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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样，内部有刑部本部、大理寺、刑部大牢等多个部门，相互之间关系并不好，甚至于相互陷害和攻击。但是一旦有人想打刑部的主意，或者是想插手刑部某一个职能部门的时候，这些官员就会联手起来阻碍外人。这时候的刑部不但团结，而且可以做到资源共享。当初刑部大牢出事的时候，要不是谭纶高明，秦泰已经掌握了一些真相，根本就不能这么容易插足进来。为此谭纶才好不容易因为这件事情，控制了刑部大牢，终于控制了刑部将近四分之一的实际权力。
在当时一些深知官场底细的人，能把官场分得很清楚。整个大明王朝分为四大块，第一是皇亲国戚为代表的权贵；第二是士绅为代表的地主；第三是文人墨客为代表的在野人士；第四是广大农民为主，从事农工商的老百姓。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担心自己的江山不稳，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以奴役老百姓，不让老百姓掌握太多知识的方式，管理着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这样虽然比较好管理，但是导致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懂法、不识字，甚至于不讲理，只会动粗。作为统治阶层的代表帝王，早就有了对付其他阶层的办法，奴役和愚昧老百姓、拉拢和分化对朝政指手画脚的在野人士、控制士绅代表。早在汉唐时期，一些帝王就提出“君王和臣工共治天下。”的话，意思就是说作为统治者的帝王和士绅代表官员们一起治理国家，管理天下的老百姓。给了士绅们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些手里有田地和资源的士绅们才会和统治者合作。一旦官员和帝王在一起了，帝王可以用地位和权势控制官员，把官员们和统治者绑在一起，让士绅们不得不和统治者同流合污。为了更好地控制士绅，统治者会用联姻等方式分化他们内部，导致士绅们不是铁板一块，久而久之就有了党争和朝中大臣的派系斗争，其实这一切都是帝王们在背后鼓动造成的。在野人士一般都是书生或者清高的人，他们之所以没有当官，不是他们不想当官，而是他们当不了官或者没能力继续当官。这些人索性以教书或者批评时政为生，经常发表一些抨击朝廷的言论。这些人不但有文化，而且很有煽动能力，很容易造成某一个地区的混乱。但是这是统治者需要的，所以统治者暗中默许他们存在下去。有了这些人，朝中的官员不敢过多的干预帝王的内部问题，不然就会被某些人“揭疮疤”。官员们不但需要脸面，而且需要一定的支持者，一旦自己身败名裂的话，不但当不了官而且会影响一家人的生存。没有一个官员干那自己一家人的名誉和性命开玩笑。这些在野人士成为了统治者豢养的狗，统治者要他们攻击谁他们就攻击谁，要他们怎么议论时政他们就怎么说。虽然也有一些不好控制的人，企图摆脱统治者的控制，但是统治者有办法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或许不爱钱，或许真的不怕死，但是他们珍惜自己的名声，只要他们敢乱来，统治者就会给他们按上不好听的罪名，甚至于捏造一些子虚乌有的破事诋毁他们。他们就会屈服于统治者，就会乖乖地当统治者的狗。就算这些人来到了老百姓中间，或许可以鼓动起一部分的老百姓，但是绝对不能成为这些闹事者中的骨干。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不是真正的老百姓。从根子上这些人向往富贵，把自己早就脱离在底层之外，向往着士绅生活，再加上看不起老百姓，所以他们不能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条心。这才有了经典的语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个“秀才”不一定是什么真的秀才，而是指有文化的在野人士，他们想煽｜动大家造反的话，成功几率微乎其微，简直就是“纸上谈兵”。
统治者这一阶层代表人物是帝王，这是历朝历代的规矩。但是帝王不一定是真正的统治者阶层实际代表，一旦大权旁落或者帝王年纪太小的话，代表就会是太后或者某一个王叔。所以统治者阶层不太平，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帝王的皇亲国戚都不能小视。至少他们才是有资格登上统治者名义上最高宝座的人。所以登上帝王宝座的统治者，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身边这些亲戚。统治者不但需要这些同宗同祖的人支持自己，更需要防备这些近亲们。
