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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已经说过，集团军指挥所离油槽不远，并且几乎是在露天的高大的重油库的下方。10月2日，法西斯匪帮可能已搞清了我指挥所的位置，就开始对它进行猛烈的炮击和轰炸。 爆破弹把整个河岸炸行不成样子，炸坏了装满石油的槽，燃烧着的炽烈的液体大量地涌了出来，经过我们的掩蔽部流向伏尔加河。指挥所淹没在火海里。
燃烧着的石油流到岸边后，又扑向驳船和被河水冲到岸边的许多圆木上。火流卷着驳船和圆木顺流而下。刹那间，好象整个伏加河突然燃烧起来，火焰幸灾乐祸地在湍流中猛烈飞腾着。
通信线路被烧毁，只能靠无线电联络，但无线电联络也常常中断。我们被火势四面围住，几乎成了火神的俘虏。
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下达命令：
“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家要继续在未被损坏的掩蔽部里坚持工作－…恢复同各部队的通讯联系，并且保持无线电畅通！”
然后，他走近我，小声地问道：
“怎么样，我们坚持得住吗？”
我回答他：
“挺得住！”并利用他说过的话表示决心：“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擦干净自己的手枪。”
“好，就为样！”他说。
坦率地讲，在刚着火时，我跳出掩蔽部，只觉得火光刺目，两眼发花，的确有些慌张失措，但是H·A·克雷洛夫将军向大家高声发布命令，其中也包括向我，就象进攻时高喊《乌拉》一样，成为鼓舞我们战斗的力量。就这样，我们在大火的包围中坚守在岗位上，一直没间断对部队的指挥。
大火燃烧了几个昼夜，而我们没有预备指挥所。由于所有部队，包括工兵部队，都已投入战斗，没有可能构筑。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坚持在几个完好无损的掩蔽部、掩壕和射击坑里。
我和克雷洛夫将军时常 被方面军参谋长I·O·扎哈罗夫紧急叫到无线电台旁。他要求我们准确地报告前线的形势。但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就连师的司令部门也常常不能准确地掌握前线的形势。这是因为通信联络时断时续，通讯器材故障频仍。
我们通过无线电台用密语通话，但当头顶上弹雨横飞的时候，事情并不那么轻松和容易。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话务员为了保持无线电通话，手持送话器，牺牲在岗位上。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方面军司令部常常这样询问我们。
我们认为，这是方面军司令部的首长想确信：我们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在城里指挥部队。
我和克雷洛夫总是不约而同地回答：
“哪里炮火最激烈，我们就在哪里。
3
10月3日黎明，敌人开始发动新的进攻。
古尔季耶夫师在18时以前扼阻了敌人进攻。但是，日终时，德军从两翼包围过来，该师只得向尼日涅乌金斯基大街以南撤退，退到铁路另一边。 把左翼摆在温尼茨基大街。该师的一位团长马尔克洛夫少校在战斗中负了重伤。
斯梅霍特沃罗夫师一整天都在与敌人争夺公共澡堂和炊具厂。 公共澡堂曾易手好几次，但最终仍在我们手中。该师各团不过200—250个战斗员。
在公共澡堂附近，我们发现了一个叫格纳的5岁小男孩。他是从废墟中爬出来，奇怪的是，一点也没有受伤。I·A·维特科夫上校 把他看作儿子一样收养了下来。我们大家也同样喜爱这个男孩子。他认识集团司令部所有的军官和将军，并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子和父名。他跟着维特科夫上校一直到了柏林。如今根纳季——那个小男孩，已是个工程师，在乌克兰工作。
古里耶夫师击退了德国人对“红十月”工厂的所有进攻。戈里什内师、巴秋克师和罗季姆采夫师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抗击敌人在集团军左翼发动的数次进攻。
战斗进程表明，敌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冲到伏加河，占领主要工厂之后，从那里沿伏尔加河向南发展攻势。在这段时间里，敌人不断向这个方向上投入新的兵力。10月4日前，我们查明，从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到107。5高地，在大约5公里的正面上，敌人就集中了5个师的（3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此外还有许多加强部队。德军还从苏德战场的其它地段和从德国本土调来大约40个工兵营。德军在奥尔洛夫卡地域的战斗，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那个凸出部，而且还企图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便向各工厂实施主要突击。面临这种局势，我们决定派若卢杰夫师去坚守拖拉机厂。
第37师各团占领防线之后，于5日晨立刻投入战斗，阻击已突破古尔季耶夫师和叶尔莫尔金师战斗队形的敌兵步兵和坦克。
集团军需要有喘息的时间，哪怕是一天也好，需要整顿队伍、集结火炮、供给弹药、补充人员，以便下一步用局部反攻击把侵略者从拖拉机厂住宅区和巴里卡德镇驱逐出去。方面军司令员要求我们在10月5日清晨开始反攻击。但集团军根本无法做到这点。因为我们这里弹药告竭，而通过伏尔加河运送弹药已经变行越来越困难了。
