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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娅需要接受抗菌治疗，但是又没有药品。四局医院使用的都是外国药品，特别是法国药品，这些抗菌药品已经用完了，只能代之以苏联计划生产的抗菌素。苏联工业中普遍实行定额生产制度，超额才能得到奖金，产品逃避质量检查的情况在苏联工业中也普遍存在。这一批药品根本没有经过检验，药瓶里很可能装的是蒸馏水而不是抗菌素。马科第二天才知道这一情况。然而娜塔莉娅已经完全陷人休克，医生还没有来得及纠正他的一连串错误，她就死了。
拉米乌斯痛苦地记得那个肃穆的追悼会。他手下的军官和其他多年来结下友谊的一百多个海军士兵、娜塔莉娅的亲属，以及当地党委会的代表参加了葬礼。马科的父亲去世时，他正在海上，但是他深知亚历山大所犯下的罪恶。他的死对他没有影响。然而，妻子的死却是他的一场灾难。他们结婚后不入娜塔莉娅就笑着对他说过，海员需要回到妻子身边，女人需要等待丈夫回来。说起来就这么简单。而实际上却要比这复杂千百倍！这是两个有才华的人的结合，十五余年相濡以沫的恩爱生活，使他们彼此更加了解，使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在沉重的哀乐声中，马科·拉米乌斯看着灵枢推进了火化室。他多么希望自己能为娜塔莉娅的灵魂祈祷，希望希尔达祖母没有说错，希望除了烈焰和钢门之外还存在着某种别的东西。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这一件事对他的巨大打击：国家不仅夺走了他的妻子，而且剥夺了他为减轻悲痛而祈祷的权利，剥夺了他同妻子重逢的机会——那怕这只是幻想。自从很久以前他在波罗的海度过的那个夏天以来，温柔、善良的娜塔莉娅就是他唯一的幸福。现在，幸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但是对娜塔莉娅的怀念始终忻磨着他：每当他在街头漫步或在摩尔曼斯克的商店里买东西时，常常触景生情，人们的发型、步态或笑声，都会勾起他对娜塔莉娅的清晰回忆。一想到自己失去的妻子，他就完全变了样，不象个职业海军军官。
娜塔莉娅·波格达诺娃·拉米乌斯的生命，葬送在一个值班时喝酒的外科医生手里，这样的渎职罪在苏联海军中是要受军事法庭审判的，但是马科却无法对这个医生绳之以法。外科医生的父亲是一位党的高级官员，他的地位自然会得到他的保护人的庇护。如果有适用的药品，她也许可以得救，但是外国药品缺乏，苏联药品又不可靠。医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药厂工人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拉米乌斯前思后想，怒火中烧。最后他认定，国家应当承担责任。
几个星期之后，一个周密的计划形成了：他一直担任训练和制订应急计划的工作，这促成了这项计划的产生。当建造“红十月”号的工作在中断了两年之后重新开始时，拉米乌斯就知道这艘潜艇将由他来指挥。他帮助设计了艇上经过大改革的拖动系统，并对在里海进行了数年绝密航行的模型艇进行了审查。他请求调离原来的舰长岗位，以便集中精力投入“红十月”号的建造和装配工作，预先挑选和训练该艇的军官，这样就可以使这艘导弹潜艇及早进入全面作战状态。红旗北方舰队的司令宫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在娜塔莉娅的追悼会上还掉过泪。他同意了拉米乌斯的请求。
拉米乌斯对军官的人选早就有了安排，他们都是“维尔纽斯学院”的毕业生。许多人还是马科和娜塔莉娅的“义子”，他们的地位和军衔都是拉米乌斯提拔的，他们自己的国家生产不出能让他们有用武之地的潜艇，他们都接受了马科的劝告加入了共产党，而当他们意识到晋升的代价就是出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时，他们对祖国的不满就更加强烈了：他们要变成一只身着水兵服的领高工资的鹦鹉，控制自己，忍着痛苦，重复党的教导，这样才能得到提拨。这些人虽然迈出了这卑贱的第一步，却基本上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在苏联海军中有三种渠道可以平步青云：一是当政治委员，成为孤家寡人；二是当海军军官，最后挣一个舰长的职位；三是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高级别高薪金，但是永远当不了领导。例如，在苏联舰艇上总工程师的级别可能高于舰长，但是他仍然是下级。
