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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破译了日本的密码，从而知道了日本的底细，也是中方能够占到那么些便宜的重要原因。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于中国的粮食限运，及大量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日本国内的粮食依然存在缺口。尽管皇室和个大财阀共同出资上千万，进行赈济。但日本的米价相比以前，仍然涨了一半多，光凭赈济是很难解决根本问题的。日本急需中国的粮食，底限很低，中方既知如此，自然大占便宜。
后来，原敬上台后，日本急于撤军也有粮食的因素。
美国在得知中日之间达成协议后，大感失策。这样的话，光是印象分，就损失不少。大便宜已经占了，就不要想太多，与国内紧急磋商后，芮恩施在许多次要问题上，做了让步。
2月27日，美国紧随日本之后，也承认安庆政府为中国政府，决定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同日，中美签署了《中美友好条约》。
《中美友好条约》规定：废除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双方结为贸易伙伴，向对方开放市场；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降低彼此之间的关税——为通常关税的一半；美国同意并支持中国关税自主；美国决定取消庚子赔款，并决定以之建立一基金，供优秀学生留学美国之需，（经中方的争取）这笔资金的使用，由双方共同掌管；……
此外，还有一项附加特别条款——美国应当在两年之内废除《排华法案》。
同日，施肇基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国驻美大使。
同日，日本开始逐步由东北撤离“满铁”守备队。
撤军总共进行了二个月，原敬内阁上台后，依然决定维护该条约。一方面，日本此时已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撤军已经进行了一半。现在反悔，无济于事，除了会与中国大战一场外，不会有任何好处。同时，原敬内阁还需要从西伯利亚撤军。国内外的压力，使原敬身心疲惫不堪。恨只恨，寺内正毅不能够多坚持两个月。那样的话，会给原敬减轻多少压力。原敬内阁作出决定，将西伯利亚驻军大部撤离，遭到陆军参谋本部的强烈反对。元老山朋有县态度暧昧，原敬内阁的决定，遂无法实施。一直拖到7月，在各国的压力下，日本才被迫承诺撤军。并把撤军行动一直拖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
同日，出于美国大使芮恩施的要求，安庆政府宣布：十年内，不再缔结类似条约。这就意味着，除了美、日，十年内不会再有其它国家，享有最惠国待遇。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外交司，呃，错了，现在已经是外交部了。外交部与各国使节，经过反复的磋商，互相妥协，终于陆续达成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取消领事裁判权，但两年内，外国人案件的审理，只能在原联省范围内举行；
二，取消各租界，但保留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保留期限为十年。租界实行中国法律，由中国警员负责执法，华人参与租界管理，与各国人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租界事宜，为租界最高管理机构。其中，华人比例应在45％以上；
三，香港与上海租界雷同；
四，中国为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拥有一切应当的权益，和关税自主权；
五，各国撤离驻军；
六，中国保护在华外国侨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七，中国给予基督教在中国建立教堂和传教的权力，同时，各国也承诺基督教不干涉中国内政；
八，中国承诺给予外国人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准许的合理权益，包括：……
九，中国承认与各国的债务，具体情况则另行谈判；
……”
像事前估计的一样，关税自主权，是最大的问题。朱尔典坚持要为英国取得足够的利益，但是他的要价过高，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1919年4月，我邀请朱尔典来我家吃饭。
在这次见面过程中，我没有与朱尔典讨论谈判事宜。我们谈论即将结束的欧战，谈论俄罗斯内战的后果如何，讨论着艺术、音乐和人生。
……
在送朱尔典离开的时候，我凑到他身边，轻轻地说：“如果我直接收回海关的话，大英帝国怎么办？”
朱尔典又惊又怒的抬起头来，看向我。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双手握拳，努力克制自己。
我看见他头上青筋暴跳，心想，‘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激动，也不怕中风？’
朱尔典浑身僵硬，脚步蹒跚的离开了。
我微笑着，挥手目送他离开。
……
大英帝国怎么办？
大英帝国能怎么办？
战争已经持续四年半了，就算胜利近在眼前，大英帝国又能怎么样呢？
派出几十万大军，长途跋涉，远征到东方来，与一个能够动员300万以上兵员的国家，再打上几年？
