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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承认，他捐资给内地是比较偏重于体育事业，但他有充分的理由：“我财力有限，捐献当然有所偏重。我认为体育事业特别重要，没有强壮的体魄就办不成大事业。早些年，在泰国、德黑兰看比赛，看到中国输给别人，很激气，有时连饭都没心思吃。没法想像，为什么民族感情这样深？我觉得，中国人不但要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还应该显示中华民族有能力在人类体能和智慧方面站在前列。”
获中山大学博士学位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霍英东对广州中山大学有很深的感情。
中山大学是华南第一高等学府，历史悠久。1983年底，霍英东知道中山大学早就想建一座体育馆，但因资金紧缺而一直无法实现，影响了学生的体育教学和训练，于是决定捐资3500万港元，在中大兴建一座体育馆。1984年11月11日，中大英东体育馆正式奠基。除了委托著名建筑专家佘峻南负责总设计外，他自己也时常亲临中大，了解工程情况。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是每周到中大巡视一次。工程施工期间多次出现麻烦，霍英东总是亲临解决。
1988年11月12日，英东体育馆举行落成庆典。该体育馆无论是场地规模，或是系列设施，或是建筑材料，在国内都是第一流的，在国外的高等院校中亦属罕见。之后，霍英东又捐款改建、扩建中大游泳池等体育场地、设施。后来，在霍英东的积极倡议下，国家教委于1990年1月，在中大成立中国内地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
除了捐资兴建、扩建中大的体育设施，霍英东还捐资475万港元，支持中大管理学院酒店管理培训中心的兴建。
或许是对霍英东慷慨捐资的回报，中大后来提名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授予霍英东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7年2月7日，授予霍英东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仪式在中大礼堂隆重举行，霍英东在颁授学位仪式上，做了题为《从白天鹅宾馆看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学术演讲，重点介绍了白天鹅自行设计、自行采购施工和自行经营管理的经验，论述了白天鹅是开放、改革、搞活的产物，同时又给改革、开放、搞活以有力的促进。
中大把名誉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毫无疑问跟霍英东慷慨捐资给中大有直接联系。但是，客观地说，霍英东并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他已经声名显赫，根本用不着以“银弹”来买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另一方面，以霍英东卓越的商业成就和社会活动能力，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也是当之无愧的。正如香港知名学者马蒙教授所言：“霍英东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得到中山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绝不是罗致。从他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来看，他能获得今日的荣誉，可是实至名归。”
霍英东堪称是一位实干家。无论干什么事情，他总是一件件切实干好，即使是那些捐赠的项目，他从酝酿到规划，从决策到行动，一定躬身过问，事先都要进行严谨、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并非“财大气粗”，把钱捐出来就完事。
有一次，我曾问霍英东：“为什么在内地，每做一件事，你总是亲力亲为？”
他说：“光是捐资不是办法，好像包玉刚，他捐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一间饭店，饭店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但建得不像个样子，他家人不高兴，还向邓小平投诉。做一件事要重视效果。捐钱有什么所谓呢？我们起中山温泉宾馆，投资很少钱，但影响很大……”
霍英东经常说：“我有一个个性，就是锲而不舍。做一件事，希望做到最好。”这也正是霍英东凡事皆成的主要原因。
至今为止，不算投资办实业部分在内，霍英东给内地的纯捐款已超过20亿港元。近10多年来，不少海外人士纷纷捐款给内地，如“香港超人”李嘉诚、“影视巨富”邵逸夫，以及银行家何善衡、何添等人，所捐款项都数以亿元计。而霍英东，可能是对内地最多捐款的海外资本家。他的慷慨捐赠，也在很大程度上令他在内地家喻户晓，使他的香港大亨和爱国资本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霍英东曾经多次唱这样一首歌：“最是梦萦家国，乡土岂可遗忘？长江黄河富饶大地，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有过光辉岁月，也曾经历苦难创伤。道路从来是迂回曲折，是非荣辱使人明确方向。祖国富强是众所依归，为安定繁荣各尽所长。”
这是霍英东、李兆基、郑裕彤等多位香港商人发起组织的“培华基金会”的会歌——《培华之歌》。这三位香港工商巨子，以及已经病逝的爱国资本家王宽诚、许晋义等人，曾经登台合唱这首寓意深长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正是霍英东这些海外商人爱国爱乡情怀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国内投资或捐款，其实也是为了祖国的“富强”和“安定繁荣”。
霍英东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即使是一些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从事海上贸易的真实情况不尽了解，或因观点、角度不同而对他的这段经历有些微词的人，也认同他的爱国情怀。
几年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曾经把国内报刊上一些关于霍英东个人事迹的文章汇编成书出版，书名就叫《爱国爱乡的霍英东》。把“爱国爱乡”四个字冠于霍英东头上，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
霍英东多次主动向我提起他1984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情景。
