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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咱们找老百姓，花几个钱买一张，这样办比较妥当。”
《吉林日报》发下来了，每队两份。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报纸，报载：辽西战事，解放军逼进沈阳，士气旺盛，势如破竹。我一考虑，锦州解放，沈阳的国民党军队已成瓮中之鳖；长春解放，围长春的第一兵团再开到沈阳，沈阳危矣。东北全部解放，华北也要动荡，这么一来，我到沈阳已无意义。战争的进展比我走得快，我走投无路，徒唤奈何？
李继先从街上回来，对我说：“长春的人到吉林的不少，见面都问您，我说不知道。他们说，您来到吉林有人看见了。”
陈震寰说：“在街上遇见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情报科长杨绍林，他们都在校官招待所。招待所在一个饭馆里面，一顿四个菜两个汤。他们还问您呢。”他又说，“听说共产党有宽大政策，不管有多大罪，只要坦白就没事。”
我告诉他：“听共产党的话，要从反面解释，不要一听就相信。我们搞工作这么多年，人家一说我们就相信，这样的人不配搞工作。”
晚上，我想找那个胖胖的，说话很迟钝，看之很老实的干部透问一些情况，特别是宽大政策。上灯时候，他一个人在屋中写什么。我先叫李继先进屋反映情况，说解放团里每天夜里有人赌钱，有人喝酒，有人骂共产党。接着又进去了两三个人，也是反映情况，我也跟着进去了，由纪律谈到生活，拐弯抹角的谈到宽大政策上去。
苗可成问：“干部，共产党真有宽大政策吗？有人说这是欺骗人的，有人说新民主主义不杀人，说列宁主义杀人。”
他对宽大政策做了解释，说：“这个政策是共产党毛主席制定的，决不欺骗人。我们干部都要按政策办事，不管过去有多大罪恶，只要老老实实地坦白，就可以受到宽大。相反，就要受到处分。解放吉林的时候，有许多人到政府坦白了过去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坦白得好，政府叫他回家生产去，不处分。这样的例子很多，慢慢的你们就知道了。”
我听了这些话，也有些作用，不过我与别人不同，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情绪始终忐忑不安，时刻提心吊胆预防着发生什么意外。有人看我一眼，干部在窗外一站，我都认为与我有关。夜里失眠，精神恍惚，偶然入睡，有时梦中惊醒，吓了一跳。
平素嫌官小，现在嫌官大。但是有人却在这个时候充高级伪官。有一些尉官冒充校官到招待所去，解放团里也有不少尉官原是班长或者列兵，他们在长春弄了一套美式服装穿上，冒充尉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士兵吃大灶，每天两顿粗粮；尉官每天一顿粗粮，一顿细粮，还有荤菜；校官是每顿四菜两汤；将官吃席，特殊招待。冒充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伙食。校官有冒充的，将官就没有冒充的了。
一些尉官到这以后，无忧无虑，把自己带的东西拿到大街上去卖，什么美式大衣、毛衣、毛毯、派克笔、手表、皮鞋等，老百姓都抢着买。把这些东西卖了，在街上又吃馆子又嫖妓女。回到解放团就赌博，赌输了就吵架，发牢骚，骂大街。各个屋子谷草满地，随地吐痰，随处小便。还有一些眷属把小孩的尿布，女人的裤子，挂了一绳子，五光十色，简直不像样子。可想而知，骤然间长春解放，长春的十万守军大部分到了吉林，给吉林添了很大麻烦。学校停课了，饭馆、旅馆都用作临时招待所，大街上小巷里都挤满了穿美式服装的官兵。这么多官兵每天要吃要喝，吉林人民政府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安置这么多官兵的生活，可是这些官兵还感到不满意，有的士兵说：“我们的机关枪都给你们了，结果给我们高粱米吃，我们早知道这样，不来了。”由于闹得太不像话，政府叫新七军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到尉官解放团讲话。我借故有病，没有去听陈鸣人讲话。见到他不好意思，不见面好些。
在这遇见了许多熟人，如督察处的督察王士廷、张致温，长春站第二组组长邱明瑞，长春站的司书齐一文，军统特务孙国，李雄飞，邹盛文等，还有一些面孔很熟，我叫不上来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我的名字。见到了这么多的人，我已经知道没有秘密了。
25日晚上，我与陈震寰、苗可成、李继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时。关于我走的问题，找路条、上火车都已不成问题。他们的意见还是叫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犹豫，我提出要向共产党自首。他们都说那是危险的事，虽然有宽大政策，并没有见过例证；再说督察处的人不比别的人，北满杀人唯一的特务机关就是督察处，尤其是我，他们说：“万万不能那样做！”
我的理由是：
一、做件非常的事，军统特务像我这样的职务，绝不会有自首的，我开个先例，叫共产党看看。真的把我这个先例杀了，那好了，他们去宽大士兵吧，今后，谁还敢自首？潜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宁愿逃跑或潜伏起来，也不自首。所以不一定杀我；
二、到沈阳、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将来被共产党抓到，用小绳绑上，那就不够面子了。自己送上门去，该死该活来个痛快；
三、如果宽大政策欺骗了我，将来共产党就不会成功，而共产党又何必欺骗我呢？因此，我自首不会不按照宽大政策办事；
