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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了，有不合理的地方，欢迎大家提意见，我会酌情修改的。
第101章
中苏之间和平解决争端，续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乃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各国并不感到意外，稍为遗憾罢了——如果两国开战，想必会为各国经济危机的结束，作出积极贡献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情况运行良好，国内正持续大规模基础建设，对苏联也无法取得更多利益，故无意于战争。而苏俄的工农业生产虽已恢复欧战前的水平，并取得长足进展，但总体上依然与中国存在很大差距，明智者不会在此时发动战争。所以，两国之间矛盾很大，冲突频繁，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却极小。
苏俄自取得政权以后，采取的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几次改变。
最初，苏俄采用了极左路线——战时共产主义，对工农业生产进行了军事化管理。取消私商，国内贸易国有化，国家垄断商品交易。并实行余粮收集制、产品配给制、劳动义务制，以及全部工业国有化。一切都是强制性的，民众没有选择余地。
显然，这种政策的实施，本质就是劫富济贫。按说，劫富济贫总比劫贫济富来的好。但过尤不及。战时共产主义剥夺了人们富裕的权利，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众多的叛乱，或者说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不仅危害很大，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镇压，就可以解决的。
1920年，俄国已经历了七年战争，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30％，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的65％。国内所有库存的金属和布匹差不多都已用完。面包这样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十分匮乏。俄罗斯已经不起动荡了。
于是，列宁在21年6月国内形势初步稳定后，就决定从实际出发，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缓和国内矛盾，。
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说起来，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差不多。
与改革开放相比，新经济政策的成就同样显著，在多数方面达到了列宁预期的目的，惟有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努力，却没有成功。
21年正值俄罗斯大旱。一个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来到俄国，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不管哈默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商业利益，俄罗斯需要粮食，哈默能够运来粮食，这就足够了。很快，列宁与哈默见面了，两人相谈甚欢。列宁通过哈默，顺利与美国企业界建立起联系。
然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一部分。苏俄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严重后果。俄临大举反攻，白军势如破竹，控制区域大面积缩水，美国人自是裹足不前，以观望形势，他们更愿意等待胜负分明后，再作决定。
所以，苏美间脆弱的联系，并没有如同列宁期望的那样，带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至少，在列宁生前没有带来。
当然，苏俄在与美国商人的联系中，获得了部分粮食。虽然这远不足以满足国内需要，价钱也很高。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每粒粮食都是宝贵的。
此外，21~22年的战争和饥荒，必然会对生产造成破坏。白军控制了整个乌拉尔工业去，并一度控制了下诺夫哥罗德。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俄国的主要工业区仍控制在苏俄手中，没有经历战火。
苏俄军事上的失败，还严重危害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外交。
苏俄在20年之前的外交，极富理想主义，但列宁很快意思到错误，在20年后，就现实多了。从20年恢复与欧洲国家贸易，到21年签订贸易协定，苏俄得到了事实承认。但军事失利破坏了此前苏俄的外交努力。引进外来资金和技术努力的破产，标志着苏俄外交陷入困境。
由于红白两军胜负难测，各国通常选择承认俄罗斯临时政府，并同时履行与苏俄的贸易协定。
那时候，我是多么希望，俄罗斯就此分裂成两个国家。理所当然，这没有成为现实。
苏俄军事失败，主要是受到灾荒的影响。随着灾荒的过去，苏俄很快恢复过来，并在经济和军事上占据优势地位。白军据有的国土面积与红军相当，但人口和工业都只有红军的五分之一左右。
在23~25年间，俄国内战趋于缓和，集中在伏尔加河一线。俄临与苏俄政府都在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并取得一定效果——效果自然是有，却不是很理想，毕竟俄国内战仍在继续。然而在整体上，俄国的生产还是在快速恢复中。
……
总而言之，俄国直到28年，才把工业生产恢复到接近战前水平，29年才超过。
随后，斯大林实施的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压低了粮食收购价，大量将之出口到欧洲，再以获得的外汇为资本，从欧美进口机器设备，建立苏俄的重工业。