“那年，正好是建国35周年大庆典。以往，每次参加国庆观礼团，我都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下观礼，但这次，第一次被安排在楼上。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因科威特王子以及不少国家的贵宾都只是在楼下观礼。庆典开始，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坐在开篷吉普车上检阅三军队列，战车载着中国造的巨型导弹驶过长安街，又看到刚刚从洛杉矶凯旋的中国体育健儿胸口挂着金牌在我们面前走过……我那时看得很入神，很激动，这时，有一个女记者走到我身边，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当时一时不知说什么话好，眼泪却流了出来……”霍英东深情地回忆说。
“是不是有什么感触？”我问。
“1977年，我老妈子去世时，我也有很大感触，怎么看不到震霆结婚，就过身了？自己很伤心，但当时都没有哭。但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军队全部换上新制服，自然想起‘文革’时内地人民‘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艰苦日子；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去奥运会上拿到金奖，这是零的突破，这也令我想起那么多年来在国际上为中国重返国际体育组织所付出的努力；又看到中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些，都令我感到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力增强了。事实上，那一年，中国的粮食也是大丰收，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大丰收，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想到这一切，内心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所以，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那个记者一问我，我就流泪了。那个记者还认为我是见到采访才流泪，其实是看到整个国家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才有这么大的感触。”
“这段往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如果给别人说一个大男人流泪，不是很好听。但是，那时确实是百感交集。我记得，那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在中山温泉，我和他见了面，谈改革开放的事；又在白天鹅宾馆请他吃西餐，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大概内容是要重点发展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离开广州后，他又去了上海考察，不久中央、国务院又宣布沿海14个城市为中国重点开放、发展的城市。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国家才有那么大的变化。那时，我还在治病，身体还较差，但看到国家一天天好起来，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内心真是好欢喜……”
霍英东多次向我述及这段他“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的往事，当然不是为向外人宣扬、昭示他的爱国之心。他的上述话，既是他蕴藏于心底的家国情怀的一次自然流露，也是他心中一个强烈的信念的强烈宣示。
第四十三章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
继1974年解决中国加入亚洲足联的问题之后，霍英东继续充当“中国体育大使”的角色，于国际体坛展开斡旋，最后在国际足联、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篮联、国际妇联等组织，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霍震霆与中国台湾代表“扎马”荷兰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除了到内地捐赠和大举投资办实业外，霍英东还时常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吁，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各单项体育组织中的合法会籍。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被联合国承认，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但由于中国台湾仍然与一些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保持关系，故除了亚洲足协等个别体育组织接纳中国为成员外，中国重返大多数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则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让中国取代台湾成为会员之后的事。
1979年10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日本召开大会，中国也派代表参加。当时，台湾仍在国际奥委会占一席之位。中国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则应该取代台湾，重返国际奥委会；若台湾要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就必然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组织，要改名、改旗、改歌。
中国的提议被国际奥委会接纳为议案，并付诸表决。结果，提案获得大多数支持，台湾被赶出了国际奥委会，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了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消息传来，霍英东欢欣鼓舞。他想：中国既然已经重返国际奥委会，则中国要重返其它单项体育组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每次中国要重返单项体育组织，还是阻力重重。
