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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德以沫，苦中作乐。”②
②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一九四二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武汉。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一九三八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一九三八年十月，唐纳与陈璐一起，经香港返回上海。
在上海，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这时，陈珊进入电影界，在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
唐纳为陈珊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和“蓝苹”相对。
虽和陈珊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干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
天苍苍，海悠悠
鸿雁在飞鱼在游。
人面不知何处去？
绿波依旧东流。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唐纳和陈璐在沪生下了儿子红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纳离沪赴重庆。
陈璐和红儿留在上海，据云陈璐改嫁盐商。一九四八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
据夏其言告诉笔者。解放后陈璐曾带红儿找他，求他看在老朋友唐纳的面上，给红儿安排工作。夏其言把红儿安排在《文汇报》资料室工作。后来。转到了安徽工作。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一九四四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村晋用》一文报导：
“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
“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活剧。……”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不过，另据报导，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事情会是那么凑巧：在电影《中华儿女》中演刘二嫂一角的，正是康健（演刘二哥的是赵丹）。《中国电影发展史》版，把康健误为蓝苹，以至造成蓝苹经重庆进入延安的误传。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
“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矾）回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借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①
①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
“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引者注：指江青），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引者注：应为重庆谈判时），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①
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一九八八年六期《书林》。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
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说及。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另外主人给他介绍别人。”②
②陈纪滢，《巴黎幸遇唐纳》，台湾《传纪文学》四十五卷六期。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照着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淬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唐纳拒见江青，其原因由于他“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显赫，见她会惹事生非；他却去见毛泽东，那不仅为他持有请柬，名正言顺，而且出于“好奇心理”。
至于江青电话约见唐纳，多半是出于炫耀，倒不是出于私情。她是希望让唐纳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气的“贵夫人”。她的好胜，她的好炫耀，向来如此。
江青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星期。她在那里，诸多不便，悄然搭飞机飞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写信慰问赵丹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架从延安飞往重庆的飞机，由于气象恶劣，中途临时降落在西安。翌日，才飞抵重庆。
飞机上坐着周恩来。他是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由重庆飞抵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然后又返回重庆。回重庆时，周恩来的专机上多了一位临时搭乘的乘客，那便是江青。
又是借口牙病，江青再度飞往重庆。
这一回很高兴，她得知郑君里在重庆，打电话约见他，郑君里倒是来了。
从郑君里的谈话中，她得知赵丹不久前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她未能见到赵丹，感到颇为遗憾。
赵丹，跟她同台演出过话剧《娜拉》，也同台演出话剧《大雷雨》。在《娜拉》中，赵丹演娜拉的丈夫赫尔茂，而在《大雷雨》中，赵丹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卡塞琳娜一角由蓝苹饰演。在举行六和塔婚礼时，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是三对新人中的两对。
当蓝苹奔赴延安之后，赵丹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为应云卫，队员有郑君里、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朱今明等。演剧三队四处宣传抗日救亡，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演出，又湖长江而上，到武汉演出。一九三八年，赵丹来到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一九三八年四月，社重远出版了《盛世才与新疆》一书。赵丹读了这本书，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真的“思才若渴”，便和叶露酋商量去新疆，还打算从那里去苏联莫斯科。