斯大林认为，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新经济政策不适合苏联了，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不得不承认，计划经济的效率非同凡响。五年计划的成绩一目了然，苏俄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余所有国家，也超过了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完成，苏俄33年的工业产值已猛增到110亿新卢布，折合成中元约为337亿。同是33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只达到604亿元，相当于美国工业产值的35％。俄国的工业产值则为中国的55％，美国的六分之一强。而在28年，俄国的工业产值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中国虽然采用了种种措施，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国也不过把国民收入的30％用于再投资，而苏俄却提取了大约40％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只有20％。毕竟人们改善生活的愿望，我也不能忽视。
可以说，苏俄正在赶上来，其增长幅度，还要超乎中国之上。
而且，世界经济危机仍在继续，苏俄以低廉的代价，源源不断的从欧洲和美国，获得梦寐以求的机器设备和技术。
就连坚决反共的亨利·福特也在30年到俄国开办企业，在斯大林格勒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拖拉机厂。现在，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各国专家，就有六七千人之多。
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自然不会与中国开战。
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中国是苏联最大的敌人，却不是唯一的敌人。斯大林明白，打击敌人重要，但发展自己更重要。当然，斯大林也不介意试探下中国的态度，看能否占到一些便宜。
在无机可趁的时候，斯大林选择了和平。《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续约，是苏俄迫于形势的选择。
中国在中亚和北海接连发现了数个巨型矿藏，不仅有世界第一的煤矿、铬矿，储量惊人的铁矿、铜矿、锰矿等战略资源，还发现了数个巨大金矿。中国在二十年代发现的三大金矿，都在上述地区。
若说斯大林不动心，那是假的。但在没有把握的长期战争（可能持续2~3年，甚至更长时间），与发展迅速的工业建设之间，斯大林当然选择后者。不到迫不得已，大国间不会轻易开战，每个国家都有不止一个敌人。
中国在二十年代发现的三大金矿依此是穆龙套金矿、开泰金矿和库姆托尔金矿。
西疆省（乌兹别克地区）南天山的穆龙套金矿金储量中国第一，保守估计也要超过两千吨；北海省牧羊城（即伊尔库次克）的开泰金…铂矿不如穆龙套金矿，黄金储量却也在一千吨以上；西疆省（吉尔吉斯地区）的库姆托尔金矿要小的多，却也储有黄金两三百吨。
采矿业为工业提供了原料，又一本万利，有利于原始积累，所以我一向很重视它的发展。
早在安徽军政府时期，我就组织了不少地质勘探队，绘制地图，探测矿藏。就连在校的采矿专业学生，也与师范、农林等专业学生一样，免除学费，还享受补贴。同时，为私人勘探提供便利条件。
私人发现国有土地上的矿藏以后，可以到政府登记注册为私人所有。如果你手里没有足够的金钱，买下该地，也可以先登记，在短期内付清歀，或者直接把矿藏情报卖给国家。这极大的鼓舞了私人勘探者的热情。当然，也不是所有矿藏都如此，某些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只能卖给国家，如铀矿。
因此，随着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投入，特别是先进技术普及，近年来中国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很多成就。
中国的地质勘探发现，主要来自三股力量。
第一是国家。政府每年都投入相当可观的资金，用于地质勘探。但国家组织的地质勘探队多半会兼顾绘制地图，以及矿产资源勘探，效率也许会低一些儿，但效果却没的说。像大黑山钼矿、广东凡口铅…锌矿床、中亚钾盐盆地、金川铜…镍矿、神府…东胜巨大煤田等，就是国家组织的勘探队发现的。
第二是财团。采矿业也一本万利，资金雄厚的矿业集团自然会组织自己的勘探队，总比从国家购买大型矿山便宜的多。像土尔盖铁矿、新田岭钨矿、卡拉套磷灰石矿、肯皮尔赛铬铁矿、开泰金矿等，就是财团组织的勘探队发现的。其中，董氏也积极参加了这一队伍，肯皮尔赛铬铁矿和库姆托尔金矿，就是董氏的成果之一。
第三就是私人民众。通常，私人民众在设备、技术和资金上，都不如前两者。然私人民众胜在数量众多，不是前两者能比的，量变引起质变，反而私人发现的矿藏最多。不过私人发现的矿藏多半是位于地表附近，容易发现的。私人发现的矿藏数不胜数，开泰金矿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这些矿产资源的发现，不但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移民开发边境地区，创造了条件。
在26年国防军控制牧羊城以后，每年前去那里淘金的人不下十万。与移居的灾民、铁路建设和造纸工业建设一起，成为北海移民的主要驱动力量。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潮中，中国经济稳定有序，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来华工作。国会一度还开会讨论，如何限制来华工作人员的数量，尤其是日本人的数量。
其实，中国现在还是很缺乏专业人才的。
中国仅有11所大学，其中在安徽的有安庆大学、庐山医科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三所。其余的大学也多在南方几省，北方仅有北京大学这一所。