老百姓和在野人士已经被统治者驯服，在这些统治者眼里，老百姓是猪狗不如的奴隶，在野人士是他们身边的狗，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士绅。长久以来士绅们其实也早就分化了，按照他们各自的能量划分为三种。第一种大家族，他们是官宦人家，几乎每一代的男人都当官，或者曾经当过官。在他们看来当官是必然的，他们可以控制一些官员或者地方的政务。对于这些大家族，统治者一边安抚一边对他们戒备，找机会就会想办法打压他们的势力。一些大家族在站队或者态度上不够理想，导致一些大家族从此消失或者一蹶不振。第二种是书香门第，这些家族也有人当官，但是需要靠一些运气和自己的本事。他们能当官就当官，当不了官的在家耕读传家。这是统治者最愿意拉拢的对象，因为他们不但好控制而且最需要统治者的赞许。有时候统治者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就能换来整个家族的忠心，对于统治者来说太划算了。第三种就是小地主，他们没有资格当官，只能依附在统治者或者大家族身边，为他们摇旗呐喊。这些人也不可小看，在他们的鼓动下，会影响一大批的老百姓。当然最先得知老百姓风吹草动的也是这些小地主，他们就是统治者安插在老百姓身边的的探子。
“君王和臣工共治天下”中的“臣工”就是指全体的官员，其中也包括最底层的衙役和官吏，以及士兵等等。按职能来分的可以分为文官、武将、勋贵和内侍。文官很好理解，就是指朝中的文职官员，包括各地地方衙门的官员、衙役、官吏；武将就是指军队的直接管理者将军、军官、士兵、工匠，以及军户家属；勋贵是指在开国或者重要时期时期立过特殊贡献得到世袭的功臣后代；内侍就是指管理后｜宫的太监、宫女、嫔妃等等，在大明王朝时期也包括锦衣卫和东厂的人。由于明朝的军队管理制度是实行军户制，也就是说一旦成为了军人，就要一家人世世代代当兵，父亲老了退下来儿子顶上，大儿子战死了小儿子顶上，儿子死光了孙子顶上。一旦家中没有了男丁，就会被剥夺军户资格。这样一来不但便于管理，而且有延续性，父亲会把自己的经验一五一十地告诉儿子，孩子从小接触军队，不用担心不懂军营的规矩。但是这么做的缺点就是“尾大不掉”，一些军户把一些不良风气就这么遗传下去，成为了军队不能改变的弊端。由于勋贵也是武将出身，所以勋贵可以和武将算在一起。这就成为了明朝最有特色的三足鼎立的局面，文官势力最大，武将马马虎虎，背后有皇帝撑腰的的内侍掌握机要和财政大权。
由于统治者对于武将的忌惮，还有文官历来对武将的仇视和不屑一顾，所以在明中期之后，武将渐渐失去政治地位，甚至于沦落为文官的家奴。一些文官甚至于当众像骂自己家的奴才一样的训斥同一级别的武将，还出现了五品知府当众批评正三品总兵的事情。统治者觉得这么做还不够，暗中鼓动文官夺走了武将的指挥权不算，还下达了一系列不公平的命令。首先武将只有军队的管理权，没有下达作战命令的指挥权。其次驻军要听从当地地方官员的号令，一切给养要地方官员供应。这就把军队的生杀大权交给了地方官员，一旦军队和地方发生摩擦的话，就会导致军队断给养的状况。逼得一些军官不得不向文官低头。这还不够还有更厉害的杀招等待着武将，作为传统最高的办事机构内阁，直接对皇帝负责的衙门，竟然不允许武将成为内阁成员。也就是说武将永远不能进入权力核心，永远只能是文官手里的工具。这样做不但打击了武将的积极性，而且坐大了文官的嚣张气焰。
第七回 圣婴大王七
一般的官员不懂统治者这么做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这不是在打乱某种平衡吗？这对帝王绝对是相当不利的行为，为什么统治者要这么做？张居正曾经因为这个问题和秦泰一起，做过深刻分析，最终结论是统治者太聪明了。第一，武将手里有兵权，一旦闹事的话小者影响地方治安，闹大的话会动摇国家根本。所以军营不能乱，必要的时候需要地方官员压制住局面。这就需要给地方官员一定的权限，最好的办法就是遏制住军营的开销，把军队的给养交给地方官员负责。这样一来军官们不敢不尊敬地方官员，士兵们不敢动不动闹事。第二，武将都是大老粗，爱发火、爱闹事，容易动不动就拿出武器动手。要是不遏制住这些专业人士的话，这些人一旦打家劫舍起来比土匪还要像土匪。为了防止军队之间的内斗和军营士兵骚扰老百姓，闹出不利于朝廷名誉的事情，所以需要控制他们的指挥权。把指挥权交到地方官员手里，让地方官员和军官相互约束，不但有利于军队管理，而且可以避免一些事情的发生。第三，武将的待遇和收入明显不如文官多，为了防止一些人挑起文武官员之间的矛盾，索性让武将彻底向文官低头，免得将来有麻烦。第四，武将驻守各地，难免会接触到一些皇亲国戚。为了防止这些武将暗中支持某一个皇亲国戚，影响到皇帝的地位，就规定武将不但要听从地方文官的指挥，而且不准私下和皇亲国戚联姻。第五，一些武将胆子特别大，一旦有了贼心想要造反的话，不容易马上受到控制。为了防止“陈桥兵变”这种事情发生，不如利用文官压制武将。文官不是不会造反，但是他们不但怕死而且担心名誉受损，所以比较不容易造反。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官已经渐渐高出武将，无论是职务上的还是职能上，武将已经不能和文官相提并论。不如把权力索性一次**给文官，这样的话不但干脆而且对统治者有利。文官本来就有内部矛盾，相互之间不会太亲密，党争可以说是从来没有断过。不如把权力放大，让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加深，只要文官内斗越激烈，对于统治者来说越有好处。统治者也就是皇帝，不但可以从中看清楚大臣们的真实嘴脸，而且可以拉拢一些人，挖走一部分资源和权利。这个主意真的太好太妙了，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大转身。不但解决了武将的根本问题，而且把文官内部分化，巩固了皇权的同时，也把钉子暗中扎进了文官内部。
