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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的杀戮行为，这从特别容易激昂的战场气氛来看，也可能是不得已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与屠杀事件》，载《人物往来专辑》，一九五六年六月号〔日本战史的自白〕）。诚然，在激烈的战斗中也可能出现难以区别战斗与屠杀的情况。然而，关于日本军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岛田则闭口不谈。
不管怎么说，第十六师团的“战斗行动”似乎是极端残酷的。当时陆军省人事局助理课员额田坦在其《回忆陆军省人事局长》 一书中， 据说有这样一段叙述：“十三年元旦，笔者曾随从阿南人事局长在南京告知松井军司令官；据局长指责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战斗指导是违背人道的’，慨叹武士道精神堕落了。”（前引《昭和的历史》3，第二六六页）
扬子江上的惨剧
据说，在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那天，不仅在扬子江岸边，而且在扬子江面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被日本军杀害了。这些情况，在上述佐佐木旅团长的手记中也有记述。十二月十三日，无数南京市民和中国兵准备离开即将沦陷的南京城，渡江逃到北岸， 却遭到日本军的扫射， 全都死亡。石川达三对当时的悲惨情景在《活着的士兵》中这样描写说：“挹江门直至最后未遭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残兵败卒土崩瓦解，通过这个唯一的城门逃到下关码头。前面就是江水，没有—艘可以渡江的船，陆地上也没有一条可逃的路。他们抓住了桌子、圆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企图横渡宽广的长江，逃向对岸——浦口。其人数大约有五万，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江对面游击，简直看不到江水。抵达对岸一看，日本军已抢先等在那里。机枪声响起来了，好像点点雨水打在江面上。人们要想返回已不可能，日本军己在下关码头布下了机枪阵地。对由上漂流而下的残兵败卒，则由驱逐舰给予最后一击。”《活着的士兵》固然是一部小说，但作者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社的特派记者，曾在南京沦陷后不久进入南京城，因而肯定听到了当时日击者真实的亲身感受，并如实地作了记述。
尽管如此，“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兵企图渡过扬子江而出现在江面上，这个数字颇难令人相信。我认为，被害的也不只是中国兵，南京市民也为数不少。
关于出现在扬子江上的这幕惨剧，应征入伍参加第六师团第十三联队的二等兵赤星义雄在翌日——十四日因公去下关时，曾在那里看到过实际情景，他著书叙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岸边进发。正好是到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中国人在山中挖了岩盘，开出了一条路，可以让一辆车子通过，大约每隔五十米的地方，置有大炮。据说，那是为了阻止日本海军的袭击。当然，敌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从那炮台上，俯视眼睛底下流动的扬子江，远远望见许多像是木棍似的东西在漂流。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
扬子江岸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启航和停靠的地方。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个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看来至少有五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尸之江”。
对此，我听说是这样的：
前一天，撤出南京城的几万中国军队和难民从下关码头——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出发，企图挤上一艘仅可乘五十人左右的渡船，逃向对岸。
在进攻南京城的战斗最为激烈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军舰装载大炮和机枪溯扬子江而上，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在他们的渡船驶抵对岸前，海军就放炮开枪，一齐射击。猛烈的枪炮扫射，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渡船直接中弹，被打得稀巴烂，全被击沉。
我听到这些话，当时心中就想：“为什么连对毫不相关的人也……”
后来，我觉得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吗？（前引《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二十八至三十页）
这一记述，看起来好像有些混乱。那是指：当时赤星站在扬子江岸边，属下头码头地区，但说中国军民遭受日本海军舰艇扫射的地方，却在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下关码头”。从《活着的士兵》一书引文中可以了解到，前一天在扬子江发生惨剧的地方，是在下关前面，然而据赤星所说，是在距下关八公里左右的上游，也有许多准备渡向对岸的南京市民遭到舰艇的扫射，落得了被害的悲惨命运。可想而知，十四日在下关前面的江西上看到的几万市民的尸体是从那边漂流过来的。据说，扬子江尸骨成堆，都埋在江边，怎么也不可能漂流到下游去。
前面提到的、与赤星同属第六师团的高城守一，也于—个四日为补给粮草去下关粮仓。当时，他曾在下关江面上和岸边目击了当时的惨状，说是“非笔墨和言词所能形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理解程度”（前引《扬子江在哭泣》，第九十五页）。
十二日，在渡江时已有很多人死亡。那时，下关还未受到日本军的攻击。直到十五日还留在南京的《纽约时报》 记者蒂尔曼·德丁（F。 Tillman Durdin，一译都亭——译者）就十二日那天情况记载说：“数千名中国兵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从江边马路旁用帆船渡过扬子江， 但大多数人惊恐万状， 溺死于江中。”（洞宫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2，第二九一页）
第六师团的“战斗行动”
前面提到的南京的汪良，曾就城东中山门外紫金山山麓和城南中华门外雨花台的屠杀行为这样说：“此外，包围城墙的部队在紫金山山麓活埋了两千人，在雨花台杀害了两万人”（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至十页）。所谓日本军在雨花台杀害了两万人，也许，毋宁应该看作是战死的。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提出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六），就这件事记述如下：“在南京即将陷落时，我方在雨花合地区的军民两、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了敌军扫射，哀声遍野，尸山高筑，血流过胫，一片惨状。”（《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三页）
攻击雨花台的是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的左翼部队。另一方面，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绕道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该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在其旧著《机密日俄战史》出版后所发表的《军情报告》（昭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可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所覆盖。”对此军事行动，在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说：“十日，第六师团命部分联队从扬子江岸出发，向前进军，同退却的敌纵队相遇，予以击溃，十四日到达下关（南京北侧的码头）”（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九页）。这里所说的“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和“退却的敌纵队”中，无疑混杂了一般市民，他们是从南京城西侧诸城门和城北的挹江门外下关方面逃出来的。中国兵，既有扯起了白旗的，也有一起朝扬子江岸边溃逃的，但他们连带一般市民，都在机枪扫射下葬送了生命。日本军方面认为这种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战斗行为，但中国方面，认为它同在雨花台扫射一样，是集体屠杀。
