着耀眼的光采。不妨说,这首绝句是板桥山东十年的主题歌。
  板桥到过济宁。济宁位泰山之南,有一处名胜南池。杜甫曾经和一位姓许的主簿同游过南池,并有诗作,故颇负盛名。乾隆东巡时,山东道的监察御史沈廷芳,字椒园,曾主持新修南池,建立了少陵书院,组织了当地娱神的文艺活动,算是一项善举。乾隆东巡,沈廷芳因职务关系,是要上山随侍的。板桥于是年到济宁,而且写了一首古体诗送这位风流御史以记盛,很可能是封禅的公事已了,应沈之约,同游南池的。诗中免不了对御史要恭维一番:“御史骠马行山东,马蹄到处膏露浓。”在南池,板桥盘桓过三天,看南池的夕阳波影,看庙宇的绘画彩塑,同时也挥毫题字,供碑版的制作。最使板桥高兴的,是看了御史作的杂剧的演出,欣赏了山东的民间歌舞,说是“愿从先生观是剧,选伶遍谱琳琅宫。”板桥对戏剧是颇有兴趣的,徐渭的《四声猿》剧本他随身带了几十年,爱不释手是一例;在济宁看戏,兴趣如此,是又一例子。
  六、鲁东文事
  在一般人的心目里,衙斋应当是深宅华屋。事实并非都是如此。板桥在潍县所居的书斋是“小山茅斋短短篱,文窗绣案紧封皮”,就有自己的特色。在这样具有雅趣的小屋里,白粉墙粘贴了由他自己书写的许多友人的诗句。“偷临画稿奴藏笔,贪看斜阳婢倚楼”,是白驹场的前辈颜秋水的句子,潜藏情节,有着丰富的含量:“奴潜去志神先沮,鹤有饥容羽不修”,是满洲人常建极的句子,捕捉了人与禽鸟动态之一瞬间,反映表里的必然联系,表现锐利的观察力:“秋风雁响钱王塔,暮雨人耕贾相园”,则是湖州人潘汝龙的句子,上句奏的是清秋交响乐,下句画的是空濛暮雨图。这些诗作者诗名都不及板桥,但是偶有佳句,便上了这位风流县宰的粉壁,足见衙斋主人的逸致高情。
  这段时间,板桥份量最厚重的诗作当数《潍县竹枝词四十首》。竹枝词本属乐府曲名,刘禹锡以七言形式填写,描写巴蜀风情,文词浅俗,可读可唱。这也是一种创造,很容易为民间所接受,以后各地文人竞相以这种轻便的形式,描写本地人情。板桥的40首也是以传神之笔描写潍县的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的:
  潍县繁华:“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
  潍县四面有山:“四面山光树木深,良田美产贵千金。”
  潍县有水:“水流曲曲树重重,树里春山一两峰。”
  潍县有堤:“两行官树一条堤,东自登莱达济西。”潍县西郊是通衢:“苍松十里郭西头,系马松根上酒楼。”潍县北郊是水面:“北洼深处好拿鱼,淡荡春风二月初。”
  潍人衣著风习:“衣裳尽道南中好,细葛纱罗万字纱。”
  潍人喜礼风俗:“迎婚娶妇好张罗,彩轿红灯锦绣拖。”
  潍人丧礼风俗:“席棚高揭远招魂,亲戚朋友拜墓门。”
  这些是竹枝词本色。但是,在板桥看来,仅仅写这些是不够的,他历来主张作文应当“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他深恶小儒之文,作竹枝词也应如此。他在为别人作的竹枝词的序言里说,这种艺术样式应当持荆轲之匕首,让憎恶的人流出鲜血;当燃温峤之灵犀,让妖魔鬼怪现出原形。他作了尝试,他的锋刃指向富家,他的燃犀照向富家的种种丑恶现象:
  讥讽富家的纸醉金迷:“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
  讥讽富家好赌:“呼卢一夜烧红烛,割尽膏腴不挂心。”
  讥讽官家好嫖:“斗鸡走狗自年年,只爱风流不爱钱。博进已赊三十万,青楼犹伴美人眠。”
  讥讽富家饮食之奢:“大鱼买去送财东,巨口银鳞晓市空。
  更有诸城来美味,西施舌进玉盘中。“
  对富家的规劝:“奢靡只爱学南邦,学得南邦未算强。留取三分淳朴意,与君携手入陶唐。”
  潍县有富人,原因是有穷人养活他们。贫富的悬殊是潍县的一大特色:“潍县原是富家都,尚有穷黎痛剥肤”,于是,他把笔触转向穷户,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呼号。
  贫民为钱粮所苦:“扫来草种三升半,欲纳官租卖与谁?”
