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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磊果然没表示一点挽留的意思。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祝磊。中间差不多隔了有半年时间吧。那时，顾立源已经担任了“代省长”。然后就发生了祝磊开枪杀人的事情……
事情发生后，曹楠震惊万分。好几天都转不过弯来。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一场噩梦。一种直觉在告诉她，祝这一回的犯事，应该跟那天他和顾在小楼里干的那一“仗”，存在着某种蹊跷的联系。为此，她曾去找过一回顾立源。
那天，她先给顾立源打了个电话，使用的还是顾当副省长那会儿留给她的一个手机号码。她一直没怎么用过它，甚至可以说，一次都没用过它。那天，手机里传出顾立源的声音时，曹楠紧张激动得都有一点战栗了。更没有想到的是，顾代省长居然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就答应了她“见一面”的请求。
他俩是在代省长办公室见的面。
那天，他俩其实也没说多少话。不仅是因为曹楠有一点拘谨，也不仅是因为顾立源有些疲惫和沉重，更主要的大概还因为顾立源在当了代省长以后，发生了为众人称道的那种种变化：谨慎了，稳重了，但也没有了在基层工作时的生动和随意。不再生动，不再随意，这对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是必要的，是有“修养”的表现。但要把他当“人”来交往，可能就会觉得缺失了一种十分重要的东西。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那天，曹楠觉得他显得有些生分。他已经忘了自己当初怎么会把这么“机密”的一个手机号给了眼前这个“小丫头”的。
“找我，有啥事吗？”他疲惫地笑笑，并温婉地问道。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省长同志……”曹楠不无有点紧张，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打趣道。
“可以。当然可以。”顾立源笑了笑，应道。然后，保持着那个必须的笑容，不再说什么了。似乎还是在等着曹楠说出到底是为了啥事，才来找他的。
“您大概都把我忘了吧？”曹楠略有些难堪地问道。
“曹楠。没说错吧？”顾立源不动声色地点出她的姓名。顾立源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只要他想记住的事情，他能记得很快很多，也记得很牢。
“我曾经还有个身份。您记得吗”曹楠这时渐渐放松了下来。但她知道，此处不是让你闲嗑牙花胡扯支的地方，时机也不对，得赶紧切人正题。
“请说。”顾立源果然已经显得有一点不耐烦了，随手去办公桌上翻了一下待批阅的文件，脸上却还竭力保持着那点微笑。如果不是因为站在面前的是个年轻女孩、而且还是个气质较为清纯的女孩，他很可能已经很干脆地要请她走人了。他哪有这样的时间来陪一个无所事事的年轻孩子闲扯？！
“我还是祝副市长、祝磊的干女儿。”曹楠很快说道。
“……”一听曹楠提到“祝磊”二字。颐立源脸上的那笑纹立刻颤动了一下，并僵持住了。同时在他瘦惫的眼神中，立刻又添加了一丝警觉。当然，不管是那“颤动”。还是“僵持”，或是“警觉”，都只在顾立源的神情中持续了极短的一个瞬间。而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您过去跟我说过。今后我要遇到汁么想不开的事，解决不了的生活难题。可以随时来找您：”曹楠缓缓地提醒道。
“是吗？”顾立源再一次不明所以地笑了笑，眼睛中也再一次闪出了一丝警觉的光泽。
“关于祝副市长他出的那档子事……”曹楠刚低声地说了这么半句话，顾立源立即坐直了身子。毫不迟瑟地打断了她的话头，整个人的神情也变得相当严肃起来。他这么告诫道：“这档子事司法部门已经介入。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插手过问了。只能静候结论。”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祝副市长到底出了什么事？您比我们谁都更了解他。他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去开枪杀人？怎么可能……”曹楠不甘心地问道。
“我说过了，司法部门已经介入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插手过问。”他再一次打断曹楠的话。然后就听见他问，“还有事吗？”这明显在表示，“你可以走了”。
她站了起来。
告辞。
往外走。一步……两步……三步……她忽然感到自己快要被一种巨大的、从来也没经受过的失望击垮了。是的，他说得全对：司法介入，静候结论，任何人都不得再随便插手，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对。但是……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怎么能说得那么冷静（冷峻、冷酷）呢？好像在说一块跟他毫无关系的烂木头似的。谁都知道祝磊曾是他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同事，最忠实的部下和最起作用的左臂右膀。你可以不跟我透露祝磊犯事的内情，但一起来感叹惋惜一下都不行吗？当了“代省长”，就必须如此迅速地“划清界线”？如此的“原则”和“坚定”？快走到门口时，她都感到有点窒息，喘不上气来，头脑因为一时间的缺氧和缺血，也有一点晕眩起来。地板开始有一点晃动了。她本能地伸出手去扶了一下门框，又本能地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为什么要回过头去？回过头去又想干什么？不知道……完全是本能在驱动，习惯在使然。但随后在这回头一瞥之间，所看到的，却让她大为吃惊，还让她实实地为之心颤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立源呆呆地站在办公桌的一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她的背影，脸色灰暗，神情惨淡，眼光虽然仍在闪烁，但闪烁的却是一种让曹楠无法忘却的愧疚和为难……当他发现曹楠突然回过头来看他了，便立即掉转视线，低下头去，同时又迅即拧转身去，拿背去对着曹楠了……