这样，一九三九年六月，赵丹、叶露茜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以及电影界人士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一起取道兰州，前往迪化。
出乎意料之外，一九四○年五月，赵丹和徐韬在迪化突然被捕。原来，盛世才并不那么“开明”！
叶露茜被迫从迪化返回重庆。等待三年，赵丹渺无音讯。道路传闻，赵丹死于迪化狱中，重庆各报纷纷载赵丹友人悼念赵丹的文章。
在极度痛苦之中，叶露茜得到桂苍凌的同情。他是江西庐山人，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加入中共，翌年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然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三七年回国后，仍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单身的他，和叶露茜结合，南下云南昆明。桂苍凌，后来以笔名杜宣闻名。
一九四五年四月，赵丹在被囚五年之际，终于获释。他来到重庆，知道妻子改嫁，追往云南……无奈，他已晚了一步！
赵丹返回重庆不久，便去上海，主演《遥远的爱》。
就在这时，江青再来重庆。她从郑君里那里得知赵丹不幸的经历，便修书一封，寄给上海赵丹，表示慰问之意。
江青此信，在二十年后，惹出一番意想不到的风波。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香港《大公报》刊出唐琼的《江青给赵丹的一封信》一文，讲述了内中曲折传奇的故事：
江青写的信，简直是定时炸弹，时效可长达三十年之久。
江青为了找回她三十年代给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几封信（引者注：江青给赵丹的信写于一九四六年），不惜以权威的特务手段，抄他人之家，并先后迫害郑君里、顾而已致于死命，一个死于狱中，一个自缢于奉贤干校，赵丹曾名列抄家对象第二号。
最近看到袁鹰的《写在送赵丹远行归来》那篇悼念文章，才第一次知道江青曾在一九四六年从重庆写给上海赵丹的一封信，并且即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袁鹰说，一九四六年春，他初次当记者（引者注：二十二岁的袁鹰当时任上海《世界晨报》记者），有一天，总编辑安排他访问赵丹，他俩在DDS咖啡馆畅谈了一下午。赵丹从三十年代初上银幕，讲到抗日的号角声中走向大后方，从新疆的五年铁窗生活讲到回重庆，又回上海。
他对我这个小记者虽是初次见面，却一点也不见外，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就是在那个咖啡馆，赵丹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那是江青不久前从重庆寄给他的信。
袁鹰忽然想起这件事后，描述道：“信中问候他的健康和工作，对他在新疆的遭遇表示同情，祝福他愉快、成功云云，信是写得够动人的……”他曾在访问的稿件中，引用这封信的全文。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六六年，这封信使赵丹吃了不少苦头。办案人员拿着那张剪报，恶狠狠地质问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这是什么政治阴谋？要老实交代。
他俩重逢（一九七七）后，提起往事，赵丹指着袁鹰的鼻子说道：“幸亏我当时完全忘了，要是我想起来，坦白交代，你可要更加触霉头了。”
江青写给赵丹的信，究竟什么内容？《世界晨报》不易查找，笔者倒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查到了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全文。
编者为此信加了标题《蓝苹致书慰问赵丹》，副题为《从坏处想到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
编者加了一段按语：
“毛泽东夫人江青女士，战前以蓝苹的艺名蜚声于上海艺坛，她在电影方面曾演过《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片，舞台上的娜拉和《大雷雨》中的卡塞琳娜直到现在还留在观众的脑际。在《大雷雨》中，赵丹便是演她的丈夫奇虹而极博好评的。”
以下是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原文：
阿丹：
世界上是有着许多不合乎人们主观愿望的现实，这次，我满以为会看见你，可是恰巧我来不久之前，你离开这雾的山城，君里告诉了我一点你的情形，还给我一张你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还是那么天真热情，几年的苦难没有磨掉，这点是可贵的，也是朋友们高兴的。早些年当我知道你们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引者注：指去新疆迪化），我真觉得奇怪，不久又听到你们受难的消息，可以告慰你的，是所有的朋友都为你们着急担忧，据我知道，能够营救的方法，朋友们是都用了，可是，后来我们绝望了，我觉得黑暗将你们吞没了。去年无意间听一个朋友说，在一个宴会上看到你！我不信，而这个朋友又不认识你，无法证实，结果问了别人，才知道真真是你，并且仍然在工作着，这多么叫朋友们高兴啊！
对于你这次苦难，过去为你着急而且惋惜，现在则又替你欢喜，不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你增加了这份人生的经验，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添了一份财富，从坏处想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朋友，你说对不？
我这次来重庆是专门为了治牙病，几天之后我就回去。我希望将来看见你的时候，你有比以前更加成功的创造，你有比以前更加年青与坚强的工作精神，并祝你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共同奋斗的伴侣！
紧握你的手！
江青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夜
其实，就江青写给赵丹的这封信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公之于众的，发表这封信，并无“政治阴谋”可言。二十年后追究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其实大可不必。
关于江青两次去重庆，曾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曾回忆道：
“江青两次去重庆，不知买了些什么，竟花了几百万法币来报销，我坚持不批。江青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说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我不要她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