除非英国人都疯了！谁在这时候再提议战争，等待他的，就只有下台，无论是谁！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英国人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战争的兴趣。英国没有钱了，英国人也不想达仗了。
这样一来，战争是不可能了。
不承认中国，中国的损失微乎其微。中国与英国的贸易额并不大，美国、德国和日本，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与三国的贸易额为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封锁中国？
中国的远洋运输刚刚起步，没有多少远洋船舶，依靠中美关系，很容易找到美国远洋运输公司承揽运输。
……
总之，当我直接收回海关后，英国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狠狠地“惩罚”我——这个轻蔑地“冒犯了大英帝国”的家伙。这样的情况，朱尔典应该清楚，却不知他为何如此难缠？
1919年4月30日，《中英友好条约》签署了。
此后的半个月，中国与十几个国家陆续签署了平等的条约。
不久，朱尔典由于身体不适，不得不提前退休回国了。不会是中风了吧？！难道我有乌鸦嘴的天赋^…^？
过年了，有人与我抢ＰＣ，所以，写书改晚上，更新改上午了．看我这么辛苦，把票都交上来！
第61章
有个当政者做理事长，民主党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民主党成员选拔严格，仍然申请者多多，。在此基础上选拔出来的民主党成员，多半具有良好的素质和中上的教育程度。虽然不能够从政府的到拨款，民主党筹集资金，却也不很困难。其中，董氏就提供了进一半的经费。但更重要的是，民主党具有有效的组织形式，通畅的信息渠道，专业的培训辅导。
别人还不知道，你已经有所准备；别人只听说名称，你却了解详细内容；别人还在摸索中前进，你却能够得到专业的培训；别人需要靠自己，你却有组织支持……
这，才是最大的优势。
国防军每攻克一地，民主党就迅速组织起来，宣传落实各项政策，解答相关的问题。并代表当地民众，与国防军，或行政官员，就某些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涉。既有力的推动政策的落实，同时也提高了本身的声誉。
然，民主党在北方基础薄弱，对新成员的审核又严格。远不能与国民党兼收并蓄，大肆收人，相比较。
1919年3月，国民党在北方几省的重新选举中，大获全胜，获得231席，民主党则获得97席。
不过，民主党仍获得参众两院870议席中的481席。其中，众议员339席，参议员142席，均为半数以上。而国民党则获得327席，其中，众议员242席，参议员85席，为国会第二大党。
国会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制定《宪法》。在此之前，国会还需要确定中国的首都。虽然，民主党为国会第一大党，在我的建议下，却还只是提议案：“先将国会迁移到安庆办公，各位议员了解具体情况后，以确定中国的首都”。
在北方各省重新选举前，安庆已经开始了国会大楼的建设。国会被建在安庆新城区，东南方的一座无名小山下，交通方便，距离军政府也不远，只有十分钟的车程。议员们对国会大楼的巧妙设计，精心装饰，方便交通和优美环境，都很满意。
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国会通过第190019号决议案，将安庆定为中国的首都。
会议中，有议员提出异议，认为安庆的历史意义不够深远，不如南京和北平。列席会议的我，解释道：“从地缘的角度讲，中国东方是日本，北方是俄罗斯。日本的海军实力，在很长时期内——可能要20年。都不是中国海军所能比拟的。一旦建都南京，会给中国海军作战带来很大压力。俄罗斯是老牌列强，也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北平距离俄罗斯过近，也不是很适合。在战时，一个稳定有效工作着的首都，想必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明朝建都北平，是为国戍边。在实战中，效果并不显著。
现在，津浦路、中东路的复线建设工作，都在进行中。张（家口）库（伦）乌（苏雅里台）科（布多）铁路，也已经完成了勘测工作，开始施工了。待这些重轨铁路建成通车后，国防军的增援部队，在一周内，可以到达北方的任何地方。再建都北平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宪法》的制定，是非常重要的，它确定中国以后的规则，我也为了通过符合我愿望的《宪法》，而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首先，我需要统一民主党内部的思想。
这倒问题不大。
我白手起家，在安徽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富民强兵。随着国防军百战百胜，我在民主党，在联省，在中国，都拥有崇高的威望。在中日，中美条约缔结后，我的威望更是达到了顶峰。只要我不过分的倒行逆施，基本不会遭到激烈的抵抗。说句夸张的话，如果我想当皇帝，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时机了。
民主党是我一手创建的，其内部，还没有能够威胁，或者说，动摇我地位的人。作为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理事，王博文是最有机会的人。但是，民主党的制度是我制定的，宽松、公开、透明程度都很高。王博文执行起来，受到很多的监督。如果他公平，只能慢慢累积；如果有不公平不妥当的行为，他就会首当其冲，受到严厉批评。不过，王博文干的不错，要不然，也不会从秘书长，晋升为常务理事。
而且，民主党高层都知道，我不会亏待跟着我的人。像原安徽新军出身的，蒋百里等人都已经身家数百万，就算最普通的士兵，也有个几万元了。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主党内部的团结，是毋须担心的。
