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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月芳早年也当过几天警察，可能是因为家族中的那点“海外关系”，“文革”前就被调离了公安系统；后来改行学了一门手艺——修钟表。总以为，不管世道如何变迁，城头上变换什么样的大王旗，都不能太亏了手艺人。原想，这一辈子就凭这手艺吃饭了，却不料，挡不住他为人的厚道和正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是被上头看中，提起来当了一家钟表店的副经理，当然是负责修理部工作的副经理，一直干到退休。同样爱好摆弄旧钟表的劳爷可能既看中了他那点手艺，也看中了他当年的警察出身，两人多年前就成了好朋友。至于他这么个大老爷们怎么取了个娘儿们的名字，据曹楠她爷爷解释，她这父亲生下后长到两岁多，还不会说话；后来突然开口说话，既不叫“爸爸”，也不叫“妈妈”，只叫“月芳”，而且叫个不停。管什么都叫“月芳”。怎么教他，怎么利诱和威逼相加，也扭不过他这让人“惊骇”的叫声。
家里从来也没人叫“月芳”，也没人教过他这么叫过。难道这老房子里曾住过这么一个叫“月芳”的屈死女子，她的冤魂附在孩子身上了？但四下里向那些老街坊打听，却谁也记不起来有过这么一个人……这么连续叫了几个月，众人正无奈时，突然间又不叫了，正常了，“爸爸妈妈饭饭屁屁狗狗鸡鸡……”叫唤得跟常人完全一样了，全家人也就放心了。随即也就把这档子事给忘了。一直到他六岁那年，说是得替他报名上学了，取个学名吧。爷爷突然说，还是让他叫“月芳”吧。原来这么些年，爷爷一直还记着这档子事，只是没声张而已。爷爷认为，不管当时是否真有这么个屈死之冤魂附身，孩子张嘴说话发的第一个音就是这个“月芳”，应该把它看做是冥冥中的一个谕示，谕示这孩子应该叫着“月芳”度过这一生。不管这个天生的名字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祸福，都是前世注定的。就让他带着这个天生的名字，走完他一生要走的路吧。就这样，定下了这样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
“上一回挺对不住你们的……”老人一上来也为上一回的失礼道歉。
“没事没事。人嘛，都一样，一回生二回熟。”邵长水宽容地笑了笑道。
“真的很对不住。当时我们的确有胆怯的地方。俗话说，不摸深浅，切勿下水。还有一句老话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哪是十年。是三年。您别瞎夸大。”曹楠笑着纠正道。
“是十年。”老人斩钉截铁地说道，“在别处兴许三年就够了，在中国得十年。”
“如果没啥忌讳的话，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各位前辈究竟胆怯啥呢？”邵长水微笑着问。
“嗯……”老人迟疑了一下，没马上回答，却冲曹楠挥了挥手，意思是让她回避，他想单独跟工作组的同志谈。
曹楠显然有点不大愿意“回避”，但最终拗不过父亲的意旨，只得悻悻地上外头待着去了。
正式开谈前，邵长水向曹月芳征询道：“您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下笔录。您不忌讳吧？”
“记吧记吧。”曹月老满口答应道，“我知道这是你们的规矩，找人谈话总是要做笔录的。不过，你们到底记了一些什么下来，最后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那当然。按规定，所有的笔录都要经当事人过目，还要请当事人签字认可才行。”
“那就好。那就好。”
十五 曹月芳的第一次讲述
老尹上午回来告诉我，说他已经当面告诉赵总队长，我们认为东林不是被谋杀的。我立马就批评了他。东林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别急着给人下结论。说老实话，我们也下不了这个结论。这是个技术性政策性政治性都非常强的事情。我们干不了。几十年来，我参加过好多次运动。既被人下过结论，也替人下过结论。我太知道下结论这事有多重要，又有多难了。有时为了结论里的一两个字，一两句话，能翻来覆去折腾好些天，磨蹭多少个来回，耽搁一两年、两三年，有的甚至十来年都做不了结论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组织结论就是政治判决书。一两个关键字眼儿，关键的一两句话，就能给你一生定了归宿。所以这是不能含糊的。但我们可以提供情况。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提供情况。当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端正态度，尽力而为。尽可能地实事求是，接近真相吧。
但前一阶段听说你们已经认定了劳爷是被谋杀的，所以我们都有点不大再敢跟你们谈了。怕谈出一些不同看法，被你们认为我们是在故意误导你们，是故意在阻碍破案。后来又听说，你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于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大胆地把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提供出来，仅供你们参考……
