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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入城前后，或到入城为止，曾有过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事实。杀害了三十万人啦，烧毁了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啦，虽然这些数字有点不可信。但是，我作为一个目击者，也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大宅考察组访问中共的报告》，载《每日周刊》临时增刊）。稍后进入南京城的杂志社派遣的某著名作家，据说于战败后不久，曾在某报纸上登载了一大版有关报道。但是，现在那位作家似乎也“无‘执笔的’记忆”了。写南京事件依然是撰稿人所忌讳的主题。
对此，铃木明怎么样呢？他所写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却由第一流出版社出版发行，更有甚者，竟获得了由那个出版社提供奖金的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
山本七平感慨地说，在《朝日新闻》报道“杀人比赛”时的那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的情况下，铃木明却独自一人毅然决然地评论说“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臆造出来的，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一个异乎寻常的亲身经历者的偏见》，第八十六页）。“勇士”不仅仅是铃木明一个人，“伊赛亚·本·达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业已自报家门了。不久，山本七平自己也成了一位“勇士”。
当然，铃木明或山本七平也许从各地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不过，左翼的恐吓等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与本多胜一在连载《中国之旅》时所受到的威胁相比，这几封恐吓信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敢于面对撰稿人所忌讳的主题，以日本人来揭露日本人，要知道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不妨看一下前记者铃木二郎在撰写《我目睹了那次“南京的悲剧”》时的感想吧。
后记
应日中友好协会的要求，我曾给该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周刊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那一期写了文章寄去，题为《人人展〈南京大屠杀图〉观后》。这幅《南京大屠杀图》是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子夫妇于去年三月绘制完成的，这幅画高四米，宽八米，是件巨幅作品。他们曾完成了组画《原子弹灾害图》十四幅。这幅《南京大屠杀图》从埼玉县东松山市的丸木美术馆运来上野之森，首次在东京市民面前展出。
拙稿一经刊登，立即有一位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青年朋友寄来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向我指出了一、两处在我的文章中需要订正的地方，并说该报刊登此文，非同寻常，因为过去报纸有一种倾向，很少报道这类问题，因而感到新鲜。经他这样一说，我才注意到，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虽出版过几本著作和论文集，但除《日中》杂志外，在日中友好方面以及研究中国的团体的机关报、杂志上一次也未曾介绍过此类书籍和发表过书评。
我不会由于自己的著作为朋友们所忽视乃至敬而远之而斤斤计较，但我总觉得这与中国方面的态度有关。丸水位里曾对前去丸木美术馆访问的曾根正哉就《南京大屠杀图》一画这样说：“这是日本人画的东西……曾经制造悲剧、到处破坏的我们……我们日本方面的我们……中国人决不会欢迎，也不会高兴。我想，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载《日本与中国》，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号）
迄今为止，以“中日友好”为重的中国人，在接待日本人访华时，绝口不提蒙受日本侵略军的屈辱和痛苦的回忆，也未在感情上流露出来。
对于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深切体谅，我们非常感激。然而，不论中国人是否保持缄默，作为日本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无动于衷。正因为如此，丸木夫妇才致力于需要非凡勇气的艰巨工作，用绘画形式，向日本群众诉说在中国首都南京呈现的、由日本军犯下的大屠杀事件的可怕情景，并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逆流勇进，高举了反战的旗帜。
我之所以在十五年前就着手有关南京暴行的著述，也出于与丸木大妇同样的思想。还有一种不甘落后的心理，认为要像丸木夫妇作为画家而描绘出《南京大屠杀图》那样，身为历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暴行的史书，则是我的责任。
现在，要由我们自己来揭露日本人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这项工作似有些别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公开复活。这里，澄清一下军阀对国民的错误领导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资对战争的罪恶性作出反省，同时希望再次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这是笔者的一点心愿，它使我有勇气来改编自己的旧著。
中国人从“中日友好”的原则出发，对日本人绝口不提难以忘怀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所遗留下来的惨重灾难。中国有史以来的、那些不堪忍受的悲惨回忆不是没有从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吗？中国政府也一直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通过电视、戏剧、电影或展览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的罪恶，从不放松对人民的教育。
