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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 派相田中佐前往军司令部，商量处理俘虏问题。监视俘虏，实是田山大队长的重大任务。
十七日 举行入城式，参观中山陵、军官学校。军官学校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堂皇得多。下午五时返回。
十八日 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
十九日 为俘虏之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从军司令部得到补给，吃日本米。
二十日 从下关前往浦口。途中尸体累累。十时至浦口，见到了国东支队长（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一至一九五页）。
看了这些笔记，没有一处写有其企图违背军司令部的命令释放俘虏，以及这一企图失败后结果发生屠杀俘虏的情况。相反，我们却看到这样意味深长的记述：十五日那天，“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委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师团总部设在后方镇江。——洞富雄注），接到的命令是‘处理掉’”；十九日那天，“为俘虏之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处置俘虏”。
假设山田旅团长所写的和所说的，除这部分记录外没有其他的了，那么我们将这部分记录与《东京朝日新闻》记者横田的报道联系起来看，即报道说山田旅团长所属两角大佐率领第六十五联队在幕府山一举俘虏了中国军队官兵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就立即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山田旅团长遵照由第十三师团长下达的军司令部的命令，于十九日上午下令两角联队长‘处理掉’俘虏，也就是说，在扬子江岸边枪杀了全部一万五千名俘虔”。而且，我认为把这两份资料联系起来而得出的推断，并不怎么有逻辑性的跳跃。
然而，根据山田旅团长的笔记而作出上述那种联想，并非没有问题。首先，是发生事件的日期和时间。根据山田旅团长的笔记，可以估计那是在十九日上午。但是，先前所介绍的住在仙台的铃木却说：“时间是在举行入城式的那天夜里。我记得，我待入城式结束后回来，便听说回来得正好，现在就去押送”（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页）。入城式是在十七日举行的。而且，据说事件是发生在夜间。如前所述，平林所说的时间也一样。因此，我认为可以断定事件是发生在夜间，而日期是十七日还是十九日，抑或是两天之间的十八日？这就不甚清楚了。在拙著《南京事件》里推测为事件发生在十六日夜间，这当然是搞错了。
住在仙台的铃木说，屠杀的日期和时间是十七日夜间，实际上这一点不是没有旁证材料。当时，南京金陵大学的战时见证人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席了法庭。贝茨博士当时作证说：“中国军队大部分就在城外不远处投降，并被解除了武装，七十二小时后被机枪扫射而死。地点就在扬子江岸边。”此外，顺便介绍一下，贝茨博士继上述证词后，又说：“国际委员会雇用了工人，旨在掩埋三万名士兵的尸骸。这是按我们的工作方针而进行的。葬身在扬子江里的尸体以及用其他办法掩埋的尸体不计其数”（《远速》，第三十六号，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1，第四十九页）。贝茨博士所说的可能是十四日在幕府山附近被俘的大批中国军队官兵。他说这批俘虏遭到屠杀是在十四日以后七十二小时，即整整三天之后。因此，那是十七日发生的事件。然而，虽说是七十二小时以后发生的事件，但它果真是正确的日期和时间吗？这一点尚有问题吗？
关于十七日的情况，还有一份资料。《野战邮政旗》的著者佐佐木元胜曾在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半左右入城式结束后，乘卡车前往紫金山参拜中山陵。傍晚，他回到中山门时，在那里看到了一批被俘的中国军队。对此，他写道：“乘卡车回城，在中山门前又遇到大批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是〔大约七千二百名〕许多乞丐似的长长的行列。没有一个人值得可怜”（新版《野战邮政旗》上卷，第二二○页，一九七三年，现代史出版会出版）。方括号内所记的“大约七千二百名”这几个字在初版时是没有的，但在新版时又恢复了。从这个数字来看，这大约是两角部队在幕府山下抓获俘虏的半数。而且，那时这些俘虏似乎是在被屠杀的那天，在城内示众后出太平门的。因此，佐佐木于十七日在中山门外看到的七千二百名俘虏，与前面所说的不同，应当看作为是在当天或其他日子遭到集体屠杀的俘虏。
如此一来，日期与时间也有种种可疑之处，因而试图重新看一下山田旅团长的笔记。结果便可以这样认为，十九日那天所记的“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是出动旅团的所有兵力，把前夜用机枪扫射而“处理掉”的俘虏尸体抛到扬子江里，这天上午的“处理” 也就是“善后处理” 了。如果是这样，那末十八日那天所记的“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的“殚精竭虑”意味着什么，使一清二楚了。看来，事件似乎还是在十八日夜间发生的。自以为似乎不会有错的铃木（住在仙台）所说十七日夜里这一记忆难道就不会记错吗？再者，关于这一点，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判决也说，十二月十八日夜间估计包括上述一万五千名俘虏在内的幕府山下被俘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在下关草鞋峡遭到了屠杀（郭岐：《南京大屠杀》，第二二一页，一九七三年台北出版）。可以推测，有关这起事件的判决，其依据显然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检察方面的书证一七○二，即《根据南京慈善团体以及平民鲁甦所报告的敌人大屠杀》中“鲁甦向南京地方法院提出的上述证词”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一四一页）。我想，将原来证据中关于十二月十六日的事件，在判决中改写为十八日，是另有根据的。
