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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全文字)-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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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与赖声川先生抱有同样担忧的只能是我。新加坡剧场的朋友也会担心,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幕拉开了,在场的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也就悬起来了。也许我们还太年轻、太敏感,生怕数千年历史的拥有者在异国街市间丢脸,生怕自己的哭声让人发笑,自己的笑声让人掉泪。我这个人由于职业关系,曾安然地目睹过无数次剧场波澜,可今天,竟战战兢兢、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新加坡观众的每一丝反应。我无法预计,如果台湾相声中的俏皮话今晚引不出应有的笑声,我会多么难堪。 
好了,终于放心了,此地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华语,我们的华语,还有控制各种海外华人的笑声的能力。谢谢新加坡!——这种感谢自然有点自作多情,就像那天看到一批欧洲观众对一台从中国搬来的传统舞蹈热烈鼓掌,我几乎想站起来向他们鞠躬一样荒诞。 
赖声川先生是我的老熟人。初次见到是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后来很巧,同在两年前被新加坡戏剧界邀来演讲,这次相遇是第三次。记得两年前我们同住一家宾馆,天天神聊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到附近一处小贩中心吃宵夜。我们互相“盘剥”着海峡两岸的种种社会规范、生活细节、心理习惯、世俗趣闻,出于自尊,彼此还为自己一方辩护,说到许多相似或相左的用语常常乐不可支、笑作一团。西哲有言,剧场里一句微妙的台词引起一片笑声,那是素不相识的观众在退示着一种集体的一致性。莫非我们一代真的已到了可以用语言和笑声来认同的时分?对此我与赖先生还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是赖先生并不甘心于此,他把两年前的笑语扩充成一个艺术作品,仍然带回到新加坡,兑换成满场欢腾。正巧我又在,这还不值得庆祝一下?演出结束后我们又去了两年前天天去的那个小贩中心,尽管明知那里的小贩喜欢欺侮外国人。 
理直气壮地用华语叫菜,今天晚上,这座城市的笑声属于中国人。坐在我身边的演员李立群先生是今夜无可置疑的明星,我对他说:“你在台上学遍了大陆各地的方言,惟妙惟肖,唯独几句上海话学得不道地。”大陆的相声演员学各地方言早已司空见惯,说实话,我对这一招已经厌烦,但现在听台湾相声演员学来却产生了另一种感觉,谐谑的调侃猛地变成了凄楚的回忆、神圣的呼唤。学一种方言就像在作一种探寻,一种腔调刚出口,整个儿身心就已在那块土地间沉浸。因此,我不能让他们学不像上海话,这会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上海。于是就在小贩中心的餐桌旁,我依据那几句台词一句句地教开了。赖声川先生的母亲在上海住过,因而他对我的发音并不生疏,频频点着头。李立群先生从我的发音想起了他以前一位江浙师傅,边摹仿边首肯:“是这样,师傅当年也这样说的。”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轻一声,重一声,已经认真到了虔诚。这显然已不完全是为了演出,相声演出中的学语用不着那么标准。 
学会了那几句上海话,一阵轻松,开始胡乱漫谈。大家竟当着情同手足的新加坡东道主郭宝昆先生的面,极不厚道地嘲讽起新加坡人的华语水准。我想郭宝崑先生一定会原谅的:这些远隔两岸的中国人好久没有这么亲热了,一亲热就忘乎所以,拿宽厚的朋友们嘲讽一遍,好像共同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背靠着艰深的华夏文化,驱走了阔别的忧伤、海潮的寒冷。特别是那位李立群先生,专找那些只有中国人才能听懂的话与我对仗,跳跳跃跃,十分过瘾。讲禅宗,讲怪力乱神,讲文天祥会不会气功,讲天人合一的化境。这种谈话,即使翻译了,也几乎没有多少西方人能真正听懂。今晚大家像是在发狠,故意在异国土地上翻抖中华语文中的深致部位,越是瞎凑和就越贴心。 
上茶了,少不了又讲陆羽,讲《茶经》的版本,讲采茶的山势、时机,煮茶的陶壶、炉炭,当然讲得最神往、也最伤心的是水。喝了几千年茶的中国人,还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来润喉咙?如果不多了,那么今后讲出来的华语会不会变得浑浊一点呢? 
我告诉李立群,古代文人为喝几口好茶,常常要到某座山上,“买泉两眼”…… 
李立群来劲了:“好个买泉两眼!潇洒之极!不是我吹嘘,我台湾老家山上确有好泉,想法去买它一眼,你什么时候来,我领你去喝茶!” 
我赶紧叮嘱李立群先生,赶快回去买下那眼泉,好生看管着,别让它枯了。我们还不算老,也许真能喝得上一口。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悲哀,这样的泉眼无论如何不会太多了,那种足以把华语晤谈的环境推到极致的阵阵茶香,已不会那么纯净。华语自然还会讲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蕴藉的那部分,看来总要渐渐湮没了。还会出现新的精雅部位吗?但愿
这里真安静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宫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林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局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情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墓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后,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就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认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我进人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烈士”是谁?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他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野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妓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惨命运,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依我看,那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关节上无法冷静地开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与以后日本军队的占领南洋疏通起来,现代日本民族的心态和命运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彻。仅仅表现她们在屈辱中思念故乡,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都向着故乡。但是,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的情景却完全相反:300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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