10月3日夜晚，C·H·别雷上校的坦克第84旅开始渡
河到右岸。但是，只有轻型坦克才能渡过河。这些轻型坦克来到右岸后，立即被编入若卢杰夫师和古尔季耶夫师的战斗队形之中。它们被用来作火力点，因为用它们进行反冲击，去迎击德国人的坦克，是不理智的。
10月5日，敌人仅在城市工厂区上空就出动了近2000
架次飞机。从天亮起，部队的所有行动都停止了。受伤的战士在天黑之前无法离开避弹壕和掩体，只能是在黑暗来到之后，才向伏尔加河岸边的伤兵后送站慢慢地爬去。
晚上，军事委员会委员古罗夫从伏尔加河左岸回来了。
他在左岸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他知道我也有一个多月没洗澡了，就劝我去一趟伏尔加河左岸。这个建议诱惑力很大。可我还是拒绝了。否则，集团军的战士们，看到自己的指挥员在如此严重的时刻竟然渡河去左岸，他们作何感想呢？
这天晚上，方面军副司令员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将军来到我们这里。他来到之前，指挥所的嘈乱状况已稍微平静下来。尽管在我们的掩蔽部上方的重油池还在冒烟，但火已经熄灭了。通讯联络状况愈来愈糟糕，由于敌人的轰炸和炮击，始终无法改善。显然，法西斯的火炮手和迫击炮手已经知道我们的指挥所的准确位置，一直对它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一发发迫击炮弹在我的掩蔽部入口处爆炸。指挥所人员的伤亡数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显而易见，这里已经不能作为指挥所了。E·A·戈利科夫来到我们这里约一昼夜，看到此种情况后，建议我们转移指挥所。
可是，转到那里去呢？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把集团军指挥所转移到萨拉耶夫师司令部里，该师已去左岸重新整编。我们需要沿伏尔加河河岸向拖拉机厂方向移动约500米。
转移是夜里进行的。戈利科夫随我和古罗夫第一批离开。
集团军参谋长H·A·克雷洛夫在天亮以前要坚守在原地，直到新指挥所与部队恢复联络为止。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人人都疲 惫不堪。所以，一到新指挥所，我就感到精疲力竭，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请求E·A·戈利科夫和H·A·古罗夫关注下恢复通讯联络的情况，然后就倒在地板上，像死人一样地睡着了。
天亮时，我醒过来，我得知克雷洛夫仍然冒着敌人的轰炸和射击，留在老指挥所里。这里的通讯联络已畅通，因此，我建议克雷洛夫立刻转移到较安全的新指挥所来。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来了，一身灰尘，面色苍白，倦容满面，走进掩蔽部，一下子倒在地上，就熟睡了。
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都为这个小小的重逢感到高兴。
这几天，军事委员会紧张地工作着。我们甚至察觉不到白天和黑夜的交替，黑夜与白天的区别对我们已毫无意义。我们不停地工作着，只是在战斗稍平息的时候，才利用短暂的时间，相互替换睡一会儿。
我们知道，集团军还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得到的情报说，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德军正在纠集新的更强大的兵力，准备突击斯大林格勒。为了阻挠敌人集结兵力、破坏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不断地向敌人发起小规模的反突击，特别是使用炮兵和航空兵的力量。参加航空兵突击不仅有集团军和方面军的航空兵部队。甚至还有最高统帅部的航空兵力量。我们每天都要回答上头的询问：轰炸哪里？需要莫斯科的航空部队轰炸哪些目标？
从10月6日早晨起，德国人继续加强进攻。他们从巴里卡德镇向拖拉机工厂住宅区实施主要突击。大概他们没有料到若卢杰夫将军的近卫第37师会突然出现有他们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战斗异常激烈。
对于B·I·若卢杰夫将军的第37师的到来，我不能不说上几句。这是一支真正的近卫军，所有的战士都很年轻，个个身强力壮，高大魁梧。其中许多人身穿空降兵的制服。他们冲进楼房和地下室后，往往拔出匕首和芬兰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退却，即使被合围，也要战斗到后一个人。面对死亡，他们高呼：“为了祖国！”“永不退却，永不投降！”
仅在这一天内，敌人就出动700架次飞机攻击该师的战斗队形。尽管如此，法西斯匪徒仍然没能前进一步。
夜里，坦克第84旅派出数个小分队来到若卢杰夫和古尔季耶夫师的地段上。此时，集团军的所有部队都已趁夜隐蔽在战壕里，并建立起支撑点和设置好障碍物。
看来，方面军司令部认为我们的几次顺利的反冲击已经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因此，坚决要求我们集团军用第37师的兵力再次发起反冲击。而我认为，敌机的轰炸正是进攻的前奏。我们的意见与方面军首长发生分歧。整整一天我们同方面军首长进行着争论。到了晚上，在强大的压力下，我不得不同意只用若卢杰夫和古尔季耶夫的部分部队实施反冲击。我们决定，10月7日下午开始反冲击，因为我们盘算着，天黑之前，敌人将没有时间反击，而且他们的飞机也不可能参加。