汪良曾就这些地带的市民被大量屠杀的问题，又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告诉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发生在下关上游的上新河地区的惨剧。他说：
这里集中了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军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江水吞没（前引《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五页）。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江东河的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都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向前涌来，也一个个落水，顷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军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内逃出来的南京市民（前引书，第十四页）。
城内扫荡的惨状
正如大家通过前面的叙述所了解的那样，在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日本军在城外的“战斗行动”，带有极端的残酷性。不久，中国兵放弃了对城门的守卫，从城墙上消失了。此后，冲入城内的日本军在扫荡战中更为残酷。那才是坚决实施了名副其实的屠杀。“扫荡”是“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歼灭丧失斗志的残兵败卒。在城内，士兵与难民毫无区别。这种残酷而凄惨的“军事行动”，据说一直持续到十四日早晨。关于日本军开进南京城时的军事行动，汪良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这样说：
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有五公里长）和中央路（通过中央门三公里的一条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病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在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尤其是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坦克部队、炮兵部队侵入城内，冲进了这两条马路。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屠杀的结果，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血的洞窟（前引《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七至八页）。
听了汪良所说的关于南京事件的大概情况后，第二天，团员之一的山冈繁在汪良的陪同下访问了屠杀的现场，关于上面提到的“两条血路”，也听到了这样一种传闻：“当时，从城外拥进来的十多万群众都挤在马路上。日本军冲入中华门后，看到有人走动就开枪，同时从中山南路一直北上。马路为尸体所掩没。第二天，坦克部队也开到马路上来。履带压过了横在马路上的尸体……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了两条血路。据说，在这两条马路上，被杀害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得难以计数。”（前引书，第十五至十六页）
据汪良的说法，似乎坦克入城是在十四日，其实，从中山门开入城内的坦克，早在十三日夜就参与了扫荡战。第十六师团所属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财务中尉在其十三日那天所记的日记中这样写着：“晚上八时，走进宿舍。为扫荡残敌，外面枪声、坦克声震耳欲聋。”（高崎隆治：《建立在沙滩上的幕后活动》，载本多胜一编：《笔杆子的阴谋》，第一四八页）
“血路”，不像汪良所说的那样只有两条。《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本军）入城后第三天——十五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从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情景，并描述如下：
通向光华门的马路两侧都是长长的壕沟，里面填满了烧得焦烂不堪的尸体，铺在马路上的许多木头下面，也有尸体，手脚飞出在外，活像一幅今世的地狱图。
我看到坦克发出履带的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弥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至于有了一种错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
对铃木二郎这番目击者的谈话，山本七平持有异论，而笔者对山本论点的批判则在第二编第3节，希读者阅读。
汪良的证词说，死在中山路（南路和北路）和中央路上的中国军民达数万人，也许有人认为这有些夸张。但是，从日本方面的资料看来，未必如此。
例如，第九师团的一部分联队是于十三日从城东的中山门入城的，在《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况》（昭和十三年一月，该师团参谋部编写）中，就其在城内的扫荡情况叙述如下：“尔后，师团以右翼联队为主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歼灭了残兵败卒七千多”（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二三三页）。仅一个师团就获得了这样的“战果”。更何况，在上述七千人中也可能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
再介绍一个人的谈话，他在日本军入城时进行扫荡战后，曾亲眼目睹了惊人的悲惨情景。
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的作者佐佐木元胜是在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即第二天举行入城式前到达南京的。南京陷落三天后，在南京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情景。佐佐木对这种情景是这样叙述的：“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数町（日本旧时的长度单位， 一町约合109米——译者）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两万中国兵在这里被枪杀。其中好像也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兵。”（上册，第二一六页）
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的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他曾到庭出席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也就南京陷落后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市区的情况提供了如下证词：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杀害时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的却伸开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五百具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南市和北部、东部、西部都曾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
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二十五页）。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Dr。 M。 S。 Bates） 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上述悲惨情景提供了如下证词：
日本军入城后，几天内，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