原来他是在克制着自己的一份情感。他是不得不如此的——这是她当时那一刹那问得出的惟一结论……
是的，他有他的难处。的确不能要求他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在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和程度上“恣所欲为”——这是她在走出省政府大楼时，再一次回过头来寻找顾立源办公室的窗口时产生的又一个想法，并以此想法来安抚自己突然剧烈疼痛起来的心灵……
但他为什么会表示出一种“愧疚”？为什么在那一瞬间，脸色竟然会如此的“灰暗”？是因为办公室里光线不足，还是这一阶段刚调任代省长，工作过于繁重？
不知道……
走出省政府大楼，她几乎没有做任何辱留，穿越了它那挺有现代建筑意味的中心广场。快速向大门口走去：从下楼的那一刻起，她就下定了决心，不再上这儿来了。起码不会仅仅为了看望这位姓顾的领导，再进入这个广场，进入这幢大楼。她曾经很偶然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甚至十分接近过他们。但仔细想起来，这也就像我们这个渺小的星球曾比较接近过某一颗拖着美丽的长尾巴的彗星。所谓的“接近”只是相对而言，它毕竞还是会呼啸着远离我们而去。同样的，“代省长”、“副市长”毕竟离一个“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太远太远。就像我们无论再怎么接近那颗美丽的彗星，宇宙生存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之间仍然要保持相当的距离。若即若离，是宇宙万物相处的基本规律。又何况远没有摆脱“自私”和“弱肉强食”的噩梦纠缠的人类呢？！走出省政府大院那巍峨的大铁门时，她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无比轻松。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另一件事，曹楠也就这样慢慢地从顾、祝这两人沉重的“阴霾”之下超脱出去。就像高纬度地区的人常说的那样：该干吗干吗去了。
……事情就发生在祝磊一审被判处死刑以后。有一天，曹楠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有点低沉。他说他想跟曹楠见一面。商量一点儿事。曹楠问他是谁，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是你一个熟人的朋友。曹楠马上问，哪个熟人？他又迟疑了一下回答道，能见面再说吗？曹楠又问，我认识您吗？对方回答得很老实，不认识。曹楠立即说，我既然不认识您，您又不肯告诉我那熟人是谁。我怎么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跟您见面？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事情挺重要。非常希望你抽点时间来见我一下。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那位熟人是谁。我担心，现在就说了，你有可能就不愿意出来见我了。但我必须见你一面。这样吧，如果可以的话，你这会儿到你们图书馆传达室来一下，我当面告诉你是谁委托我来找你的。在你们单位传达室里，你总不用担心会出什么意外吧？曹楠考虑了一下，又问了一句，你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当听到对方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说，我是个律师。曹楠的心腾地停跳了一下。她立即猜到了可能是谁委托这人来找自己的了，慌忙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赶紧向传达室跑去。
来人果然是祝磊的律师。他当然知道传达室里安有监控的摄像镜头。他背对着摄像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祝磊”两个字，交给曹楠，等她看清楚了，又马上把纸条收了回去。“他让你来找我干啥？”曹楠强抑住心脏的狂跳，小声地问。“能另找个时间认真谈一谈吗？”律师的声音虽然也压得很低，内心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但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散淡的神情，仿佛只是在跟曹楠议论窗外的天气似的。曹楠一点都没犹豫，当即应承了下来。那天下班后，她就直接去了律师约定的一个茶室。在茶室里，律师向她转告了祝磊那个关于把他在监所写的材料安全转移出去的请求……
曹楠当然知道这么干是要冒风险的，这个风险就是犯法。但她又安慰自己，自己这么干是为了“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她相信，祝磊在这时刻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一定有助于把某个真相大白于天下。她就像众人一样，都直觉到这档子事里一定隐藏着什么幽灵似的“谜”，扑朔迷离，若隐若现，甚至稍纵即逝。如果能借助“阿拉丁神灯”的威力，将真相露布，这一点“风险”当然是值得冒的，这一点“过错”终究也是会被原谅的。一度，她甚至为自己能有幸被选中来参与这样的冒险，而隐隐地激动不已，兴奋不已，当然也忐忑不已。由于这一段时间来，她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所以，后来一旦遭遇那一连串突发事件，一连串重大挫折，她本来就不能算十分坚强的精神防线就“顺理成章”地垮塌了……