东林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这个结局让我非常震动，又觉得……又觉得好像挺合乎事理。我这么说，您一定会觉得我特别不近人情，不近人性。但今天我们谈话的基调不是定在了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上吗？我这就是在“接近真相”。只要是“接近真相”，我什么都敢说。这也是我不愿意让另外什么人参加我们这次的谈话的原因。要是旁边再坐着一个人。就是我闺女坐着，我敢说东林这么死，挺合事理？我这么说。好像我盼着他这么死似的，要传出去，在众人眼里，我曹月芳都成啥人了？但这确实是我心里的一句实话。
东林一生不愿平平庸庸、凑凑合合地活着，这也决定了他的死也不会像常人那样平庸和平常：您可能也知道，最近在特别的一个小圈子里，流传一种说法，说劳爷是自杀的。这种说法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和嘲笑。他们认为东林绝对不可能是自杀的，就是遇到天大的坎儿，真过不去了。他也不会自杀。因为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日子过不够；遇到坏日子，他也能变着法地把它改造成好日子过，实在改造不成，他也能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地）把它当成好日子过。几十年来，他一直千方百计地不让自己难受。在各种情况下，他的确也过得蛮开心。这是他最大的特点。这些朋友自以为非常了解他，其实不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东林在陶里根最后阶段，内心非常痛苦，非常矛盾……这些痛苦和矛盾不仅仅堆积在他外在的生活中，而且已经进入他的内心。他平生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种既没法改造、也没法在得过且过中把它忽略过去的“痛苦”……
（邵长水插话：“那么，您是不是也认为他是自杀的？”）
这个……我先不下结论。我就说事情本身，结论还是留着你们去做。
有一回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那天还真把我吓着了。他突然闯到我家……这里我稍稍地岔开去加以补充说明一下。我这儿说的这个“家”，是我在陶里根的家。我想你们一定对我的历史进行过调查。我老家在陶里根=原陶里根县县政府大院后头有个废弃的水塔，水塔上头至今还可以找到一个月白桦树皮和红松板子做成的鸟巢。这鸟巢挺大，当时是专门做来让白鹳栖息的。后来白鹳不来了，住过不少灰鹊和黑老鸹：那鸟巢就是我当年在陶里根上中学时做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陶里根拆来建去变化如此之大，城里几乎所有的老建筑全被推掉了，就是这个水塔保存了下来，那个树皮木头搭的大鸟窝也幸存了下来。与此同时，还在土地规划局对马路保留了一幢小楼。那是当年这个小县城里惟一一家老字号酒厂“曹不泉酒厂”老板的私产。小楼现在被当作陶里根城工商业方面的历史文物保存了。
曹不泉就是我父亲，曹楠她爷爷。后来我上省城来当警察，学手艺，把家也安在了省城，一直混到今天。其实我的根还是在陶里根。那儿有我老曹家好几十口人。逢年过节，全家族要聚会的话，老少四五代人，真是乌泱泱一大片。如果再加上亲戚的亲戚，亲戚的熟人，熟人的熟人，熟人的亲戚……我这么说肯定不为过：当年陶里根老城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跟我们老曹家有某种或亲或疏的关系。我回陶里根，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只要他是陶里根人，又在三十岁以上，说上三四句话，点上三四个人名，我俩准能找到共同的熟人，马上变得非常亲近起来。所以，劳爷去陶里根搞他的“秘密调查”，找我帮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在陶里根的这些关系，劳爷的“调查”，一开始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有效。但那天，他突然闯到我家。我正在泡药酒。曹家的男人每年的冬末春初，都会喝一种药酒。这药酒是按自己家祖传的方子熬制成的。按我们曹家人的说法，冬补止亏，春补止燥，冬春之际，补心肾汇交，承上启下，敞外实内。方子是现成的，但配伍的主次和药量的多少，每年都要根据不同的人在新的一年开始时脉象的变化再来酌定。所以，每每到这时候，曹家的男人只要有可能，都会回到陶里根，由我习医的三叔逐一号过脉，看过舌苔；特别叫绝的是，还要验看当天的头一泡尿，根据尿的颜色，尿中泡沫的多少、堆积的样式和存留时间的长短，综合起来判断他身体的状况，重新开出方子，再去泡制在新的一年里适合他喝的那种药酒。