这里说的大学是是指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要求有三所学院，一定师资力量标准，学院又必须有……不是起个名字，就可以叫大学的。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资料，加上一切合乎标准，可以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中国目前也仅有七十四所。这些学校每年毕业的学生不过区区十几万人。远远不能够满足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受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逐步降低不少，落后于俄国，这两年的年增长率都保持在14％左右。尤其是30年，中国经济只增长了9％。
中国在引进人才上一直持积极态度，我却也不是什么人都引进的。
中国最需要工程师、医生、教授等专业技术人士，也需要高级技工，教育、科技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些人有多少，我都不嫌多。
对于普通熟练工人，我就要另作考虑了。
大量基础建设投入、大批美国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使中国工业生产不断扩大。对于普通技术工人，中国现在也是缺乏的。然而，我并不希望不从外引进。
早在辛亥之初，安徽就曾经极度缺乏熟练工人。那时候，大部分工业都是董氏的投资。于是，董氏在安徽建立工厂的同时，也建立了大量技术学校，以培养技术工人。
当时董氏回国的技术骨干力量，都是从董氏设在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工厂，抽掉回国的，因此董氏在培养技术工人时，直接继承了欧美培养技术工人的制度。
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也是相当不错的。而大量的破产农民不培养成数量技工，从外国引进，就得不偿失了。
老实说，欧美国家的工人愿意到中国来的也不是很多。中国工人的收入水平二十年间增长了四倍多，也远不如欧美，中国工人的平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
这与中国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收入截然不同。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的收入要超过日本，不如欧美，却也相距不远。
于是，在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中国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的广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美国家的广播和报纸上，来中国工作的各国专家学者也随之增多。由于历史原因，其中来自美国和德国的专家人数最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32年爱因斯坦访问中国，在安庆大学担任物理教授。虽然我尽了一切努力，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印象也不错，却还是在33年底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在那里，他有着更多的朋友。
很遗憾的送走了爱因斯坦，我却没有加害于他的想法。即使我知道，是他的提议促使美国原子弹的诞生。然，我安慰自己，“那是早晚的事，中国不落在后面就行了。”核武器只是威慑武器，不能用来打天下的。
有些人是全人类的财富，我还没有资格伤害。
再说，如今的中国也可以让我小小的任性一下了。
第102章
劳动是每个公民的权利——马恩列斯
“……
30年，受危机影响，外贸出口大幅减少，商品价格下降8％，农产品价格下跌12％，商品交易减少5％。政府虽投入20亿巨资进行基础建设，刺激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中国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包括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总数仍高达983万，因此带来需要失业救济的人多达2035万。30年度失业救济金累计18945万。
31年，中元贬值，出口大增；政府投资多达30亿；然商品价格再降7。6％，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再跌11％，就抵消了一切努力。当年破产农民大增，中国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猛增到1651万，因此带来需要失业救济的人多达3287万，31年度失业救济金累计30652万。
32年，政府继续增加投入，投资额增至40亿；然国际商品价格比29年下跌了近四成，农产品价格跌幅超过六成，受此影响，中国国内商品价格再降8。3％，农产品价格当年猛跌13％。这一年破产农民的数量前所未有，超过了前两年总和的一倍。10月中国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猛增到2415万，需要失业救济的人多达5178万，32年度已发放的失业救济金累计52646万。
……”
在1932年初的中国城市里，随便拉住一个街道上的行人，他都会告诉你，最困难的就是找工作了。
这么说也许不正确，熟练工人的需求始终都很旺盛。但是，对于破产农民来说，掌握一手熟练的技术，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尽管政府投资创办/资助了数以千计的职业技术培训场所，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韩铁没有抬头，也知道众人一脸菜色，报丧的乌鸦永远也不会受到欢迎，他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
“为了安置破产流落到城市的农民，内务部还根据《公共卫生法案》和《居住法案》的标准，建设了一批简易楼房。
这笔费用支出，30年为4500万，31年为8900万，今年为17400万。
此外，为提供职业道德，还开办了974所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并为4721所各类职业教育提供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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