四、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务工作能力，再来对付国民党那些特务——军统和中统我都有办法。给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职位。
我又说：“大丈夫到必要的时候，要拿得起放得下，当机立断，慎之于事先，不必悔之于事后，有办法的人到任何时候也不至于糊里糊涂地把自己葬送了。”
苗可成的意思还是叫我再考虑一下，他说的也对，这不是赌钱，孤注一掷，输赢没有关系。他说这是赌命，不能输只能赢。我同意他的这个见解。
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就散了，他们回屋睡觉，我一个人在院中徘徊。我想起了从前，1934年我19岁，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学会了赌钱，学会了一些骗人的技术。不论打麻将或推牌九，我用这种技术都能赢钱。父亲是东北军官，自己是“少爷”，在外面招摇撞骗弄了很多钱。1936年在北京东方大饭店开了一个常房间，自己有包车，有各种衣服，我还是青帮家礼，在北京前门外人们称我“关二爷”，背地里称“小孩王”。因为钱来得容易，去得也糊涂，什么人找我借钱或求帮，一概应允，颇有侠义气概。要作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那样的人物。日子一久我成了赌棍，于是一些朋友看不起我了，渐渐和我疏远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乡马博权从东北来。他在辽南与我哥一起搞义勇军。我哥当团长，被日本鬼子俘去，用开水浇死。他给我哥当团副，跑了出来，到了北平，继续抗日。他想在察北利用汉奸王英成立军队，打进去进行活动，把实力搞起来再拉到内地。他到饭店找我是下午两点，我还没有起床。他进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鸦片烟灯，20岁的青年这样堕落，他很失望。马博权对我说：“你哥被日本鬼子用开水浇死，你家仇国仇都不顾，在这过着慢性自杀的生活，你回头看看东北故乡，父老兄弟姊妹在敌人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这青年人就熟视无睹吗？你赌钱赌得好，那又能怎样？不过是左手来右手去，落一个赌棍之名，最后没有人理。如果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当一个抗日英雄，或者作一个军事统帅，那有多光彩！你人聪明，赶快离开这里，与我到西北去成立军队，我有路线。”我很犹豫，经过一天的反复思索，最后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察北。临离北平之时，我辞别双亲，苦干十年，不成功不回北平。一下子到了西北，脱了大褂，开始当兵，一步一步从汉奸的二等兵干起。以后这个部队反正到国民党那方面。我一直干到上校。光复后回到北平。有了1936年那个决定，才有以后的前途。可是今天呢？既然我认为这个决定对，就不能再错了，一错再错，一辈子就完了。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还是认为应该自首。不然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受不了。
10月26日起床以后，发下一种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经历，这个表要求下午填好。我一看名堂越来越多，昨天重新编队，造名册，今天又要填表，我怎么填呢？全填内地的经历，内地没解放，这里的政府也没有地方去调查。先这么办，打个经历草稿，一项一项地伪造，可是伪造起来感到心虚。问题不在这个表上，今后的日子难过呀！填完经历表，再找个别谈话，再从别人那里了解我，我隐藏得住吗？我一跺脚不填了，把表撕碎，决心自首。我把苗可成、李继先们找来，我说：“我决心自首，你们将来有机会给我北平家中写封信，告诉一声，就说我在吉林公安处投的案。”
勤务兵杨成荣说他也跟去，我说：“你不要跟去了，这是跳火坑，凶多吉少，你这份义气，我心领了，在这个时候看出来，我用的人对我不坏。行了，把东西给我拿过来。”
“不行，我一定跟你去，跳火坑一齐跳，没有关系，您现在身体不好，没有人服侍那怎么能行？我去了也不一定把我怎么样。”
杨成荣并不是我的勤务兵。他是锦州人，伪满国高毕业，1946年，他加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办的情报训练班，毕业后，在该部第二处当谍报员，少尉军衔。1947年9月15日，陈诚命令成立各兵团谍报组，我当时被派为第七兵团谍报组组长，他是我的组员。1947年11月24日我从沈阳到长春，他随我一路到长春，1948年1月，他被派为新七军谍报组组长，在长春卡哨处收集解放军的情报。搞了一些钱，他与一个女人姘居。把钱花光了，女人与他分开，他病了。1948年8月，他到我这儿，我看他有病无钱没处去，就叫他在我的住处养病，代管我的日常家务，扫地、做菜、侍候我，成了家人一样。我逃到吉林，他也不离我，别人问，我就说他是我的勤务兵，其实他与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一样是谍报队的组长。他一定要与我一起自首，我同意了。杨成荣拿起两个灰色军毯，一个粗布饭包。他每天不离身背这个饭包。那里面装着鸦片烟药、药针。挎着饭包，背上两条军毯，他跟我到了干部的屋子。干部不在。我俩便找了一处矮墙跳了出去，到了大街上，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公安处。