……那天雨下得挺大。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天正值惊蛰，恰巧雷发黑长岭。当地有句民谚：“雷发黑长岭，大雨浇死人。”许多老人都看得特别清楚，那闪电就像游龙一般从黑长岭的山窝窝里直窜到半空中，然后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天顶欲裂，大地抖动；大雨便倾盆而至。那时大约下午四点来钟，天色骤暗，在屋里要不开灯，几乎都看不清对面墙上挂着的字画=雨大约下了有十来分钟，那继发的雷一个接一个地从黑长岭里发出，几乎是压着各家各户的房顶劈下。大雨在黑暗中又下了个把小时，天色才渐渐敞亮了一些，雨势也逐渐平稳了下来。劳爷正是在这大雨将要平息又还没平息的节骨眼儿上，闯到我家来的。
……他像往常一样，自个儿开着车=那时他开的还是一辆旧的沃尔沃。他一进屋，我就觉得他哪儿有点不对头，只听到他喘得厉害，把手里的东西往边上一扔，闷头坐下，就一声不吭了。往常他上家来，第一，手里总是不会空着的。只要是上门来，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手里总要提溜着一点“礼品”。我跟他提过多次“抗
议“，那也不管用：他笑着解释道：”习惯了。习惯了。都是从小让我老父亲训练的：我们家历来都这样。你别在意。千万别在意。下一回一定改正。“可下一回，还老样儿。第二，爱咋呼。一上家来，说、学、逗、唱，整个一个活宝，瞬瞬都只听见他的嚷嚷声和笑声。所以全家人都盼他来，喜欢他来：但那天进屋后，居然蔫不出声了。我赶紧开灯，只见他脸色灰暗。神情呆滞，开车的他，身上却淋得跟个落汤鸡似的；先前老是油光锃亮的皮鞋这时也沾满了泥巴，特别可惜了那件刚买不久的黑羊绒中长大衣，这时快成了块旧毡毯，要型儿没型儿，要样儿没样儿。软不拉塌地扒在他那矮小孱弱的身体上。
“咋的了？出车祸了？”我忙问。一边扔了块干毛巾给他擦脸，一边向窗外看去。那辆旧沃尔沃好端端地停在我家楼前窗户跟前，车身上虽然同样沾满了泥浆水。但并没有半点磕碰的痕迹。只是让我纳闷的是，在那么大的雷暴雨中驰来，两边的车窗居然全都开着，好像故意要跟肆虐的老天爷较劲儿似的。可想而知，车里的状况一定也已然是“一塌糊涂”的了。
我知道那天他去找余达成了。那段对间他一直想找余达成汇报什么情况。到底要汇报什么，他不肯告诉我。但他跟我说了，他要找余达成。而且非找不可。不找不行了。那天，他得到消息，余达成陪北京的几位贵客过江去游览俄罗斯的那个小城。那些日子里，东林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能感觉到，他心里憋着什么；上我家来的次数也少了；来了以后笑声话语也没从前那么多了。即便有一些，也显得有些勉强，好像只是为了不让我们扫兴，强凑出来的。有时甚至从他那略有些无奈的眼神中还能觉察出一点“白头宫女强言欢”的“凄慽”。私下里我多次探问过他，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事了。他却只说“没事”。我说：“你这‘没事’，蒙别人可以，蒙我可蒙不过去。快跟我说实话。”他苦笑笑，回答道：“真没啥。我蒙你干啥嘛。就算有点啥，也……也……无非是一点自寻烦恼的事情罢了。小小不然啦。让我自己在心里沤它两天就会过去的。你就别操这份心了。”但“两天”、“两个星期”都“沤”过去了，显见他日渐地沉闷，事情好像不仅没有过去，还越发严重了。那天原讲好由我替他约见一个会计。当时他正在核查饶上都和顾立源、祝磊三个人当年有关的一笔账。这位会计正是当年经手这笔账的知情人。劳爷找他几回，请他说说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都婉言拒绝了，连见都不肯见。后来劳爷求到我，我又托了些关系，做了某些保证，这会计才答应见一下劳爷。好不容易才说通了的事，那天他为了去找余达成，居然就放弃了。由此你就可以想见，他当时想见余达成的心情有多么的迫切。能不能跟余达成认真地谈一谈，当时对于他又有多么的重要。
按说，终于见到了一直想见的人，应该非常高兴才对啊；即便不是“非常高兴”，也不能“如丧考妣”啊！是没见着？还是见着了谈得不投机？但，不管是见没见着，还是投不投机，以劳爷的素质和自持力，无论如何也都不至于让自己沮丧到如此地步啊！
出了什么天大的事了？
我还真忐忑起来。
一开始我没敢去细问。我知道，问了，他也不会跟我说的。他这个人虽然有时也会显得非常“天真”和“率直”，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显示出老公安特有的那种城府。他不想告诉你的事情，或者他觉得不应该告诉你的事，他绝对“守口如瓶”。绝不含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那天他根本就没见着余达成。不是余达成没时间，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见劳东林。而且他感到，那天余达成像躲瘟疫似的躲着他劳东林：他一开始托余达成身边的工作人员捎话给余达成，他有急事要跟他谈一下，只需要十分钟时间，但必须谈一谈。余达成居然连这可怜兮兮的十分钟时间都不给，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带话给他，有事，等他回省城再说，别在这儿给他找
麻烦。这话，东林一听就觉得别扭：回省城？省城离陶里根六七百公里，干嘛舍近就远呢？再说了！啥叫“别给他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