毋庸赘述，中国人对访华的日本人所采取的那种体谅态度是中国政府的“中日友好”这一对日政策的体现。不过，我感到从去年起，或者从前几年开始，似乎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对日政策有所修正。例如，香港进步电影工作者摄制的影片《未代皇帝溥仪》，一九八二年初在香港上映，获得了圆满成功。映片中所看到的有关日本军暴行的原版片镜头，就是北京政府提供的日本军拍摄的照片。从这一事实可见中国方面的变化。
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急剧发展已经不能保持沉默了。为了“中日友好”而沉默也是有限度的。今年七月，以审定教科书问题为契机，中国发动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在宣传活动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声讨尤为激烈。
历时两个月，使日中两国外交关系发生动摇的教科书问题，日本方面保证：因审定教科书问题而引起的歪曲侵华史实，“由政府负责纠正”。于是，这一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然而，中国当然不会就此收兵，他们对日本政府如何履行其提出的保证，正拭目以待。
教科书问题，犹如一把铁锤落在日本人头上。因为日本人似乎对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忘乎所以，对中国人犯了罪的思想、曾加害于中国人的思想极其淡薄起来。但是，我不认为思想转变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不仅如此，在一部分民间电视台中有两、三个节目主持入至今仍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每当考虑到电视的巨大影响时，不由产生一种令人吃惊之感。
在这种时候贸然出版给人以迎合时尚印象的书籍，我也不是没有羞愧之心，我经反覆考虑之后，认为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于是我在人们的建议下，决定出版新著。
迄今为止，我就南京暴行问题写过两部著作和一部（两册）资料集。两部著作是《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和《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论》（一九七五年八月，现代史出版会出版）；资料集是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新社出版）。其中《南京事件》是对旧著《近代战史之谜》（一九六七年，人物往来社出版）的有关部分加以增订而成的。
在《南京事件》一书中，除收录《南京暴行》（第八十三至二四六页）一篇外，还收录了《芦沟桥事件的爆发》、《第二次上海事变的爆发》两篇文章。《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论》一书，由《“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吗》（第十二至一三八页）和《“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列第一三九至二三四页）两部分组成。 在资料集《南京事件》1（第四一一页）中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方面的有关资料；在资料《南京事件》2中，收译了四篇英文资料（第三四六页）。
我在编著本书时，从前面所述的《南京事件》一书中采用了《南京暴行》的资料，从前面所述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一书中采用了《“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的资料，并重新加以整理，从根本上作了增订。
也许是因为发生了审定教科书问题吧，人们对所谓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关心有所增强，我分别从原出版单位接到重版旧著的要求，但我作为笔者，未同意不作修改就重版十年或七年之前的著作。幸好出版《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的现代史出版会同意了我重新编著的方针。在短时间内，我倾注全力撰写此书，今天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关于南京暴行，我很早就希望能够留下一部舛误较少的基本文献，虽说这是一种奢望。现代史出版会的桥本进给了我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对此我深表谢意。
编著本书，是在已出版了几部关于南京事件的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希望能留下一部实证性的、舛误尽可能少的著作，这也是事实。可是，如果有人问我真能实现这一愿望吗？那我只能回答说，很遗憾，自己虽然渴尽了绵薄之力，却还没有这样的自信心。所以，我预先声明：本书题为定本《南京大屠杀》，决非出笔者之意。再要说明的是，现在一般通称的“南京大屠杀”，我通常称之为“南京大屠杀事件”。
洞富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译后记
本书根据一九八二年日本现代史出版会出版的定本《南京大屠杀》译出。第一编由毛良鸿译，第二编和后记由朱阿根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杰同志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兴祖同志的热惰帮助；高兴祖同志多年来从事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工作，特为译本作序，在此一并致谢。
书中引用的有关国际性文件和国内外人士提供的资料，有些已有中译文，有些原著系中文或英文，译者尽可能作了必要的查考和核对，但由于手头资料不多，其中大部分直接根据日文译出。未及—一查找原著出处。关于暴露当年日军大屠杀的有关照片，均选自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一书的日译本（加加美光行等译，村濑守保提供照片资料，青木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译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