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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原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取消了）。
自从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的干部了。
这时的她，那“心腹之患”，仍是疾病。她担心放射治疗不彻底，担心癌肿转移，她顾不上再插手政治，处于长期疗养之中。
炎暑，她来到北戴河，下榻于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在那里打扑克，散步，游泳。与众不同的是，别人下海，要么赤足，要么趿双拖鞋，走过沙滩，而江青总是穿一双薄薄的软底鞋，一直走到海水跟前，才把软底鞋脱下。这是因为她的右脚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脚趾，她不愿意给别人看到。
她只会“狗刨”式。有一回，她在那里见到王光美游泳。这位刘少奇夫人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如“浪里白条”。江青深为惭愧，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冬日，她去南方疗养，要么住广州，要么去杭州、上海。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侧，在上海西郊，借毛泽东的名义，她修建了别墅。
一九六二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道：“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
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的要求颇为苛刻：她怕声音，据云，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的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二十二摄氏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玩厌了扑克，她开始养猴、玩猴。
经过疗养，她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渐渐恢复正常。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不过，过分的无聊，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疑虑，又导致了神经官能症。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时时电召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今儿个会诊，明儿个为她进口药品……
她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就连她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国电影时，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她听中了这话，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出绿，也”绿有层次“！
她作为演员，原本喜欢拍照，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这自然有摄影师为她效劳。她自己并不会拍照。在苏联疗养时，身边没有摄影师，而她又希望到处留影，她就买了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这时，她到处游玩，对摄影的兴趣更浓。她花费外汇，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每到一地，就用摄影打发时光……她在电影界工作过，有一定文艺修养，因此她学摄影，进步倒也快。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要帮她冲胶卷、印照片。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
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正式发表——虽然他的那首《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传抄发表。
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传诵一时。正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工作的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苟夫人李淑一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记起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恋爱时，曾写过一首《虞美人》送给杨开慧。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密友，跟杨开慧无话不谈。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诗稿，给李淑一看过。
李淑一记得，毛泽东那首《虞美人》全文如下：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夜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句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如本书第一章写及的那样，李淑一给毛泽东去信，寄去她的旧作《菩萨蛮》，并要求毛泽东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因为她只是凭借记忆默出《虞美人》，不知是否有讹误之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复函李淑一，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引者注：指《虞美人》），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
毛泽东赠李淑一的《游仙》，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夫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这首新作中，毛泽东寄托了对于杨开慧的深深的怀念。
毛泽东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许多人传抄。李淑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把毛泽东《蝶恋花》一词公开发表于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人民日报》迅即转载，各地报刊亦纷纷转载，一时间轰动全国。
《蝶恋花》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特别是“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江青吵吵闹闹，当面对毛泽东大声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在极端愤懑之中，给郑君里去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这封信，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后来江青成了“旗手”，百般要求追回此信，导致“文革”中郑君里横遭飞祸……
本来，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烈士杨开慧，称之“骄杨”，诚如他对章士钊所言：“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然而，江青向来心地狭窄，以致在家中闹一番风波。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当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轰炸机炸死时，消息传来，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江青无动于衷。当时，毛泽东曾愤愤地说：“岸英之死，对江青来说视之于狗！”
江青是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企求毛泽东为她写一首诗，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要与《蝶恋花》抗衡：毛泽东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被谱上乐曲演唱，被改编成评弹演唱，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全国上上下下在称颂毛泽东的“骄杨”……
在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后四年，江青才终于夙愿以偿。那是她拍了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富有诗情画意。她请毛泽东题诗，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写下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同志”，亦即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这首七绝，江青的心理平衡了，可以用这首诗与“骄杨”抗衡了。
然而，一九六二年杨开慧之母向振照病逝，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五日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电报，那电报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泽东对杨家寄托一腔深情，称“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依然表明，杨开慧是他心中的“骄杨”。
贺子珍的庐山风波
就在“骄杨”风波发生不久，又有一件事使江青极度不快：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
贺子珍南下之后，住在上海哥哥贺敏学家中。她跟哥哥、嫂嫂以及侄女贺小平、贺海峰住在一起。
她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
陈毅又安排她担任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便于她在上海生活。
贺子珍一直思念着她的儿子毛毛——毛岸红。在长征开始时，三岁的毛毛无法随她和毛泽东长征，只得交给留在当地的毛泽东小弟弟毛泽罩、贺信夫妇。红军开始长征后，毛泽罩和贺怡不得不把毛毛托寄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罩在游击战争中战死。当时，贺抬刚刚生下一子。
一九四○年，贺信在广东韶关被捕。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换回贺怡，终于使贺怡来到延安，而贺怡的孩子则留在广东韶关。
一九四九年十月，贺怡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十月，她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十四岁的儿子。
她怀念毛毛，她也深感内疚。这是姐夫毛泽东、姐姐贺子珍托交给她的。她决心寻回毛毛，这将是对毛泽东，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在广东韶关，她和老战友曾碧漪重逢。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三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一九三五年初夏战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泽东、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碧漪，①据她回忆，她陪同贺。冶去赣南寻找毛毛。可是，经多方查访，没有打听到毛毛的下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曾碧漪和贺信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路过泰和城七、八里的凤凰墟的一座小木桥时，司机驾驶不慎，车子翻进水沟里。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贺怡当场死亡，曾碧漪重伤，大腿骨折。贺怡孩子的养父也摔死。贺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贺麓成，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北京采访，曾碧漪时年八十六岁。
贺恰遇难，毛毛渺无音讯，消息传来，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碧漪回忆，她后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贺恰遇难经过之后，说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难忘的话：“你办事向来细心，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曾碧漪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因为连夜行车是贺信决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过，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贺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贺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击。那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贺子珍，听见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熟悉、亲切的声音，一下子勾起她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忆，她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
她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①
①张世殊，《贺子珍在上海》，一九八八年四期《海南纪实》。
陈毅当即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九月，贺子珍迁往南昌市三伟路九号小院居住。②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②方影，萧志文，曾宜坤，《贺子珍在江西》，一九八九年五期《江西党史研究》。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一九四三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一九四○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和朱丹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伟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公尺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自从贺子珍一九三七年离开毛泽东之后，一直未能和毛泽东见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二十二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①，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七月八日。李锐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所记日期当是准确的。据他所记，毛泽东于六月二十三日抵湖南长沙，二十五日去故乡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汉，二十九日上庐山。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据一九八五年一期《萌芽》所载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七月二十三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七月八日就“争吵”。
关于毛、贺会面的真实准确的报道，直至重要的当事人——陶铸夫人曾志，说出了其中的内幕，这才使人们弄清来龙去脉。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