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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爷赶到兴安门前时，已经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在那儿等着他了。劳爷曾经想到过，以余大头目前的身份，或地位，到时候会有一位工作人员或秘书在大门口来接他，但没想到会是一位军人，这让他略感意外。兴安宾馆的前身是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一座“行宫”。按说它应该作为“文物”，由地方文物局接管和保护起来。其他那些有这样那样身世的建筑早就被接管了，惟有这座“行宫”它们没接得过去。因为和省安全厅经常有工作上的往来，劳爷不止一次来过这儿，对它餐厅里一位河北廊坊的大师傅做的“肉饼”，印象还特别深刻。兴安宾馆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原先那个“行宫”。它包括一个大型的宫殿式的四合院和两个带小院的侧厢房，还包括一片带假山亭阁九曲桥的水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处于严密的保护之中的。尤其是那个宫殿式的大四合院，据说大帅和小帅都曾来住过，现在已不对外开放了，只供贵宾，还得是身份不一般的贵宾参观。另一部分就是一幢新楼。说它“新”，只是相对那“行宫”而言，其实建起也快三十年了。只不过，前几年重新做了一次内装修，硬件方面的标准绝不次于地方上那些星级宾馆。而且每个房间都安了两部电话机，一部联线地方市话和国内国际长途，一部是安全系统内部的直通电话，以确保内部通话的绝对安全保密。还有一点也是它特殊的：不管进入新楼区，还是在“行宫”区，都无法使用手机。也就是说，它这儿，无线电的屏蔽功能特别的好。安全厅安全厅，就得安全嘛。
按说，那位年轻的军人应该领着劳爷向新楼走。但他却没把劳爷往那儿引，而是把他直接领到了“行宫区”内一个带侧厢房的小院里。这也让劳爷感到意外，又让他暗自兴奋。他知道，这两个带侧厢房的小院，在整个兴安，地位相当特殊和“神秘”。如果接待会议，这儿肯定只安排来自国家安全部或中央一级的领导。平日里，这儿则只安排“特殊”住客。
余大头怎么会住到这小院里了？难道他还拥有“安全”方面的背景？这当然不便深究。据他自己笑着向劳爷所做的解释是：省安全厅这两天正在这儿搞干部轮训，请他来做一次欧美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形势报告”。趁此机会，他也就在这儿休息两天。但怎么会有现役军人来做他的“扈从”呢？这一点，劳爷没有问；再问，不仅显得他劳东林有点碎嘴子，也就有点露怯了。而那位大头兄自己也没往下解释。前一阶段，他刚从美国回来时，熟人们就看到他乘坐的是一辆挂着军牌的大奥迪车，还有一位现役的军士（司机）在为他服务。没过多长时间，这辆军车和军士都不见了，又被一辆地方上的车和地方上的司机替代了。今天，劳爷又看到一位年轻的军官在他跟前走动……正常，这些事发生在“余大哥”身上，挺正常，要是没有这些非同一般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人们也许反而会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那天，余大头不再虚晃一枪，请劳爷落座，上完茶，接下来张嘴就说要“拜托”劳爷去陶里根办件事。“要你去做一次秘密调查，调查顾代省长当年在陶里根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他把“任务”交代得如此直白、简明和平淡，好像只不过让对方上菜市场买两斤鸡蛋似的，这话意，这口气，这神情，却让劳爷完全惊呆了，只能微微地虚张着嘴，呆呆地看着余大头，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和心跳。要知道，在劳爷听来，这“任务”的严重性，其实和让他去“杀个人”差不了多少。因此，这一刻，他产生的第一感觉居然是，这个余大头莫不是“吃饱了撑的”，在跟他闹着玩哩？他完全搞不懂，早已成了“著名中青年企业家”的余大头，插手这样的事，究竟在发啥神经？或者干脆就是踩到电门上了。
秘密去调查一个现任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找死呢？！！
但是，环境、气氛和神情，都告诉劳爷，既没人在跟他耍着玩，也没人在这儿发神经。
“调……调查顾代省长？”他僵僵地问，舌头好像肿胀起来，嘴唇也干裂了似的，在怔怔地打量了一眼对方后，又问道，“你没吃错药吧？”
“您看呢？”大头兄淡淡一笑道。
“……”劳爷不作声了。余达成也不作声了。劳爷下意识地端起杯子，抿了两口，过了一会儿，又抿了两口，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喝啥。他还在等着这位“大头兄”突然哈哈大笑一声，然后跳起来捶他一拳说道：“哈哈，看把你吓得。跟你开玩笑的，千万别当真！”但是“大头兄”既没笑，也没跳起来，神情却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真事儿？
劳东林的心狂跳起来。
“要我去干这么一档事，啥背景？”劳爷怔怔地问。他不问别的，先问“背景”。这让余达成心中不由得暗自佩服。姜到底还是老的辣。这样的事，当然首先得把背景掂量清楚了。
“信不过我？”余大头答。
“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事。”劳爷强作镇静，淡淡一笑道。话虽轻，理儿却重。而且不容回避。
“……”余达成只得沉默了。但过了一会儿，他却默默一笑道：“我著名的劳爷哎，您非得问这么多吗？”