给她第一个重大打击的是劳叔。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知道劳叔突然辞职去陶里根到底是为了什么。但她相信，他一定是接受了什么“秘密任务”。能不惜代价地去干一件自己特别想干的事，而且是在快到六十岁的时候，她觉得劳叔“特伟大”。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能够埋头去死磕一件事的，真不太多。中国男子足球就最能说明这一点了。这一帮被丰厚的薪酬供奉着的年轻男子，假如上半场赢了，肯定就开始洋洋得意。开始忽悠，然后就一次又一次遭遇“黑色三分钟”，以败北告终：假如上半场就输了，你很少能看到绝地反击的悲壮场面。中国男子足球，不是输在技术和体力上，而是输在没有真正的男子精神上。输在像容志行、高丰文、郝海东、范志毅、李铁那样的真男儿太少了=这也是曹楠在生活中总是想去接触一些“大男人”的原因吧。为此，她钦佩劳叔。所以，一旦听到劳叔突然也泄气似的说出这一切都“没用”的话，确实让她很伤心。这些年来，她周边无数的人都放弃了，或本来就鄙视“理想主义”。
她在同事和亲朋好友们中间，素常也是以嘲弄和挖苦“理想主义者”为乐的，也常常跟池们一趁表现出对此不屑一顾的洒脱，但在潜意识中，在本能的层面上，她又常常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和停留在那些能执著从事的异性身上。“执著从事”者，也就是上边说到的“埋头死磕”者：他们不一定就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不一定裁能执著从事，去死磕一件事。但是这样的人却常常让她的一颗女孩心怦然而动。大概这也是女孩们通常所理解和要求的“男子汉气概”之一吧。但今天劳叔居然也说“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没用”。“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什么”，居然改写了祝磊“最后的话”。他在精神上“投降”了。这让她已然觉得伤心之至。最后他还是被“谋害”了。如果说，杀一个执著从事的对抗者，还算一个“壮举”。那么连一个已经明确表示要“投降”的人都不放过，那算个啥？那段时同，劳叔经常从陶里根打电话来告诫她，方方面面要多加小心。她说，您已经把祝副市长的那份材料改得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了。还怕啥呢？劳叔说，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你还是多加小心为好=结果。老谋深算的他，却先倒下了……然后是李敏分的恍惚……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然后是齐神父的“背叛”……然后是省公安对自己的反复“审讯”……是的，现在还没逮捕自己。但是从他们嘴里不是已经多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要逮捕她。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补办个手续就行……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让自己实在无法理解的事情呢？为什么在学校里，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光明，并总是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我们这一生肯定能在光明中前行；把我们推出学校后，却让我们自己单独去面对现实中的疑惑和不解？为什么不在学校里电视上报纸上做出同样的努力去告诉年轻人，我们的现实存在着疑惑和不解，同时又能经常和他们讨论怎么去对待现实中的这些疑惑和不解？听说，省电视台还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为了让更多的人思想保持一致，情绪保持稳定，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反腐败的电视剧和涉及社会黑暗面的涉案警匪片。真是不可思议，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自欺欺人？还表现得如此“弱不禁风”？还使用行政手段干预文艺创作？！！
当齐神父跟邵长水谈完话回来，立即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把那份材料交出去以后，她一下呆住了。当时的感觉只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日”到了。但那时，她还没想到要离开这世界，只是不知道该跟谁去说说心里的恐慌和郁闷。劳叔不在了。祝磊也已经抱憾地离世了。顾，她是绝对不会再去找的了。还有谁？父亲？老师？图书馆的领导？他们就更不是谈这种层次问题的人。她想到了李敏分，想起了很多回小雨梨花下，傍晚幽窗前……虽然他不是个十分有主见的男人。实事求是地说，他为人并没有坏心，就像这世界上无数没有坏心也没有特别大的决心去做大好事的男人一样。“制造”他们，让他们最后定型的，只是环境、机遇。他们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仔细想想，他从没有伤害过她。也许能跟他谈谈？她拨通了白杨深处的电话。这是她在给齐神父打电话前，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李敏分在家，在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