凌晨4时，我签署了实施反冲击的命令。但我们来不及执行这个命令了。因为11时20分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发起新的进攻。我军遭遇到进攻者有组织的火力攻击，他们从早已准备好、并且掩蔽得十分巧妙的阵地上向我们攻击。
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挺直身子向前冲锋。他们用两个步兵师的兵力攻击拖拉机厂住宅区的我军工事，还有50多辆坦克的火力支援。第一轮的进攻被击退。若卢杰夫师的部队使法西斯匪徒遭到重大伤亡。敌人把预备队调来之后，又反复发动几次冲击。日终前，敌人楔入我战斗队形，占领了拖拉机厂工人住宅区的一条街道，并且紧接着向体育场逼近。斯塔哈诺夫采夫大街和斯库利普图尔公园还在我们手里。
18时，敌人的一个步兵加强营在横跨梅切特卡的铁路大桥以西转入进攻。我们用“卡秋莎”猛烈轰击他们，几乎全歼这个营。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我们歼敌近4个步兵营，击毁16辆坦克。
遭受了这样的损失之后，敌人已无力在第二天继续发动进攻。近卫第37师在主要突击方向的出现，粉碎了法西斯的计划。他们没能组织起突然的攻击来冲破我防线。
10月8日，敌人开始准备新的战斗。我们得知，希特勒向自己的仆从夸下大口，说要在近几天内拿下伏尔加河上的堡垒—斯大林格勒。德国士兵从掩体里向我们喊话：
“俄国佬，你们快要咕嘟咕嘟地灌饱伏尔加河的水啦！”
德军飞机开始向城市撒传单。侵略者在传单上威吓说：“希特勒将把每一个逃回伏尔加河左岸，不愿投降当俘虏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都看做是逃兵”。传单上印着我集团军被坦克和大炮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的图片。
戈培尔宣传家们的宣传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我们的党团组织不断地在部队和分队做工作，揭穿敌人宣传的挑拨意图。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给优秀战士和指挥员授奖，多次与他们亲切交谈，并通过他们把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誓死守卫斯大林格勒。传达到所有部队中去。
所有部队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这个决定。
下面是一份一个共青团组织的战斗生活的文件：
“听课内容：关于共青团员在战斗在的表现。
通过决议：宁肯死在战壕里，决不当可耻的逃兵。不但自己不逃跑，还要使身旁的人也不逃跑。
向报告人提问：是否存在离开射击阵地的正当理由？
回答：在所有的正当理由中，只有一个是可以被考虑的，那就是死。“
我记得，那天在一点钟，当这个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分子向古尔季耶夫的第308师的防御地带开始了这一天之内的第12次进攻。就在这时，象是做会议总结的一样，连长发言了。他是这样说的：
“我想澄清团小组长发言中的一个问题。他在这儿多次讲了关于死的问题，并且说，祖国要求我们为胜利而死。他显然表达得不够准确。祖国要求我们去夺取胜利，而不是去死。是的，有些人将不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要不怎么能叫战争。而机智勇敢地去战斗，在战斗中献身，促使胜利的时刻早日到来，这才是英雄。既能够战胜敌人，又能够保存自己的人，则是两次英雄－…”
当时，古里耶夫将军说：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战士叫阿列克赛·波波夫。德国鬼子悄悄地向他靠近时，他把轻机枪架在一边，把冲锋枪摆在另一边。自己手里拿着一杆步枪。周围摆满手榴弹。如果很多鬼子进攻，他就用机枪扫射；如果出现一个鬼子，作就用步枪射击；敌人爬近了，他就扔手榴弹。他就是这样以一当十地坚守在自己的掩体里。”
我们近卫军战士的力量在于；他们作战机智、勇敢、充分发挥祖国交给他们手中的武器的效能。在那些日子里，数以千计的军人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勇果敢、有智有谋，并且出色地掌握各种武器。
我们集团军里很快就流行一首名为《献给守卫城市的英雄》的歌曲。它是H·帕诺夫中士写的。这首歌的歌词朴实无华。近卫军战士们尤其喜爱其中的一段。它真切得就象生活本身一样：
爆炸声震颤着大街小巷，
马达声日夜不停地咆哮。
坚如磐石般的红军战士，
誓死保卫伏尔加河两岸。
同志临牺牲时说：
让敌人永远记住，
第62集团军从不后退，
哪怕是一步！
第62集团军的军人有这样一条法规：
绝不能后退，只能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把祖国的领土一米一米地夺回来。
我手头里存有几份当时曾在前沿阵地广为发行的战斗快报，由于时间久远，纸张已发黄。
其中有一份是这样写的：
“现在科兹洛夫正在英勇地战斗！
科兹洛夫·安德列·叶菲莫维奇是一个机关枪手，他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卫国战争中，他一个人就歼灭了50个德国鬼子，这还不包括他的机枪班打死的。仅从1942年10月7日至今，科兹洛夫同志就打死了17个德国鬼子。科兹洛夫机枪班是全营最优秀的机枪班。科兹洛夫同志曾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和哈尔科夫保卫战。他两次负伤。先后获得两枚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