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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梁廷芳大尉（一九四六年）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四三），十六日下午五时左右，当他改穿便衣后躲藏在国际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时，日本军命令他们去下关，同时强行拉走五千个人左右，组成了长达四分之三英里的队伍，他险些被杀。到十一时左古，枪杀已持续了四个小时，他避开日本兵的视线，和朋友一起跳入扬子江，隐藏在崖下，后来才得救。梁大尉对当时的枪杀情况作证说：“我们到达那里时，在江（扬子江。——洞富雄注）边附近排成一行，两边和前面都有日本兵和机枪，机枪口对准了一排人。还有两辆卡车，车上装有粗绳，大家五个人一组，倒背着手被绳子捆绑起来。我还亲眼看到，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先被日本人的步枪射中，后被扔入江中。在那里，包括乘轿车的军官和其他军官在内，约有八百个日本人。”从下午七时开始进行枪杀，据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二时（《远速》，四十三号，前引书1，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
梁廷芳的宣誓口述，没有讲明日本军从安全区的哪一个收容所里带走五千名中国军民，也未明确说屠杀的地方只是在下关。然而，根据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谷中将的判决，指出该收容所是华侨招待所，屠杀的地方是在下关中山码头，并知道，同梁廷芳一起逃跑的友人是白增荣。
在梁廷芳的宣誓口述里，既未讲清楚五千个人全部是难民，也未讲清楚他们同在一个收容所里，但在判决书中，把他们都说成是华侨招待所——收容所里的难民。可是，根据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南京安全区难民收容所一览表》里的记载，在华侨招待所里收容了二千五百个家属（前引书2， 第一三一页）。所说的五千个人，不啻是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的人，也许是从安全区内几个收容所里强行拉上的残兵败卒及其嫌疑分子，再加上从别处强行拉来的俘虏等的总数。梁廷芳和白增荣可能是偶尔躲到其中一个难民收容所即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里的残兵败卒。
当时有个日本人亲眼看到许多人，估计是残兵败卒的队伍被押往屠杀的地方。这一点，后面将作详细介绍。他听说，那些残兵败卒是“一网打尽的，说有三批”。所谓三批，大概是意味着从三个收容所里抓来的。
南京杂货零售商人尚德义，也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在下关集体屠杀中，他是幸存者。据他陈述，他住在安全区的上海路华新巷一号。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他和哥哥、堂兄以及姓名不详的邻居五人都被属于小岛部队的日本兵逮捕，押往下关，那时他们看到那里已有一千名以上普通男子，大约队下午四时起，日本兵开始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一页）。
关于在下关的集体屠杀，虽时间不清楚，但中国方面提供了几个人的证词。
当时，孙永成是南京的粮商，曾被驻在下关车站附进的日本军营房里的伙夫抓去劳动。他说，他在此期间亲眼看到在营房附近的堤坝上约有一万名中国人被枪杀，然后被抛入江中（检证一七一八。《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三○页）。
在下关和草鞋峡交界处有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和记洋行——大型肉类禽蛋加工厂。一九六五年访问南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的团员们曾听汪良说，当时有数千名中国人在该工厂避难，被日本军发觉后，全遭杀害（山冈繁：《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页）。这些难民或许被当作便衣兵或公务员而遭杀害的吧。关于屠杀避难于和记洋行的军民一事，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准备的证据——《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中国居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以及南京红卍字会掩埋尸体的实际情况以检证一七二八。此书面证据未向法庭提出）——中是这样记述的：“在和记洋行工厂里有数千名、在宝塔桥有数百名当地居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当了俘虏。他们被关入煤炭港的仓库里，门锁得紧紧的。日本兵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并把煤油浇在尸体上，点火焚烧。他们对在下关老虎山被解除武装后的数千名中国兵也采取了同样手段。”（前引资料集1，第三八五至三八六页）