  贫民苦于灾荒:“木饥水毁太凋残,天运今朝往复还。”
  贫民卖盐又犯了王法:“私卖怕官官卖绝,海边饿灶化冤磷。”
  贫民只好卖儿卖妇:“卖儿卖妇路仓皇,千里音书失故乡。”
  贫民的痛苦如许深重:“泪眼今生永不干,清明时节麦风寒。”
  可以断言,像板桥这样的诗歌,潍县的士绅见了是不会高兴的,他的上司见了,也是不会高兴的。有几个权势者,喜欢胸口放一把荆轲的匕首呢?
  官场的人不会怎样欣赏板桥,可是板桥却在文艺领域树起一面富有个性光采的旗帜。这是自觉的,他在潍县任中,致朋友的信里就大声疾呼:“学者当自树其帜”,不要听气候于商人,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自己的特色。这面旗帜要举得高,要是一面大纛旗。他认为作文有大乘法、小乘法。他说大乘之法即达天地万物之情,达国家兴废得失之故。而小乘之法则咬文嚼字,在文字技巧的细微末节上下功夫。他大胆地把古代典籍与历代文豪一一排列,谁为大乘,谁为小乘,谁家一门之内有大乘亦有小乘,谁人由小乘而归于大乘,谁人又由大乘最后又入于小乘。说得激动起来,他认为大乘即便如毒蛇猛兽也要强于蟋蟀之鸣,蛱蝶之舞。⑨这封信是乾隆十三年写的,真是痛快淋漓。它的中心在一个“帜”字。文学艺术家缺少自己的旗帜,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艺术生命。这是至理名言,也是千古名言。板桥的大乘小乘之说,乃一家之言,力主文章的教化作用,横扫千军,连李白都未能幸免。这是板桥的一篇不够平稳、易遭物议但光彩照人的文论。这种议论,对于一个在职的县官可能是不适宜的,但是对于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来说,就凭这一篇文论,也足以奠定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
  正因为形成了这样的见解,所以板桥在文事活动中就有许多放肆的言论。他在济南与诸官僚会宴趵突泉,他诗里说这清清的泉水“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是清泉”,对于官场的雍和气氛,实在是大煞风景。真话尽管是真话,但敢于在这种场合高咏的,恐怕只有板桥了。再如潍城城隍庙修复,要建一块碑,由他写碑文。普通人作碑记,总要把古圣先贤的话引用一番,略作生发,他却第一句话便说“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对于事实上不存在的神物带有嘲弄讥笑的口吻。更有甚者,他指出玉皇也好,城隍也好,都是泥塑木雕,是人塑造出来的,习惯使然,人造出了神,人便怕神,于是,板桥自己也怕神了,好像真的是有神有鬼。在城隍庙里树这样一块碑,如果不是因为他有父母官之尊,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字写得极好,恐怕迷信的士绅早就把碑砸了。
  板桥还写过《重修文昌阁记》,这种碑记历来是官样文章。修文昌阁与修城隍庙都是县官的德政,县官作碑记,自该大大自我吹嘘一番。板桥的碑记最显眼的一句话是:“拜此人须学此人,休得要混帐磕了头去也”。这种俚词俗语只是平日的玩笑话,现在写在碑记中,刻在石头上,嵌到墙壁里,真正是惊世骇俗。板桥在这里把潍县的不肖秀才大大教训了一番:
  文章不好,德行不佳,求神保佑,有何用处!乾隆十五年(1750年),板桥58岁了,他不摆官架子,不说官话,用俚言俗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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