十八日“处理掉”的俘虏尸体，其最后的清除工作（大概是抛进扬子江）似乎十九日还没有结束。据铃木明说，“山田族团长委托驻军‘清除’（指清除尸体）后开拔”（二十日前往扬子过对岸浦口。——洞窗雄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三页）。铃木明在先前说过：“十七日至二十日的笔记只记了这一些”（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 ， 第一九五页）。从其笔记的写法上来看，应当认为所谓“清除”云云，似乎是根据笔记的记述。
俘虏的实际人数果真是八千吗？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会津若松联队所抓获的“俘虏”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人并非都是战斗人员。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对这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人的处置问题是这样叙述的：“释放了非战斗人员，收容了约八千余人。当夜，有半数潜逃。由于戒备的兵力和补给不足等原因，旅团长为处置俘虏一事颇伤脑筋，便于十七日夜间准备将俘虏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正要向扬子江岸边押送时，俘虏发动了暴动，并袭击了戒备的士兵，遇到危险的日本兵向俘虏开枪射击，因而约有一千名俘虏被枪杀，其余逃跑，日本军也有军官等七人死亡。”（《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第四三七页）
在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战史里，仅对上述记述没有标明依据，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不过，这些叙述无疑是根据铃木明所写《“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因为除此之外，别无有关这起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之类的东西了。但是，铃木明果真撰写了与此相同的事情吗？
据铃木明的采访报道，山田旅团长说，他和两角部队长两人曾“逐一辨认当时的‘俘虏’是否果真是军人”，并将战斗人员收容在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所学校里。这大概是说非战斗人员被释放了，但就实际收容的人数问题，铃木明写道：“听两角部队长说，大概是八千人左右。”铃木明还曾访问了前少佐（战败时）平林，就死者人数问题提问道： “嗯……该不是一干人吧， 是不是三千人？”（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二、一九九页）
铃木明仅提出这个数字，但战史室的有关人员操纵了这些数字，最后竟然在堪称正史的战史上进行了不负责任的编造， 说是收容的战斗人员约八千， 半数潜逃（这是编造） ， 在扫射中牺牲的俘虏约一千人，其余（大概是说三千人吧）逃跑（这也是编造）。
另外，前面所说的数字，是山田部队有关人员对付本明说的，难道他们就不会在记忆上有出入吗？ 本书第一编第1节开头所介绍的朝日新闻社记者横田的报道注明是十六日，其中全然没有提及这样的内容：一半是非战斗人员，已予释放，收容的战斗人员也在十四日夜里逃跑一半啦，等等。而且，收容的地方也并非是山田旅团长所说的那种围有竹篱笆的学校，而是“二十二栋大营房”。我们认为，就资料所具有的可靠性这一点而言，与其相信三十多年后写的回忆录，还不如相信当时在现场的记者对耳闻目睹所写的报道。
铃木明怀疑，认为俘虏有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略嫌太多了，也许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我介绍一下，参谋本部在战时编纂的《支那事变陆战概说》也明确记述了抓获俘虏一万四千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八页）。
第十六师团有关官兵所说的“真相”
铃木明所采访的第十六师团有关军官和士兵达十人之多，在此我不能一一论及，故列举该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谈话要点，研究一下中泽三夫是否说出了真相。
据说，中泽三夫先强调说：“所谓南京屠杀之谈，战后我在东京审判时才首次听到，为之一愣。”继而他又断言：“我们负责城内警备，因而无疑是知道的，比如，在难民区必设岗哨，不让士兵等入内。据悉，宪兵人手不够，但辅助宪兵则相当多，宪兵过于严厉，以致遭到其他部队的抗议。所谓来自难民区的表示不满的报告，从未听说过。在东京审判时引人注意的则是侵犯外国权益问题。然而，这却是由于中国人打着外国的旗帜企图蒙骗而引起的纠纷。揭发难民区内的便衣兵，这是日本军义不容辞的行动，绝无随意带走平民百姓而加以杀害之类的事情，而带走的士兵则以俘虏对待。当时，我恰在南京。如果因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地，而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那是大错特错了。”（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三四页）