对于在下关北边煤炭港（其北边是宝塔桥，靠宝塔桥的江边是和记洋行）里发生的大屠杀情况，曾于一九七一年夏为调查南京事件而访问该地的《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也直接从险遭枪杀的陈德贵（五十三岁）那里听到过。据本多说，在煤炭港被屠杀的难民，是收容在和记洋行的市民，他们原以为那一带是英租界，可能日本军不会进入，因而才去那里避难。但收容在那里的数千个居民中，有二千名青壮年男子被抓走，并在附近的煤炭港遭杀害。那天晚上，也有许多留在难民区的年轻妇女被强行拉走（《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第二四三至二五一页）。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方面关于收容在宝塔桥难民区的人数和被害者的人数， 似乎说法不一。 马吉牧师 （一译马骥、 梅奇——译者） （Rev。 JohnGillespie Magee） （？）在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情况说：在扬子江岸边有二万难民， 他们要求前往城内的安全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参照本书第一○三页）。
最后，介绍一下亲自下令屠杀集中在下关的数千名中国兵的当事人的手记。十二月二十一日，当时担任南京地区西部（包括城内）警备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进攻南京纪实》一文中，就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日的情况记述如下：“依次逮捕在城外近郊继续不听命令的残兵败卒。在下关予以处决者达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五页）。这难道不是一次就枪杀了数千名散兵吗？这一记录特别引人注目。
日本人对十六日大屠杀的证词
上面所述是中国方面就发生在扬子江畔下关和草鞋峡的大量屠杀事件所提供的证词。应当认为，这些证词中也可能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所讲的死亡人数。颇有夸大之处。
关于十六H晚在扬子江岸边发生的严重惨剧， 日本方面也有两、三个证词。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著者佐佐木元胜，他是在十六日下午进入南京的。他在这一天所记日记的最后部分写道（〔〕内所记内容，系新版时恢复的）：
回到中山门附近的邮局后，天已漆黑。山森事务官和梅森书记向不愿意开车的司机兵塞了一些钱，要他朝下关的邮局驶去〔夜已很深，这辆卡车的司机兵忽地回来了， 说是下关情况严重〕 。那天晚上，在下关邮局〔停车场附近。——洞富雄注〕附近的江边，响起了激烈的扫射残兵败卒的机枪声。航行在江上的驱逐舰点着了凄凉的灯，用机枪扫射企图在浊流中逃跑的人（上册，第二一七页）。
佐佐木从下关的中国邮局回中山门附近野战邮局，大概途经中山北路附近时，看到有大批残兵败卒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其悲惨的情景，他描绘如下；
“大批苦力连续不断地走在黑暗的马路上，他们在荷枪实弹，并装上了刺刀的士兵带领下，排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他们就是俘虏。我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探出头来问那带队的士兵，据他说这些俘虏都是换上了便衣的士兵，已被一网打尽，共有三批。很多人佩有日本臂章。有的背负卷起的灰色毯子，腰挂饭碗。有的为了不使自己掉队，正急匆匆地赶路，他们三人一排，手挽着手，吵吵闹闹，犹如野游般地走着。有谁稍许走慢一点，便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士兵的毒打。其中有十五、六个人，看起来像是勤杂工。皎洁的月亮当空升起，今夜如此一大群的俘虏可谓是空前的了。啊，亡国的悲惨！”（上册，第二一七页）
佐佐木全然没有说明他们去何处，这些俘虏恐怕是被带到下关——屠杀的地方——去的吧。
这天，佐佐木也在南京市东部麒麟门附近看到了大批俘虏，他写道：“在麒麟门稍许前面一点，靠右手的工路试验所（原文如此——译者）广场上，蹲着许多穿青灰色衣服的、看上去像是苦力模样的人。那是解除了武装的四千名中国兵。在路旁也有很多中国兵。他们瞪着眼睛，流露出可怕的目光。在储集弹药的马群镇，日本军对两百名残兵败卒进行了扫荡”
（上册，第二一五页）。第二天，十七日，佐佐木在紫金山参拜中山陵后，在归途中又看到了大批俘虏的队伍，对此，他只是简单地写道：“在中山门前又遇到了大批解除武装的中国兵。这是〔七千二百名左右〕大批乞食者的行列，没有一个人可怜。”（〔〕内所记内容，系新版时恢复的。第二二○页）
佐佐木一个人仅就十六、十七日两天所见的情况，认为被押赴遭屠杀的俘虏，似乎也有一万五千名以上（十六日在城内所见的散兵，少则也有四千名），对俘虏的屠杀是惊人的。
佐佐木关于屠杀中国兵问题所提供的证词，是根据传闻。另一个是目击十六日发生惨剧后的现场的随军记者（同盟通讯社）的证词。这个证词，如说它是传闻也可以。松本重治在其《上海时代》一书中记述了不久前从三位原来的同事那里听到的情况。他的同事曾以随军记者身份，在南京攻陷后即为采访消息而在南京呆了几天。他说：
三个人都说，自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七日所直接看到的，首先是从下关到草鞋峡，一路上沿江边一带都是焚烧过的尸体，约有两、三千具。大概是经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烧死的……三个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似乎不存在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又说，死于非战斗的情况下的，大概是一、两万人（下卷，第二五一至二五二页）。
上述同盟通汛社的三个记者之一前田雄二，最近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在战争的浪潮中——从华中到法属印度支那》。他就十六日那天的屠杀情况，这样说：
