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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主任易人。本来的主任是穆欣。穆欣本名杜莱米，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曾任《晋绥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文革”之火，烧到了这位《光明日报》总编辑头上。另外，据王力回忆，穆欣倒台的原因之一是有人密告江青，穆欣在“文革”前曾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改为任命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由《解放军报》社宋琼接替王力。两个月后，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马列研究院的王光宁任组长。
“中央文革”本是个“小组”。江青在这“小组”之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分管各口，那势头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冲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步步取代过来。
“中央文革”成了“江记班子”。
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组长，实际权力已落入江青这位第一副组长手中。
江青坐镇钓鱼台之后，很快就显示了她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她以“中央文革”副组长身份出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初稿为“十五条”，刘志坚提出对军队的“文革”应列一条，于是成了“十六条”）。
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了自六月上旬起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①”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谁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刘少奇本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此时成了毛泽东所称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最初，他写在一份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上。那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随手在社论左边的空白处，写了那张“大字报”（其实是“小字报”），无标题，末尾署“八月五日”。后来由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抄，毛泽东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标题。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以大字报形式张贴，而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炮”，震垮了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刘少奇不再是“第二号人物”，林彪取代了他。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重新排列。
最初的名单是：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邓小平的名字往后推，改成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又一次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她说：“‘老夫子’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
这样，当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开见报时，又一次变化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张政治局常委名单顺序的一改再改，显示了江青的影响力。她，简直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成了凌驾于常委之上的“影子常委”！
“旗手”的登基典礼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伏彼起，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江青“统率”的“文艺大军”。这次大会，是江青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登基典礼。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主席台上。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陈伯达发表演说，称颂江青的贡献。
“……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江青接着作长篇讲话。她追述了自己如何在养病中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如何去“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然后“才想到要改”，即进行所谓“京剧革命”。
江青在谈及北京京剧一团时，点了一连串的名：
“至于你们团内某些负责人，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于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在这里，江青第一次把“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三旧”。在她的讲话之后，一下子便在全国掀起批“三旧”的高潮。
江青声称：
“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
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她手下那班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物，也就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旗手”之冠，便是这么来的。
在大会上，谢镗忠宣布：经中共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谢镗忠还宣布：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
在这次大会之后，江青的“旗手”之誉“鹊起”。吹吹拍拍者，把“六十年代的江青”跟“三十年代的鲁迅”相提并论。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高举一面红色大旗“阔步前进”，她的身后跟着手提红灯的李玉和、手持驳壳枪的郭建光、穿着皮大衣的杨子荣、挥舞大刀的琼花，穿着蓝色工作服围了白毛巾的方海珍！……
第十五章 复仇女神
王莹惨遭江青毒害
蓝苹变为江青，江青终于成了“旗手”。
当菜青虫长出漂亮的翅膀，变成粉蝶之后，其实它的身子，仍保持当年菜青虫的形态。
“旗手”蜕化于蓝苹。虽然“旗手”戴上了种种眩目的光圈，仍处处流露当年蓝苹的气质：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却又从不甘居人下；反复无常；一切随我所欲；刚愎自用；历来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谀奉承……
不过，“旗手”有权有势，也有两点是当年的蓝苹所无法企及的：
第一是报复。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切“私敌”实行报复，以至置于死地而痛快。
第二是掩饰。企图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笔抹掉，不择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销毁一切“防扩散材料”。
“旗手”的不光彩的过去——当年蓝苹的旧事，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
她要遮丑。她知道：那些丑事有损于“旗手”的光彩。
上海，上海，当年蓝苹在上海，大报登，小报载，多少知情人尚在。
她首先想到的是郑君里。郑君里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了，还有那个赵丹！
于是，发生了本书开头所描述的“夜半鬼敲门”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江青借助于叶群，借助于江腾蚊，动用军人，对郑君里、赵丹等进行了秘密大抄家……
她的报复心，是那样的重。
那个王莹，眼巴巴从她手中夺走了《赛金花》，那时候她无可奈何。
如今她是“旗手”，不整王莹不解气。
查！玉莹在一九五四年底从美自回来，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
查！王莹自一九五八年底起，隐居在北京香山狼见沟——她的丈夫谢和赓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改，她躲进人迹罕至的狼见沟农舍，避开京城那繁华天地。
谢和赓在北大荒劳改了一年多，终于归来，夫妇俩仍住在狼见沟，与世无争，与世隔绝。
“蓝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莹心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王莹深知“蓝苹”的为人，必定会进行报复；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批戴红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狼见沟，自称“奉中央文革之命”！
“中央文革”亦即江青的代名词。当年蓝苹和王莹争演《赛金花》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江青仍深深记恨于王莹！
那批不速之客，是来自好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他们住在王莹家中。王莹和丈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王莹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创作手稿、她的日记、她在美国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国报刊资料……全部被抄走了。
王莹和丈夫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审问。经过几个月的折磨，玉莹和她的丈夫已经精疲力尽。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几辆汽车驶入狼见沟。谢和赓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车。
谢和赓刚押走，王莹也被捕了！
王莹和丈夫双双被投入了监狱。
给谢和赓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为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
王莹呢？“旗手”给她加上了“美国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连串大帽子。
“旗手”心狠手辣，终于置王莹死地：
“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天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一九七○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六七四二！”①
①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仅仅因为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王莹落到了为此丧生的地步。
江青闻王莹死讯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红红的葡萄酒，庆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江青为蓝苹报了仇，雪了耻！
那个华垣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
江青记得，华垣妮是开服装店的。蓝苹去做过衣服。哼，华垣妮仗着丈夫史东山是大导演，居然小看蓝苹，挑三剔四的，不给做。
虽然史东山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死了，可是，华垣妮还在，此仇也要报，华垣妮应列为“审查对象”！
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帐，还必须跟夏衍清算！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一九三七年二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
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
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
“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
“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价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
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三十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
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
恩将仇报，阿桂蒙尘
有仇报仇，有冤伸冤。
无仇无冤，有的曾是她的好友，有的曾给她以帮助，有的为她所敬仰，有的甚至曾为她所爱，仅仅因为知道蓝苹的往事，也在“文革”中遭到她的挞伐。
郑君里和赵丹知道蓝苹的往事太多，自然在劫难逃。抄家之后被投入狱中，郑君里屈死于冤狱。
顾而已，“六和塔婚礼”中的一个。要整掉他！
于伶，“十？八”抄家“候补”名单中的一个。此人知内情，该整！
史枚，当然该整。好在他蹲过国民党和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一九五七年又划为“右派”，整他不难。
章泯，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就在眼前，就在鼻子底下，太容易招惹是非。不过，他是“走资派”、“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何况北京电影学院的“主义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是闻名北京的，整他也不难。哦，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把他整死了，了却江青一桩心事。
最令人震惊的，是秦桂贞向我讲述的故事。①
①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采访于上海。
秦桂贞，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妇女——解放前当佣人，解放后在幼儿园当保育员。成为“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