中泽三夫虽然这样说，但他作为中岛师团长的部下，又是参谋长，果真对南京暴行一无所知吗？ 中岛师团长在南京攻陷战中， 曾受到松井军司令官的指责，说“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长的战斗指挥违反人道”。可是，中岛不久便当上了南京警备司令官，使中国人觉得可怕。对此，据说同属第十六师团的第三十八联队的助川联队长也对铃木明说：“我记得，虽前往南京，但我对南京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听说自己也许要在东京审判时成为犯人（助川未被起诉）大吃一惊。对我来说，说是事件，真可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助川是佐佐木到一旅团长麾下的部队长官，而佐佐尔到一则是著有《一个军人的自传》的性格刚毅的将军，他掌握着“南京事件”的关键。这个助川还能说什么事实一无所知吗？而且，东京审判是审判甲级战犯的法庭，像助川这样的联队长担心成为被告，也令人可笑。因此，不言而喻，铃木明所注“助川未被起诉”并非是事实。
据说，当铃木明就田伯烈和埃德加·斯诺的著作提出问题时，中泽三夫简单地下结论说：“我们没有干过，仅此而已。”对此，铃木明说：“明快而又坦率，是无可反驳的发言。”铃木明并不否定南京事件的存在，却又为何对中泽三夫的全盘否定，写出“无可反驳的发言”这篇可理解为全面支持中泽三夫的文章呢？这篇文章是在欺骗读者。
这一点暂且不说，但我认为，在中泽三夫的谈话中否定暴行的每一句话，都是伪证，对此，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和本节后面所述，便一清二楚。
最后，我想对前面所引的前少将中泽三夫的谈话置一言。他在谈话结束时说：“中国方面从南京附近收集尸骨，说尸体有多少具。然而，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地，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却是大错特错了。”说这话的人难道真是当时在场的负责人吗？连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占领南京的战果，也说遗弃尸体有八、九万具（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或说有八万四千具（昭和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人说，中国方面特地抛开坟墓，挖出尸骨，并把它计算在南京沦陷时的遗弃尸体中，等等。我们不妨想一想，中国人听到这种编造出来的谎言，将会多么愤慨！
铃木明在寻访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旅行中，必定已发现了该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位名叫西田的士兵（住于三重县久居）每天写的随军日记。
对于西田所记之事，铃木明说：“他说得生动，较之军官说的更为出色”（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三页）。我们与其尊重三十五年后写的回忆录，还不如尊重当时在场者的每天所记内容。介绍山田旅团长的笔记是铃木明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上刊登的采访报道的压卷之作。今后如能在杂志上原封不动地全文介绍这份稀有的宝贵资料，将不胜感激。《”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从西田手记中摘取了十一月份中的六天笔记作了介绍（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在占领南京时所记的日记却被人隐藏了，这样就无从知道事件的详细情况。
前军事有关人员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
第十六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接受了铃木明的采访，就南京事件发责了谈话。他在战后不久开庭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亦曾作为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如此叙说，虽然偏离了对铃木明观点的批判，但我想在此让读者看一看日本军中有关事件的负责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采取了什么态度。
毋庸赘述，松井司令官不是下令屠杀俘虏、残兵败卒和对普通老百姓施加暴行的人。他力图阻止这种行为，那也是事实。然而，他的部下官兵却无视他的有关严肃军纪的训令，妄自采取了残暴行动。松井大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被追究其作为最高司令官应对部下的这种行为负责，判处了绞刑。我认为，这虽实属不幸，却也出于无奈。山下大将在马尼拉进行军事审判时自然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日本军在南京所犯大规模暴行是无可抵赖的确凿的事实。不言而喻，松井大将也在前面所引的手记和谈话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参照本书第二二八、二三七页）。尽管如此，松井大将为什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没有如实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呢？事实上，他可能离开南京后就卧病在床，因而不了解事件的整个情况。不过他非但没有一问三不知，而且对检察官就屠杀事件所作的审问，一口断定：“这绝对弄错了，决没有理由存在这种罪状。我能以名誉起誓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