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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十一月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的特殊的跟主要党政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他，喊“九哥”。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海容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长沙人。在长沙读完初中，于一九五二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一九七○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一九七二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翻译，便是王海容（后来，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唐闻生则出生于外交世家，唐闻生之父唐明照，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一九七一年，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未几，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原名唐锡朝，一九一○年生于广东恩平，少年时代他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小学、初中，因此他英语纯熟。一九二七年他回国，不久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再度赴美，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一九四○年出任《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在美国，他与加州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张希先结婚。他们的女儿出身于纽约，那就是唐闻生。正因为这样，唐闻生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国英语。唐闻生既擅长英语，父亲又是资深中共党员，因此也得以重用，活跃于中国外交界。
在那特殊的岁月，中国的特殊情况，王海容、唐闻生成了架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座“桥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八十二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创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问棍。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嘱令《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二月十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江青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勾”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藉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
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注：本书作者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对王力的采访。），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稿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藉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八月五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日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