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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他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给你。
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我在前面提到了30年前做中学生时一篇作文得奖的事，对这件远年小事还有几句话想说。
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带给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写的地址却是30年前的中学和班级。老师早已退休，这天去学校领薪水，偶尔在收发室见到了这封信，他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驱使，辛辛苦苦地打听到我家地址，亲自送来了。
拆开信，终于明白，这是湖北北部农村的一位初中女学生写来的，前不久他们学校发给学生一本新出版的《优秀作文选》，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旧印了我当时的“番号”，于是这位中学生搞误会了。她很大方地称我“同学”，而且建议每个月与她交换一篇作文，特别是交换那些“老师不喜欢而自己喜欢”的作文。
送信来的老师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严肃地盯着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说：“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可不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岁月涡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师都晕眩起来。她用稚嫩的笔画，把时间的沟壑干净利落地勾划掉了。
给她回信动了我不少脑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发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种逝去长久的无忧无虑的纯净心态中与她对话一阵，但这弄不好会变成大人对小孩的捉弄，最终还会使她伤心。犹豫再三，决定在回信中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口气与她谈话，也不提我的职业，让她觉得这种书信往来极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词间很不经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来孩子还是被惊吓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来对付这么一个大人，只能向父母亲求援。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烦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的开头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涡旋停止了，时间的沟壑依然生楞楞地横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后的通信变得有点艰难。她非常想从我这里知道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路途该怎么走，但在语气上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了。她压抑住了真实的自我，而变成了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道”者。信中的文词除了拘谨外还有一种雕饰感，一定是她父母亲帮着修改过的。
通信越来越少了，但我脑中却经常出现30年前的自己。送信来的老师说得对，当年的我有点像她，痴痴地钟爱着文学和艺术，但只要把这种钟爱稍稍衍伸，就碰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于是便天天盼望着岁月快快流逝。