公安处是红油大门，人们说这是伪满大汉奸熙洽的住宅。门口没有卫兵，看不出来这是个机关。
一个年轻的战士问我：“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庄重地说：“我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特务，叫关梦龄，到这自首的。”
“他是督察处的督察长，到你们这自首报到的。”杨成荣从旁加以强调。
这个年轻战士显然对督察处这个机关还不明了，他看了看我，说：“同志们，先等一下。”转身就往院子跑，不一会，出来一个30来岁的人，很稳重地问了我的姓名及职务，然后说：“请到里边吧。”
他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不一会儿一个背手枪的战士进来说：“饭好了。”
这个战士引我到了一个饭厅，屋内有几条长桌和条凳，桌子上摆了两碗炖豆腐，苞米饭。我吃了一碗，挺好吃。杨成荣吃了两碗，他也吃得很香。正吃饭间，进来一个矮个，穿一件黑旧呢子上衣，敞着怀，里面一件黑制服，脸上还有几个麻子，他问那个炊事员：“没炒菜吗？”“没有，来不及了。”炊事员回答。
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饭吃完了，那个背枪的战士把我领到一个屋子，把杨成荣引到另一个屋子。我进了一间小屋，屋内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棉制服在床边给很小的孩子喂乳。方才在饭厅的那个人站在屋内，笑着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很不自然的与他握了握。他让我坐在把门口的凳子上，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他很随便地问我：“到吉林几天了？”
“唉哟，21日晚上下火车，有六天了。”
“在哪儿住了这么些日子？”
“在解放团。”
“那里人那么多，怎么挤得下，怎么不到我们这来呢？”
“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
“你们会不知道？”
我笑了：“不客气说，我害怕。”
“对，这是老实话。”他也笑了。
他给我纸烟，我说：“我这里有，从长春带来的，比你这烟好。”
“好，吸你根好的。”
他是江苏口音，说话很痛快。他与我谈到，长春解放前的各种情况，谈到内地——我到过的地方。他谈到反动派把共产党宣传为杀人放火的毒蛇猛兽时，说：“你们宣传，到头来自己也中了毒，所以你害怕了。你看，我们这里有什么可怕的？昨天是敌人，今天你过来就成了朋友。”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但不好开口，想用一点技术，又考虑不该对这个直爽人耍手腕，慢慢就会晓得了。我说：“到这之后，对你们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希望能不客气的指教。我知道我应当做些什么。”
他接过我的后一句话说：“那是以后的事情，不忙，先安下心来。”
天黑了，我们又随着那个年轻战士出了大门，走了两个胡同一道街，到了一个院子。门口有战士守卫，院里有老百姓。迎面是一个木制的楼房，墙是青砖砌的，不怎么好看。我被领进楼下一间屋子。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穿黑呢大衣，戴八角帽的人，进了屋子，样子很严肃地问我：“你知道项迺光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
“你是督察处督察长，少将？”
“上校。”
“老兄，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没想到有今天，也没想到到这儿来。”
“你把项迺光的下落写一下。”他右脚踏着土炕，左手拿着纸烟，歪着脑袋，很随便的样子。
“好吧。”
他走了，一会儿来人给我送来几张纸，在一盏不亮的电灯下，我写了两页与项迺光突围未果的经过。
躲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这么几个钟头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先一个说话那样和蔼，后一个简直是对我侮辱，两个人很不一样。我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那个战士来了，我问他有什么书看没有？他问要看什么书？我说：“共产主义常识的书。”他转身给我拿来一本《共产主义常识》，我打开一看，第一篇是列宁著的《论国家》，看不懂，看了两页放下了。
这时，楼上地板不住的响，是脚在地板上跺的声音，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唤，是给女人用刑吗？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半夜上刑别人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听到这些声音，想到我的将来，不禁毛骨悚然。翻来覆去，到天亮才睡去。早饭后昨天晚上穿大衣那个人又来了。他叫我写一份自传。我把8岁至今的经历写了十多页，交给了他。
午后1点，那个年轻战士来了，大家叫他小王。小王长得很老实，有20岁，腮帮上的肉很厚，眼睛不大，说话先笑。这样的人一望就不叫人担心。
他说：“请你去谈话。”
我跟他出了大门，在道上问他：“昨天跟我谈话的那位是不是科长？”
“那是朱副处长，今天还是他找你谈话。”
他是副处长呵，我对朱副处长的印象很好，我的思想是“可杀不可辱”，只要客客气气，不打不骂，枪毙了也没关系，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