所以，在会议中，提出我的想法后，大家略一讨论也就通过了。大半时间，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完善这个想法，并使它在国会顺利通过。
因为忙于选举，以及国会的筹建工作，大家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聚在一起了。近来的喜事，是一件接着一件。我的总统是跑不掉了，参众两院的议长，也必然会被民主党收入囊中。故而，大家一见面，就喜气洋洋地互相恭喜、涵喧了半天。
待众人坐定，我开始介绍了我的想法——“总统制”。
总统制，特点是以总统为行政首脑，行政机关从属于总统而非议会。在总统制下，总统独立于议会之外，定期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总统只向人民负责，不对议会负责。
内阁制，特点是其政府首脑的权力来自议会（即国会）的支持，而这种支持通过两种途径落实：第一是国会改选后的多数议席支持，第二是行政首长赢得国会的信任投票。政府首脑往往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
总统制与内阁制，区别主要有两点：议会是否有组织政府的权力；政府是否对议会负责，能否解散议会。前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总统制由总统组织内阁，议会无权组织政府；政府只对总统负责，总统不能够解散议会。而后者的答案，恰恰相反。
“……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的富强，炎黄的复兴，民主只是个手段。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稳定的重要性，是排在首位的。
只有稳定的局势，才有可能发展建设。
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效果不是很好，短暂的几年间，内阁就更换了六七次之多。不要说建设，连一个长期的施政纲领都没有。
国外的情况也是这样。
……
内阁制在形势剧烈变化的危机关头，很难保持一贯的稳定，容易在短期内，形成多次倒阁。使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容易导致战乱的发生。而且，党派席位的转变期间较短，总理的权力受到的限制多，政策影响因素多，效率也就差一些儿。
……”
在我发言结束后，张骞很快提出了问题，“话是如此，但内阁制很符合中国传统的‘君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到时候，支持的人也不会少。”
我慢慢的说：“自古以来，君臣间善始善终的，并不多见。舌头还有碰到牙的时候，两者的意见不一致，是很平常的事，闹矛盾也就难免。再说实际点儿。皇帝的地位稳固，不会动摇，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总统是有任期的，心甘情愿的作为象征，不表示意见，不想发挥作用的总统，恐怕是罕有。所以，两者的矛盾，只会比君臣多，也就更不稳定。”
武炎康从另一方面，提出了疑问，“会不会有人，以中国缺乏民主传统为由，提出更适合限制当政着权力的内阁制？”
我想了想，答道：“我倒觉得恰恰相反。两种制度相比较，总统制责权分明，容易掌握分寸；而内阁制则需要相对成熟的党派制度，对选民的教育程度等要求更高。正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和基础，才更不适合内阁制。
而且，就效率和稳定而言，两者哪一种更适合中国？
我想，答案毋须说。
民主是潮流，只要民主深入人心，就终究会有实现的时候。然，国家发展的时机，却是转瞬即逝的。所以，我更倾向于，选择权力集中的总统制。
再说，有什么比全民选举，选择的总统，更具有民主性。”
……
8月3日，在民主党大力支持，国民党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国会经辩论，通过了第190023号决议案，决定中国实行内阁制。
呃，是的，是内阁制，不是总统制。我的理想是总统制，然，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往往是令人惊讶的。
我们几个理事将总统制，讨论的差不多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我提出了任期问题。总统制是有期限的，一个人通常只能担任两届总统，也就是十年——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是政治惯例。然后，基本就从政坛上消失了，影响力是一方面，却不能够再次执政了。
这么实际的问题，一经提出，我们都有点儿傻眼了。大家相处多年，少的也有七、八年了，都知道我闲不住。如果我像张骞一样年过耳顺，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还这么年轻，十年后，也不过是中年，到时候就退休，怎么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而且，拥有崇高威望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却没有相应的权力，是件很危险的事情——这是不必说明，也无法明说的。
于是，大家想了许多办法。延长任期，PASS——延长一年半载，毫无意义，再长就不如改成终身制，那就直接称帝算了；增加当选次数，PASS——理由同上；推迟选举，PASS——用什么理由呢？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