拉米乌斯环视着坐在桌旁的全部军官，他们大多数精通业务，又都是党员，但是在事业上都未能如愿以偿。其中两人因青少年时代犯过小错误，其中一个仅仅是因为八岁时有过越轨行为，从此便得不到信任。导弹军官是个犹太人，虽然他的父母都是忘我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仍然得不到信任。另一位军官的哥哥曾表示反对1968年人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因而全家蒙受了耻辱。而级别同拉米乌斯完全相同的米烈克辛总工程师，他之所以当不上舰长，只是因为他的上级要他当一名工程师。鲍罗丁已经具备了舰长的所有条件，但他曾揭发一个政治委员搞同性恋，而被告人却是北方舰队政治部主任的儿子。谋反可以有多种办法。
“要是被他们找到怎么办？”卡马罗夫若有所思地问道。
“用‘毛虫’航行，我怀疑美国人能不能发现我们。同志们，这艘潜艇是我帮助设计的，我敢肯定我们自己的潜艇绝不会找到她。”拉米乌斯说。
“我们怎么办？”导弹军官低声问道。
“首先完成现在的任务。一个军官如果看的太远，眼下就会摔跤。”
“他们会搜寻我们的。”鲍罗丁说。
“那毫无疑问，”拉米乌斯含笑说道，“当他们知道在哪儿才能找到我们时，已经来不及了。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避免被人发现。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第四天 12月6日星期一
中央情报局总部
在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瑞安沿着兰利大楼最高一层的走廊向前走去。他已经通过了三道安全检查，谁也没有要求他打开挂在浅黄色皇家海军大衣夹层下的那个上了锁的公文包。这件大衣是一位皇家海军军官送给他的礼物。
他穿着一套在萨维尔街上买的昂贵西装，英国款式，既不保守也不时髦。这种打扮主要得怨他的妻子。他的衣橱里还按颜色深浅整整齐齐地挂着好多套这类西装，穿时喜欢配以白衬衣和条纹领带。他身上仅有的饰物包括一枚结婚戒指和一枚大学纪念戒指，再加上一只价廉的但是相当准确的数字表，金表带比较值钱。瑞安是一个不重外表装饰的人，而他的工作性质正是要透过这一层外表探求内在的实际。
他的体形一般，身高六英尺一英寸，属平均身高，但是，平时缺乏锻炼，再加上英国糟糕的天气，腰部略粗了一点。他那双蓝眼睛总是显得无神，但深不可测，他很容易陷入沉思。他目前正在写书，当他思考如何利用资料和研究材料时，他的脸就象自动驾驶仪。他只重视自己认识的人，对别的人一概不感兴趣。他不想出风头，扬名四海。他觉得他的生活已经够复杂的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有一个可爱的妻子和两个宠惯了的孩子，一份颇费心计的工作，经济上也很富裕，自己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的道路。杰克·瑞安选择的道路是到中央情报局工作。情报局的官方格言是：“真理使你自由。”他每天至少要警告自己一次：难就难在找到真理。他虽然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这一崇高的完美境界，但同时又为自己挖掘真理的能力感到十分自豪，一点一滴，积少成多。
主管情报的副局长办公室占据了最高一层楼的整整一角。从那里可以俯瞰绿树成荫的波托马克河谷。瑞安还要通过一道安全检查。
“早上好，瑞安博士。”
“你好，南希，”瑞安冲着她微微一笑。南希·卡明斯担任秘书工作已经有20个年头了，先后在八个情报局副局长手下干过。如果说有人知道真理，那么在情报这个行当里，她的感觉恐怕同隔壁办公室那些被任命的政治官员同样敏锐。这种情况在各种庞大机构中屡见不鲜：头头换了一茬又一茬，能干的行政秘书却永远不变。
“家里好吗，博士？想过圣诞节了吧，”
“让你猜着了。只是我的萨利还有点不放心，怕圣诞老人不知道我们搬了家，怕他不到英国去看她。他会去的。”瑞安泄露了秘密。
“孩子们小的时候最可爱。”她揿了一下装在暗处的按钮，说：“你可以直接进去了，瑞安博士。”
“谢谢，南希。”瑞安拧动电子保险门把，走进了副局长的办公室。
詹姆斯·格里尔中将正斜躺在高背法官椅上，在翻阅文件。巨大的红木书桌上堆放着整整齐齐的红边文件夹。封面上印着各不相同的代号。
“哎呀，杰克，你好！”他在桌子后面大声叫起来。“来点咖啡？”
“好的，谢谢，先生。”
詹姆斯·格里尔是一个已过退休年龄的海军军官，66岁，但是他还凭着匹夫之余热在继续工作，象海曼·里科弗，不同的是在格里尔手下工作要顺当得多。他是一个海员出身的海军军官，加入海军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凭本事进了海军军官学院，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当上了中将。最初他指挥潜艇，后来成为职业情报专家。格里尔是个很精明的上司，但谁能讨他喜欢，他就另眼相看。端安就是其中之一。
格里尔有个使南希多少感到懊恼的习惯，他喜欢在书桌后面的餐具柜上用一只“西曲”渗漏咖啡壶自己煮咖啡，他一转身就能够得着。瑞安用海军式的无柄杯子给自己倒上一杯咖啡。这是传统的海军咖啡，熬得很浓，还加了一点盐。
“饿了吧，杰克。”格里尔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个糕点盒子。“这儿有一些不太好的小面包。”