这一夜（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晚上。——洞富雄注），我们在野战分局再次举行庆祝宴会。席间，深泽干藏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深泽曾在傍晚独自一人去下关看看，得知就在下关长江下游有许多尸体，堆积如山。他走去一看，那堆积如山的尸体绵延很长距离。据说，警备兵如发现其中有人尚未死去而在动的话就立即把他们杀死。
第二天早晨，我和两、三个朋友驱车外出。途经挹江门，看到所有尸体都已被清除掉，因此没有穿过地狱之门的恐惧感觉。驶过下关，的确像深泽所说的那样，在扬子江岸边的马路上，大批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绵延很长距离。这些尸体像是被浇上了汽油，用火焚烧过的。“好像是用机枪干的，”被川说，“而且好多啊！”
尸体超过了一千，也许有二千具，是一支部队士兵的尸体。我们目瞪口呆了。无论说尸体堵塞了挹江门，还是说在该扬子江岸边死亡的部队士兵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回到城内，我们试着向警备队的参谋打听。他的说明是；为数不多的日本部队在护送大批投降的部队时，途中反遭袭击，因而歼灭了他们（第一二○至一二一页）。
深泽记者说，他在十七日傍晚看到尸体堆积如山，其中有的还在动，这也像松本重治所说的那样，可以认为是前一天晚上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第二天即十八日，前田记者等人外出后所目击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也许与深泽记者所见到的情况有出入。自十三日起，日本军在扬子江岸边几乎每天都进行大屠杀，可以认为日本军在十七日晚上同样也进行了大屠杀。从下关到草鞋峡，在漫长的扬子江岸边，肯定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总之，我认为深泽和前田只是看到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的一部分而已。
如果十八日那天在扬子江岸边堆积如山的被屠杀者的尸体，果真仅如前田所看到的那样，那末，我在前面介绍的几个证词所说的情况可能多半是虚构的。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同盟通讯社的记者们说：“在非战斗的情况下死亡的，大概是一、两万人。”对这种说法，将在后面进行批判。
扬子江畔的悲惨情景
在下关草鞋峡，有许多遭集体屠杀的中国军民的尸体被残忍地丢入了扬子江。到底有几千几万具尸体难以统计。但是在现场，还有大批尸体丢弃在那里。
扬子江岸边尸体成堆，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简直像今世的人间地狱。佐佐木元胜接收了下关中国邮局后，就把野战邮局迁到那里来。他对当时附近满是尸体的情况，描绘如下：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骸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以外，还有多少具尸体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我曾于关东发生大地震时，看到了在本所（本所，日本东京市区内的一个地名，低洼地——译者）的绿町河岸堆积着许多死尸，但与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了。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浇上了煤油后被焚烧〕烧得焦黑。包有草席的酒桶被卸在旁边，堆积如山，像庆祝胜利似地。军队站在上面放哨。这个场面是战胜国与亡国的强烈对比（前引书，上册，第二二二页）。
大屠杀看来大多是通过机枪扫射来进行的，但似乎有时甚至也使用了毒气。从镇江出发沿着扬子江南岸向前进攻的山田支队（第十三师团属下）有个辎重兵，他说，“在南京城内还发生过更为严重的几件事”，“非常出名，但由于我未曾亲眼见到”，所以“不想说”。然而，当部队离开南京而要开赴安徽省时，曾集结在下关（南京码头地区），由于要渡江到对岸浦口，他们便在那里等候轮流渡江。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日本士兵在那里看到了悲惨的情景，他说：
更有甚者，我曾目睹了堆积在一个地方的数千名中国军正规部队士兵的尸体。在此之前以及以后，我从未看到这么多正规部队的战死者的尸体。
他们死得十分奇特。看上去，他们没有外伤，其次倒下的位置像是正好爬到下关的土堤下，待精疲力竭后才断了气的。也就是说，他们想朝长江方向逃去，然而这种逃离的方向是不符合常情的。因此，只能这样推测，他们不是为了逃跑才爬到江里去，而是要到江里饮水。
“那不是瓦斯中毒吗？”我们互相议论着。
“是啊，是这样的。”大伙几乎都同意这种看法（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中国妇女在百万中国派遣军手下蒙难》，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
如上所述，在扬子江岸边惨遭屠杀后的尸体成堆，但除此以外，还不知有多少尸骸当场被丢入扬子江里。日本军之所以要选择扬子江岸边作为进行集体屠杀的地方，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把尸体葬入于扬子江中。
记者、作家、评论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达一百十多个与新闻界有关的人们，或在攻打南京时随军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时候到达中国首都。当时，在这许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写的从军记中，没有一篇触及日本军在南京市内所干的大屠杀事件。我正当这样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