记得我那篇得奖作文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挥而就的，好像是为了应付暑假作业吧，一写完就飞奔出去玩耍了。待到有一天惊奇万分地看到它刊登在报纸上，而且后面还印有口气堂皇的长篇评语，从审题、选材、详略取舍、辞章修养一一加以赞扬，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了。在一个极其隆重的授奖大会上，我看到有一位风度不凡的大学教师坐在主席台上，据大会主席说，他是全上海这次作文比赛的总裁判，我暗想，我作文后的那篇评语大概也是他写的。他讲话了，音色浑厚，知识渊博，潇洒幽默，在全场一阵阵地畅笑中把文章之道讲得那样清楚，我几乎全身心地被他收服了。散会之后，我悄悄跟在他后面，他在给另外一些大人讲话，我很想再听到一点什么，再看看他走路的姿势，怎么摆手，怎么迈腿。此后，我读书写作时常常会想起这位大学教师，揣想着如果他在我眼前，会叫我怎么读、怎么写，这种揣想常常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我变得很苦恼。总之，这位根本不认识我的大学教师既向我展示了一种高度，一种风范，也取走了我的轻松和自在，我终于因他而告别了少年心态。
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再给湖北的那位中学生写信，也就是怕我的片言只语使她失落很多本不应早早失落的东西。对于这样的失落，孩子本人是不会觉得什么的，但年岁越大越会感到痛切。人生就是这样，年少时，怨恨自己年少，年迈时，怨恨自己年迈，这倒常常促使中青年处于一种相对冷静的疏离状态和评判状态，思考着人生的怪异，然后一边慰抚年幼者，一边慰抚年老者。我想，中青年在人生意义上的魅力，就在于这双向疏离和双向慰抚吧。因双向疏离，他们变得洒脱和沉静；因双向慰抚，他们变得亲切和有力。但是，也正因为此，他们有时又会感到烦心和惆怅，他们还余留着告别天真岁月的伤感，又迟早会产生暮岁将至的预感。他们置身于人生涡旋的中心点，环视四周，思前想后，不能不感慨万千。
一年前，我与那位大学教师又有了一次遭遇。当时我正担任上海市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与其他几位教授一起成天审阅着各大学申报的中文学科正副教授的材料。在已经退休而想评一个教授资格的名单中，我突然看到了他的名字。从材料看，他虽然一直在大学任教，却主要从事着中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和辅导，编写过的东西很多，质量也不低，但按上海市各大学晋升正教授的标准，材料并不过硬，他没有完整的学术著作，也没有在某个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可比的地位。
很巧，几天后，我在一个活动场所见到了他。是他先向我作自我介绍的，他知道我前些天在评职称，但只随口提了一句，没有向我打听什么。我还能认出他来，他确实老了，体态沉重，白发斑斑。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曾读过我的哪些著作和文章。我很想告诉他，他还读过我的另一篇文章，在30年之前。但我终于忍住了，我不敢向他表白，我曾是他最虔诚的崇拜者，他曾作过一次决定我终生的指点，那年我才14岁。
我怕什么呢？此间复杂的心情也许只可意会。要是他并不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篇文章的评判者，而我也没有在30年后反而成了他职称的评判者，事情绝不会如此尴尬。我并不认为这种前后因缘能给我增添一点什么色彩，因为我一直坚信人生并不是一场你胜我败的角逐，而更像一场前赴后继的荒野接力赛。谁跑得慢一点，谁跑得快一点，很可能是环境和气候使然，要是我也像他一样遇到那么多风霜雨雪、陡坡泥潭，步子也许比他还慢。他指点过我，那么，他的力就接在我的脚下了，这里只有一种互溶关系，不存在超越和被超越。但是，这一切，他能理解么？如果他理解，他又能理解我能理解的么？当这些沟通尚未具备，我不能为了揭开这种30年前后的人生折叠而引起老人心头哪怕淡淡一丝的窘态。
你看，做一个中年人就是这样麻烦，仅仅为了一篇早年的作文，刚刚还在设法如何不使湖北那位小姑娘受窘，转眼又要把这个难题转向一位老人。多少年后，当我也成了老人，那位湖北小姑娘会不会也来这样慰抚我呢？到那时，我能不能感受到这种慰抚呢？
小事一桩，但细想之下，百味皆备，只能莫名地发一声长长的感叹，感叹人生的温馨和苍凉，感叹岁月的匆迫和绵长。
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真正杰出的人生哲学家都是在中年完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到了老年，人生的磁场已偏于一极、趋于单相中年人不见得都会把两力交汇的困惑表达成哲理的外貌，但他们大多置身于哲理的磁场中。我想，我在30年前是体会不到多少人生的隐秘的，再过30年已在人生的边沿徘徊，而边沿毕竟只是边沿。因此且不说其他，就对人生的体味论之，最有重量的是现在，是中年。为此，我为短文《三十年的重量》写下这个续篇
漂泊者们
很难相信一座如此繁华的城市会放逐出一块如此原始的土地，让它孤零零地呆在一边。从新加坡东北角的海岬雇船渡海，过不久就能看到这个岛。