1980年，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代表香港自行车协会，远赴荷兰参加国际自车协会的年会。会前，两父子已经“密谋”一番，商量如何协助中国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霍震霆联合其他代表，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台湾改名“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国歌”和“国旗”，同时接纳中国参加国际自行车协会。
霍震霆这次赴荷兰，同行者只有他新婚不久的太太朱玲玲。因为是他单枪匹马与台湾方面较劲，所以对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犹新。
“我和我太太到荷兰，一住下酒店，就有7个台湾特工在那里等候我们，查看我们在酒店登记的资料。其实，每次到外国参加体育组织会议，总是这7个台湾佬和我们周旋，我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吃饭他们也跟着。我现在都希望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一次，霍震霆向我回忆说。
霍震霆又说，每次，这7个人都对他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台湾，是中华民国，国际体育的每一个会，我们都是创始国。”
而每次，霍震霆也总是这样回敬他们：“次次开会，都是你们这些人，都是假货。我是运动员，来自香港，我可以代表香港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参加比赛、进行体育交流，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利用体育搞政治。是呵，你们的‘国旗’很漂亮，‘中华民国’的名很好听，但你们的运动员不能到英国、香港……最简单的办法，是不要坚持扯你们的旗，不要坚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这样，明天你们就可以去香港、去英国，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比赛。而中国也可以做会员，全世界的运动员都可以在一起……”
正式开会了，台湾方面联合一些支持者，反对霍英东等人起草好的方案。台湾代表发言说，台湾与其它会员是一样的，权利是均等的，若要改名、改歌、改旗，就是对台湾的歧视。
霍震霆在会上对议案据理力争，极力反驳台湾代表的观点。
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最后对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通过议案，中国得以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而台湾也被要求改名、改歌、改旗。
邀国际足联主席访问北京
霍震霆开完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回到香港，霍英东来不及与他好好长谈，就动身到外地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他是以亚洲足协副会长和香港足球协会会长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这次会议，将会对中国加入国际足联的问题进行表决。
自1974年，中国取代台湾参加国际足联的申请败北于德国法兰克福之后，霍英东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仍然想方设法，在世界足球界斡旋，为中国加入国际足联奔走呼吁。
法兰克福会议之后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应霍英东的邀请访问北京。霍英东邀请他们来，是为了加强沟通，帮助中国解决在国际足联的会籍问题，但那时中国某些部门对他们很冷淡。他们晚上9点钟到北京机场，但没有人接机。他们到了北京饭店，发觉给国际足联方面安排的客房很小，见到霍英东父子住的房间比他们的大些，有点不愉快。在饭店，也没有人陪吃饭，只有霍家父子和他们一起吃冷盘。霍英东觉得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大家开会，国家体委派两个副司长参加，负责接待。谁知，一开会，北京方面就把人家骂了半天，骂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搞得霍英东极之尴尬。后来，副总理陈锡联、国家体委负责人庄则栋出来会见他们。霍英东还陪他们游览了长城、颐和园。那次北京之行，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阿维兰热当国际足联主席之后，霍英东与他的接触比较多。1976年，霍英东和女儿丽萍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之前，父女俩已到巴西找过新会长阿维兰热。阿维兰热不会讲英语，霍英东的女儿会讲法语，霍和阿就通过丽萍交谈，大家达成一个协议：蒙特利尔会议上用简单多数表决的方法，表决中国的入会问题。但国际足联秘书长亲台，且与阿维兰热关系不是很好。开会时，他想出了很多办法，最后使得由霍英东主持策划、以非洲一个国家名义提出的关于中国入会之议案无法以足够票数通过。
中国重返国际足联几经周折
两年之后，1978年5月，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举行，国际足联也选择那个时候在阿根廷开会。
之前，霍英东为了在这次大会上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在背后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和策划工作。他联合科威特足协代表沙东和来自伊朗的亚足联代表会长ATABAI等人，以伊朗的名义起草了《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合法席位及驱蒋提案》，提交阿根廷大会讨论。另外，霍英东又分别在香港与意大利驻港领事MR。PISANI，在罗马与意大利外交部大使ROMUALDO、国际足联副会长MR。FRANCHI（法兰西）、意大利足球总会秘书ANTONIOLI，在巴黎与ADIDAS总裁HORST DASSLER（荷斯）等人会面，向他们游说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阿根廷会议从上午9点钟开始。谈起那天大会的情况，霍英东回忆道：“会议一直开到晚上9点钟，中间没吃午饭、晚饭，也不喝水，大家激烈辩论，个个精疲力尽、喉干口渴，欧洲代表始终不同意用简单多数表决方式表决议案。那时的政治气候对中国有利，于是阿维兰热下了决心，最后说：”我认为这件事，并不是开除谁的问题，而是这个位让给谁坐的问题，谁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