“哟，多谢，先生。在飞机上我吃得不多。”瑞安取出一个面包和一张纸餐巾。
“还是讨厌乘飞机吗？”格里尔心头乐了。
瑞安在上司对面坐下来，“说起来也该适应了。我喜欢‘协和’式飞机，不喜欢宽体飞机。乘‘协和’式担惊受怕的时间要少一半。”
“家里怎么样？”
“很好，谢谢，先生。萨利上一年级了——很喜欢。小杰克也开始摇摇晃晃地满屋乱跑了。这面包相当不错。”
“是从刚开张的面包店里买来的，离这儿几个街区。我每天早晨上班都经过那里。”中将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好吧，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苏联的新型导弹潜艇‘红十月’号的照片。”瑞安一边喝咖啡，一边漫不经心地说。
“哦，英国兄弟要什么作为交换？”格里尔警惕地问道。
“他们想看看巴里·萨默斯的新型增强装置。先不看机器本身，只看看它的产品，我看这笔交易合适，先生。”瑞安知道中央情报局手里还没有这艘新潜艇的照片，因为作战处在北德文斯克的造船厂里没有内线，在波利亚尔内潜艇基地也没有可靠的人，更糟糕的是，苏联模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潜艇棚的样子修起了一排排遮盖导弹潜艇的“船库”，使卫星无法拍照。“我们可以得到十张小倾斜度拍摄的照片，舰头舰尾各五张，而且每个角度还有一个镜头尚未冲洗出来，萨默斯可以自己冲洗，得到最清楚的影像。我们并没有成交，先生，不过，我对巴兹尔爵士说你会考虑的。”
中将哼了一声。巴兹尔·查尔斯顿爵士是英国秘密情报部的头子，一个擅长搞交换的老手。他不时会向较富有的美国兄弟提供一些情报，一个月以后再提出回报要求。情报这一行常常象是原始市场。“为了能使用这个新装置，杰克，我们需要拍下这些照片的相机。”
“我知道。”瑞安从外衣口袋里取出一部相机，“这是经过改装的柯达机盘照相机。巴兹尔爵士说这是间谍相机中的后起之秀，性能好，体积扁平。他说这玩艺儿本来是藏在烟袋里的。”
“你怎么知道我、我们需要这个相机？”
“你是说萨默斯用激光……”
“瑞安！”格里尔猛地厉声打断了他的话。“你到底知道多少？”
“别着急，先生。还记得今年2月我来这儿和你讨论苏联在中国边境附近修建新的SS…20导弹发射场的问题吗？当时萨默斯也在场，后来你让我开车送他到机场，一出门，他就开始唠唠叨叨地说他要到西部去研究一个伟大的新计划，一直讲到我们到达杜勒斯机场为止。我根据自己的那点理解估计，他是用激光束穿过像机的镜头来作出镜头的数学模型，从这个模型上他就能得到已经曝光的底片，再将图象分解后送入原来射入的光束之中。按我的猜测，再用计算机把它输入一个由计算机产生的理论镜头之中，就能制作出一张完美的图片。也许我理解错了。”但是，从格里尔的脸上不难看出他没有错。
“萨默斯说得也他妈的太多了。”
“我说过他，先生。可是这家伙一旦说起来，谁还能挡得住呢？”
“那么英国佬知道多少？”格里尔问道。
“你我都猜得不错，先生。巴兹尔爵士问过我，我告诉他问错人了——我是说我拿的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学位，而不是物理学。我说我们需要这部相机，但是他已经知道了，而且马上就从书桌里拿出来扔给了我。关于这件事，我一个字也没有泄露出去，先生。”
“天知道他还向多少人吐露过！这些天才，总是在自己稀奇古怪的小天地里活动。萨默斯有时就象一个小孩子。你知道‘安全条例’第一条是，泄密的可能性相当于从事该项秘密的人数的平方。”这是格里尔惯用的一句格言。
他的电话响了。“我是格里尔……好的。”他挂上电话，说，“查利·达文波特上楼来了。就照你的建议办，杰克。他迟到了半个小时，肯定是因为下雪。”中将随手指了指窗外，地上的雪已经积了两英寸，预计今晚还会增加一英寸。“在这个城市，一片雪花落地，人间万物遭殃。”
瑞安被他的话逗乐了。这就是格里尔，一个从缅因州来的东部沿海人，一个似乎永远无法理解的人。
“杰克，这么说你认为值得咯？”
“先生，我们早就想弄到这些照片了，那是因为我们手里关于这艘潜艇的资料彼此矛盾。这件事得由你和法官定夺，不过，我确实认为这笔生意值得。这些照片很有意思。”
“我们应该在那个他妈的造船厂里有自己的人，”格里尔怨气未消。瑞安并不知道作战部把这件事搞糟的原因。他对实地活动没有兴趣，他是一个分析专家，桌上的资料怎么来的，他并不关心，而且他还尽量不去涉及资料的来源问题，“我想巴兹尔不会向你透露过他们那个人的情况？”
瑞安笑着摇摇头。“没有，先生，我也没有问。”格里尔点点头表示赞赏。
“早上好，詹姆斯！”
瑞安一转身看到了海军情报部部长查理·达文波特少将，他的身后跟着一位舰长。
“你好，查利。认识杰克·瑞安吗，嗯？”
“你好，瑞安，”
“我们见过面，”瑞安说。
“这位是卡西米尔舰长。”
瑞安同两人握手致意。几年前，他到罗得岛新港海军学院宣读论文时曾见过达文波特，答辩时达文波特还刁难过他。一般人认为在这个家伙手下工作很难。他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