船靠岸的地方有三两间简陋的店铺，一间废弃的小学。小学操场上壅塞着几十辆破旧轿车，据说是由于年老从城市里退休下来的，但因性能完好不忍毁弃，堆在这里，谁想逛岛驶一辆走就是。车盖车身积满了泥灰，看来并没有多少人来麻烦它们。
往里走，就是密密层层的蕉丛和椰林了。遍地滚满了熟落的椰子，多得像河边的鹅卵石。荒草迷离，泥淖处处，山坡上偶尔能见到一两家人家，从山脚开始，一层栅栏，又一层栅栏，层层包围上去，最终抵达房舍，房舍并不贴地而筑，都高踞吊脚台上。背后屏挡着原始林，四周掩映着热带树，煞似一座小小的城堡。没见哪一座是开门的，也没见哪一座闪现过一个人影，满耳只是潮水般的鸟鸣。
这边山崖上露出一角飞檐，似有一座小庙，赶紧找路，攀援而上。庙极小，纵横三五步足矣，多年失修，香火却依然旺盛。供品是几枚染着艳色的米糕，一碟茶叶，一堆热带水果。另有一大叠问卜的签条挂在墙上。直眼看去，仿佛到了中国内地的穷乡僻壤，一样的格局，一样的寒伧，一样的永恒。小庙供的是“大伯公”，一切闯南洋的中国漂泊者心中的土地神。家乡的土地容不下他们了，他们踏上了摇摆不定的木船。但是，这群世世代代未曾离开过黄土地的轩辕氏后代怎么也舍弃不了心中的土地神，舍弃了，整个儿生命都失去平衡。因此，这儿也是大伯公，那儿也是大伯公，大大小小的土地庙一路盖过去，千万里海途蠕动着千万里香火。就这么一个弹丸小岛，野林荒草间，竟也不声不响地飘浮着一缕香火。这缕香火飘得有年头了，神位前的石鼎刻于清朝道光年间。
离别了土地又供奉着土地，离别了家乡又怀抱着家乡，那么，你们的离别又会包含着多少勇气和无奈！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山褶里有一些极端贫瘠的所在，连挑担水都要走几十里的来回，但那里的人家竟世世代代不肯稍有搬迁——譬如，搬迁到他们挑水的河边。他们是土地神的奴隶，每一个初生婴儿的啼哭都宣告着永久性的空间定位。你们倒好，背着一个土地神满世界走，哪儿有更好的水土就在哪儿安营扎寨。你们实在是同胞中的精明人，但你们又毕竟是屈原的后代，一步三回头，满目眷恋，把一篇《离骚》化作了绵远不足的生命体验。
其实，这个岛的真正土地神不是大伯公，而是我去拜访的老人。他叫林再有，80多岁，福建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南洋，挑着一副担子做货郎。货郎走百家，漂泊者们的需求最了然于心。
家家户户都痴痴地询问着有没有家乡用惯了的那种货品，林再有懂得这份心思，尽力一一采办。天长日久，他的货郎担成了华人拴住家乡生活方式的锁链，而他的脚步，他的笑容，也成了天涯游子的最大安慰。人们向他诉说苦恼，他也就学着一一排解，于是，家家的悲欢离合都与他有了牵连。
漂泊者中的绝大部分是独身男子。在离开家乡时，他们在父老兄弟面前发了誓，成了家的，则在妻儿跟前抹了泪，下决心不混出个人样儿不回来。但是，他们之中能有几个真正发达，可以衣锦还乡或挟着一大笔盘缠把全家老小接来？当时的南洋，湿褥烟瘴，精壮男子一个个倒下了，没有亲人，没有祠堂，没有家族的坟山。一切还是请这位货郎四方张罗吧，林再有不知掩埋过多少失败者的遗恨，插立过多少写不出准确姓名的木牌。每次做完这些事，他在第二天挑着货郎担挨家挨户游荡的时候，会给大家简略通报死者的情况，发几声感叹，算是作了一篇悼词，一篇祭文。
就这样，林先生一年年老去，在地方上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他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没有积聚多少钱财，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每天，只要这位身材瘦小的老货郎还在风雨骄阳中一摇一晃，这些村落也就安定了。
他的住所在全岛离码头最远的地方，一座高爽的两层木楼，也有几道栅栏围着，却又紧贴路边。哪家发生了什么事都来找他，他的家必须向大路敞开。栅栏门虚掩着，我轻轻推门时，老人正佝偻着身子在翻弄什么。陪我去的陈小姐以前来过这里，便大声告诉他来了中国客人。
老人一听，立即敏捷地跳将起来，伸着手朝我走来。他不是握手，而是捧着我的手轻轻抚摩着，口里喃喃说着我不能完全听懂的福建话。然后返身进屋，颤颠颠地端出一盘切开的月饼，又移过几案上原来就放着的一套喝功夫茶的茶具，开始细细筛茶。我猜想这些年来不大会有中国人像我这样摸到这个小岛上来逛，因此见多识广的老人稍稍有点慌张。铁观音一杯杯筛下去，月饼一块块递过来，一味笑着，也不问我的职业，以及为什么到新加坡来。当我实在再也吃不下月饼时，他定睛打量我是不是客气，然后说：“那好，就看看我的家。”
他先领我们朝檐廊东边走去，突然停步，嘿嘿一笑。我抬头四顾，竟然是几十架巨大的铁丝笼，里边鸟在飞翔，猴在攀援，蛇在蜿蜒，活生生一个动物园。我正待细细观赏，他却拉着我的手从边门进入了屋内。屋内非常干净，一间间看去，直到厨房。厨房一角有一个硕大冰箱，大到近似一间房子，应该称作冰库才合适。老人见我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