当张居正把这些分析告诉秦泰的时候，秦泰当时苦笑不已。秦泰想的是怎么破案，怎么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而这些大人物们却想着怎么内斗和夺权。难道这些大人物们心里没有家国天下、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吗？只知道内斗和算计别人，这么做有意思吗？虽然当时张居正曾经解释过，说只有手里有了权限，才能去想其他事情，才能去考虑老百姓的事情。可是秦泰很怀疑张居正的话，做一个刑部侍郎还不够大，没资格没精力管老百姓的事情。将来做了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甚至于内阁成员就有精力管老百姓了？当了侍郎想当尚书，当了尚书想当内阁阁老，当了内阁阁老想当内阁首辅，就算当了内阁首辅又怎么样？要是不满足的话，一辈子都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事情。就在这时候秦泰发觉张居正变了，张居正不再是一个有志青年，而是成为了一个政客，一个满脑子政治的人。还好张居正没有想到钱，没有想利用权力捞钱，不然的话秦泰绝对会和这个朋友“割袍断义”。
由于武将已经不成气候，内侍官员的名声又太坏，所以文官的势力几乎已经控制了整个朝廷。所谓的朝廷其实就是文官的天下，最高衙门就是内阁，最高官员就是内阁首辅。文官控制朝廷之后，按照职能又分成了好几种。第一种就是三品以上的官员，这些人实际掌控了朝廷，各自有各自的地盘和权限。一般来说大家管这些高级官员叫“大员”，到了这级别的只有手里的权力大小，没有地域差别。他们不是掌管着一个省，就是控制着一个部门，或者是掌控者某一个机要，他们的权限令人羡慕，地位令人眼红；第二种是“言官”，他们虽然地位不高，但是有一项令人眼红的特权，可以向皇帝直接风闻奏事，上至内阁首辅，下至黎民走卒，他们都可以举报或者提出怀疑。绝大多数的官员都不喜欢这种人，言官也不是每一个都很清廉。大家都在背后叫这些言官“疯狗”，在严嵩当政的时候言官成为了严家诬告政敌的武器，名声特别不好听；第三种就是各地的地方官员，统称为“外放官员”。这些人的升迁比较慢，一般来说做完这两届之后极有可能就这么到点了。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这些官员没有了后顾之忧，大肆贪污受贿。这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可见地方官员，特别是当地方行政长官油水相当大；第四种就是京官。京官是指在京城六部、各个衙门当官的官员。这些官员虽然油水少点，但是因为在京城，容易被上面的人重用。升官快、容易出头，所以成为一些年轻官员，或者是有野心有抱负的官员的最爱。就像张居正这样的官员，要是不留在京城的话，最多干上五六年的知县，大不了做一任知府就可以回家养老了。可是张居正却大不一样，在京城裕王府当了三四年既没权又没势的侍读，再到刑部做了两年的“冷板凳”后，不也是当上了刑部侍郎，后来转任兵部侍郎，如今不但是工部尚书而且是内阁次辅，成为了一两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大人物了。所以京官是通往权力核心的通道，是往上爬的捷径，一些官员宁愿不升官也要留在京城。在他们看来当一个正七品知县不如在京城当一个小京官，熬上几年之后说不定就能当知府，甚至于外放一个道台。那时候金山银海什么都有了，做什么都值得。
在京城附近当地方官更是不简单，不但算是京官，而且也算是地方官。为了凸显京城的重要性，历朝历代的京城地方官都是高配置的。例如北宋的时候京城是开｜封，开｜封府尹就是由重要官员兼任的。在当时府尹是正三品官员，可是开｜封府尹是正二品，足足比其他地方的府尹高出了两个等级。赫赫有名的开｜封府尹包拯，也就是后来大家称之为包公的包青天，他就是经常“代天巡狩”。手里不但有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而且有三口大铡刀，经常游走各地破案。所以京城的地方官不是一般的地方官可以比拟的。就像现在一样，京城的地方衙门有五个，一个是顺天府，下面还有四个县衙。顺天府的长官是知府，又叫府尹，县衙的长官叫知县，也叫县太爷。一般的知府最多正五品，大多数都是从五品，一些小地方的知府只有六品待遇。大一点的县知县是正七品，小一点的县知县是从七品。可是京城的地方官就不一样了，顺天府知府从三品，下面的县令从五品。他们的级别都赶上地方布政使和小一点的知府了，可见朝廷对京城附近衙门的重视程度。这些官员只要在这里干上几年，不犯大的错误，就会被调进六部或者外放到其他地方。到时候顺天府知府就是六部侍郎或者地巡抚、布政使，下面的知县也会成为外地的按察使或者道台。要是被某位大人物看中的话，他们有可能进入高层，甚至于内阁。据说如今的内阁三辅就是曾经的顺天府府尹，可见这些衙门的前途多么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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