“我更著名的余大哥哎，我能不问这么多吗？”劳爷不动声色地反问道。
“……”“余大哥”再一次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却没头没脑地冲着劳爷笑了笑，无奈地敬佩地说了句：“……你啊，果然名不虚传……”
那天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向劳爷透露这个“背景”，只是点着一支烟，把他那宽厚高大的上半身往那椅背上一靠，一边撸着自己那个板儿寸头，一边嘬着牙花子，说道：“拉倒吧，您就别死抠我那张底牌了。这么跟您说，其实我跟您一样，对我自己今天居然会来找您谈这么档子事，也感到无比诧异和惊骇，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过了今天就不想过明天的蠢劲儿了。但我还是来了。为啥？一句话：我不得不来。我不能不来。我说到这份儿上，聪明人就应该明白了我没跟您交代的、我不能跟您交代的、您又特别想知道的那张底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对不起，我不是聪明人……”
“老哥，就别跟我谦虚了。”余达成忙做了个手势，让劳爷别急着打断他的话头，“这会儿，我虽然没法跟您亮出那应该向您亮的底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点，这件事不管干好干坏，到最后肯定有人替你担着这份责任。绝对不会把事情都推到你个人头上去的。但有两条，我也要事先跟你说明白，一，我不会跟你立任何书面字据，来保证这一点。二，在整个过程中，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今天的谈话。否则……”
“否则又咋样？”
“否则……否则，你、我，就都不是好同志喽。”余大头半真半假地笑道，把一个特别严重的追问，淡淡地打发了。
“那……对我来说，不还是没任何保障吗？”劳爷迟疑了。
“话，我只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自己考虑吧。我肯定不能给你任何书面的东西。不是我姓余的不是东西，而是……”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道，“而是……而是……我只能这么做。”大头掐灭手中的烟蒂，定定地看着劳爷，话说得非常坚决。在劳爷眼里，这就是能办大事的人：当事情牵涉到一些更高层次的利害关系时，他们绝对能割舍当下，着眼未来，出快刀，使猛拳，断自身和他人的一切后路。劳东林一生都在佩服这样的人，也渴望自己有可能这样去办一两件大事。他老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人生境界总还差那么一口气、一步路，总滞留在憾恨之乡，而没能跨越过去……
“……”劳爷暗自感佩着默默地苦笑了一下，没马上对余大头的这番话做出回应。余达成也不再说话，等待了一会儿，见劳爷仍不表示态度，慢慢地又去点着一支烟，从容地说道：“那……你就再考虑考虑吧。”然后强调道：“今天我这个谈话，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强迫命令，干还是不干，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
“好事不找我。找我，就是这种倒霉事儿……”这时，劳爷小声地嘟哝了一句。余大头立刻笑道：“那你推荐一个，全公安厅上下，还有谁比你更合适的？”“干吗光公安厅啊，全省那么些人哩。”劳爷“冤屈”地又嘟哝了一句。“全省？行。你挑。谁？我们还就想找一个比您强的人哩。在哪儿呢？”余大头做出一副十分宽容的样子，大度地笑道，趁势使了一下“激将法”。而且在这里还特地用了个“我们”，暗示他此举绝非“个人行为”。
劳爷当然敏感到，余大头背后是“另有高人”的。他同时意识到这个“高人”很可能就是那个老书记。他做这样的猜测，有两个理由：一，如果是别的高层领导，为什么一定要调动这个余达成出面来做工作？这种事，政治上非常敏感，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犯忌”，绝对出不得半点差错；因此是只能找自己的“心腹者”去做的。二，劳爷早就听说，最早发现和提拔顾立源的，就是这个老书记。当时的陶里根还只是一个小破县，由于地处中苏边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会儿，边界上摩擦不断，战事频仍，县城里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停滞不前，说它是个县城，细论其规模和面貌，还真赶不上内地的一个乡镇。一两条破旧的大街，几家冷冷清清的商店和不那么景气的饭馆。
江边上几十艘同样破旧的渔船对峙着江对岸那高耸的钢架了望塔和来回穿梭的巡逻炮艇。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那会儿的顾立源也还只是县政府办公室三个副主任中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主任。一个毕业后“很不幸”地被分回家乡来谋生的大学生。当地县工商联机关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小儿子。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那些事情，可以说，顾代省长的前程并不会比他的父亲好到哪儿去。很可能就会像他无数的前辈一样，窝在这样一个小破县城里终其一生。后来他幸运地遭遇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大事，是跟全中国十来亿人一起遭遇的，那就是“改革开放”。第二件事似乎是“小事”，但对他个人来说，又是一件大得不能再大的事情。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春风吹绿边疆大地”，一位中央主要领导来这里视察——在此以前，除了军方三总部的一些高级将领为部署自卫反击战役到陶里根县城里来住过一阵，此地还没有来过更大的领导人。那位中央主要领导，在众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在江边走了一圈，指着依然冷清和破旧的陶里根，非常感慨地对陪同视察的省市领导说，南边我们能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深圳，北边为什么就不能把一个小县城变成另一个深圳？你们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步子能不能再迈得大一点？当时主陪的就是那个老书记。他那会儿还在位。他忙答道，当然可以，就是希望中央能给我们一点政策。“政策，只要有利于改革开放，当然可以考虑的嘛。你们要什么政策？啊？”这位以爽快、豪放和激情洋溢著称的中央主要领导回过头来问老书记。老书记虽然还是比较了解这位中央领导的，但那天还是没想到会如此泼辣爽快，当即就要跟他探讨，中央给些什么政策，就能加快陶里根的变革。一个统率全国大局的中央主要领导，这一刻在关心陶里根的前途，愿意给这么一个小破县一点政策，以利于它的发展，这可是千载万载都难逢的机会啊。
当然，他也可以说一些官话套话来搪塞，但官话套话是只能应付场面，却起不了任何实际作用。这时候如果只说些官话套话，恐怕不仅起不到实际作用，还会引起这位中央主要领导的极大反感，让他感到当地官员平庸无能。但到底要一个什么政策呢？不仅是老书记，就是陪同视察的所有的同志，事先都没做准备啊。事先没人说中央领导在视察时要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啊。再说，作为高纬度地区一个工业大省的一把手，老书记和省委领导班子里的同志正为全省那么些特大型国有企业忧虑着，操心着。这些大企业曾作为共和国的长子、骄子，为共和国的起步壮大造血输氧提气。但现在，它们几乎无一不面临困境，由此而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困境逼得这些“封疆大吏”，食不甘味，夜不成寐。
所以，他们一时间确实还顾不上陶里根这样的“小县城”，还来不及深入细致地思考适合这个边境小县的发展思路和特殊政策。为此，面对中央主要领导的“询问”、“追索”，老书记语塞。在场所有的大小官员也都不知所措，只知屏息静气地等待。现场气氛陡然有些紧张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位一直在最后一排站着的年轻人，赶紧拿起一把太阳伞往前凑到中央领导跟前，一边说：“总书记，太阳光太毒了，用伞给您挡着点吧。”一边却借此机会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中央领导的视线，同时把一张小纸条悄悄塞到了老书记手里。老书记打开纸条很快扫了一眼，只见小纸条上写着三个字：“边贸权”。啊。这一点提醒得好啊。建国几十年，外贸和边贸权都是严格控制在中央手里的。外贸权和边贸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保持和保证国家高度集中统一所必须严格掌握的权力。二权高度控制在中央手里，多年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去怀疑和挑战这个权力和政策。但是，陶里根地处边境，如果在边贸问题上给它以一定的自由度，这不就等于给它的前行增添了一副鹰的翅膀和豹子的腿脚了吗？啊，这小伙子有头脑，有魄力。老书记几乎是怀着感激和无比赏识的心情快速地去打量了一眼这个给他递纸条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顾立源……
……陶里根就是这样得到了再一次的“解放”。两个多月后，一艘满载着陶里根特产水果的铁壳船，从对岸虽然地广土肥人烟稀少、但水果仍然紧缺的兄弟邻邦处换来了满满一船我们这边紧缺的化肥。哈哈，一船水果居然换来一船化肥！赚啦！！消息传开，不异于平地一声“春雷”，成千上万个商人、菜农、果农、摊主和曾经不是商人不是菜农不是果农更不是摊主的中国人学成了商人菜农果农摊主，纷纷涌向陶里根，涌向对岸……陶里根迅速扩大、膨胀。数以十计、百计的建筑工程队开进这个县城。几乎一夜之间，存在了数十、数百年的老街老房消失了。市区以每年一平方公里、两平方公里、三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四周蔓延。“陶里根神话”和“深圳速度”一样，在那些年里深深陶醉了、也滋润着千千万万颗盼望变革、期待淘金的中国心……
在陶里根撤县建市时，省委常委讨论陶里根市市长人选，发生了一些争论。老书记拍着桌子说：“争啥争？争啥争？这市长就是那个小顾了。”从那以后，老书记一直特别关注顾立源。也可以这么说，顾立源以超寻常的速度，仅仅十来年的时间，从一个县机关的副科长变成了代省长，除了他个人的努力以外，跟这位老书记对他的特别“关注”是绝对分不开的。因此你可以设想，老书记一旦听说了这位已然进入省委领导班子的“后起之秀”涉及了什么重大案子，他能不焦心？能不采取特别措施去把事情先整个明白？然后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挽回影响，弥补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