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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学校之中，这些儿童每天都要向御影敬礼，久而久之一种潜意识的臣服与效忠，就会在这种不断的重复之中被烙进他们的意识之中。
当然，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有什么，毕竟即便是在西洋国家，在典礼仪式上向御影敬礼，都是再正常不过之事，但却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一般，通过每天清晨的这种带着敬畏之心的敬礼，去进行某种洗脑，这当然并非出自教育部的官员之手，实际上完全出自皇帝本人，是基于对心理学的了解，他才会颇费苦心的制定了一些政策。
“背诵《教育敕语》！”
在中国，每一所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每天上课前都必须背诵《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是六年前国家初建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凡是受到基础教育者都必须背诵，做到人人过关，个个会背的。而这种背诵同样也是出自皇帝本人的授意，洗脑正是通过千万遍的重复，正是在这种每天不断的重复之中，这些背诵者才会受《教育敕语》那短短几百字的影响，这短短的几百字，看似不长，可却在他们人生中最易受到影响的儿童时期，通过每天的重复，将其烙进他们的大脑中，记忆里，最终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中不断的影响到他们，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举措。
“……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和于夫妇、信与朋友、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习学业以启发心智、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法……”
教室中传出的孩子们那稚嫩的背诵声时，程希远的神情显得极为凝重，他也随着学生们一同背诵这《教育敕语》，尽管中国直到现在都没有议定宪法，但在某种程度上，这部《教育敕语》却被人视若中国的宪法。
而之所以会被如此理解，是因为在《教育敕语》说明上自皇帝、下至黎民百姓，均要一体遵守。皇帝遵守意味着政府不改变教育宗旨，百姓遵守是要奉行。不过，皇帝与臣民“俱拳拳服膺”，表明它具有约法的性质，与旧时绝对****君主制下皇帝自外于自己命令的情况有别。而且现在帝国常用的“上下一体”不只是君主要求臣民与他“一体”，而是君主也要受到约法的约束，与民众成为一体。
或许，相比于其它，这部《教育敕语》中透露出的含义才是最重要的，作为旧时的读书人程希远自然对《敕语》中的“忠”与“孝”持以赞同态度，这是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要求的，也正因如此，对于新朝，这也是他最欣赏之处。数之历朝历代，从未有像中华朝一般，如此重视教育。正如《教育敕语》中透露出的重视教育之意，程希远相信，也许十几年，这些一代人长大之后，他们绝不会阻止自己的孩子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在《教育敕语》的影响下的第一代人，他们比自己的父辈更清楚教育的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作为教育大臣的蔡元培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神情显得有些谨慎，在教育部中，他是一个另类——并非科班出身，教育部很多官员都是毕业于国内或者国外大学，本就是学习教育出身，而他这个壬辰年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却是在受到“壬辰之变”的冲击，方才接触西学，三年后，应袁世凯的邀请任浙江中西学堂监督，不过尽管并非学教育出身，但在随后的十年间，在他的努力下由中西学堂演变的中西大学，早已经成为江浙一带的知名大学，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教育家。
去年，他接受皇帝的任命，放弃大学教职，成为教育大臣。而出人意料的是，上任之后，他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推行改革，而且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全国考察，与前任教育大臣偏重考察城市不同，他的脚步更多的是在农村。
“陛下，或许，经过陛下和诸大臣的努力，用了六年的时间，于全国建立237651所小学，真正做到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且不说上百万教师的培训，但就是督促适龄少年儿童进学校学习，就是一件难事，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中央政府便采取高压政策，通过专门法律以警察强迫执行，结果引起地方当局和民众对中央的不满。
但即便如此，中央政府依然不改初衷，陛下本人更是多次于多个场合强调“普及教育、纳税和服兵役成为国民的三大义务”，甚至提及“若有官员抵触三大义务，当依法罚处”。也正是得益于这种高压政策，才使使中国在短期内在全国完全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最早国家之一。通过普及初等教育，国民的知识水平和基本素质普遍提高，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失败的？”
唐浩然诧异的看着蔡元培，这怎么可能，在他看来，现在的教育是成功的。
“陛下，在我们年到，现在工厂中许多学徒工都具备初小文化程度的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另一面，就是与此同时，在农村，依然流传着教育无用论，对于大多数农村家长而言，他们之所以送子女进学校接受教育，是因为畏惧100元的罚金或者长达四年的劳役惩罚，但这些孩子能上完初小就不错了，而其中若是有高小毕业的，肯定算是佼佼者。无论其是否能够考取初中，当然有很多时候，即便是他们考中了初中，因为成绩勉强通过，所以不可能取得奖学金，只能被迫弃学，但这样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小孩在小学里念了六年书，穿起一件学生装，便不屑于帮助文盲的哥哥干农活，帮父亲种田了，因为他自觉自己是特殊阶级了，这些人就像是过去的童生一样，以读书人自居……”
蔡元培说的极为委婉，实际上，他想要说的远比这更为刺耳——现在的教育培养出了更多的的“百无一用的书生”或者说，将更多的人变成了“废物”。
“于乡间，这些读了六年书的高小生，他们既不能帮助家人干活，又不屑于此，甚至，他们同样不屑于进城务工，于他们看来，即便是进入工厂也是辱没了他们，陛下，这是不是可以视为教育的失败呢？”
“这……”
蔡元培的话完全超出了唐浩然的理解，怎么会这样？他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这样？原本在他看来，教育是成功的，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普及了教育，令数千万适龄儿童进入学堂，教育提高了国民的道德文化修养。培养了国民的社会公德和卫生习惯，可以说是许多人交口称赞的，甚至有人用新国民来称呼那些人。但是……怎么却又培养了一批废物？（未完待续。）
第362章 应对之策（为新书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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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废物？
或许，那些读过几年书的人，他们看似接受现代的教育，他们学会了识字，学会了数学、学会了地理，知道的地球是圆的，甚至了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会了基本的科学知识，了解了世界，甚至可能还说两句英文。
六年的高小之后呢？
对于农村的高小毕业生而言，他们的选择并不多，他们要么考进中学，前提是获得奖学金，毕竟中学教育并不是免费的，现在受困于财力，也根本不可能实施中学阶段的义务教育。他们要么考进免费的师范学校，接受免费的五年制师范教育。
而对于数量众多的农民子弟而言，这两者的比例都非常有限。最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即便是能够考虑上初中，也会选择弃读，因为无法负担学费，这些进取无望的学生，在这个遍地文盲的国家，在乡村之中等若“知识分子”，就像过去的乡间的童生、秀才。
也就是这群本来应该在乡村中发挥作用的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他们却不再适应农村，或者说适应身份的变化——从学生再次变成农夫。所以，他们便像蔡元培所说的那样，像过去的秀才一般，伸手不拿二两。
“他们既不能帮助家人干活，又不屑于此，甚至，他们同样不屑于进城务工，于他们看来，即便是进入工厂也是辱没了他们……”
蔡元培的话语让唐浩然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另一个时空另一位教育家对农村教育的那一番震耳欲聋的警言。
“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书呆子。”
最终，这种书呆子会变成什么呢？
这些“书呆子”中的大部分，沦为了“新秀才”，至于其中少数考入师范接受免费教育的精英们，他们又会走向什么道路呢？
这些人大多来自贫寒家庭，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乡村青少年中的佼佼者，通过激烈竞争的入学考试就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使这一批人有优越感。同时他们也有不平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考入师范本身就体现了社会的不公：因其优秀而通过考试，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前途，无奈只是由于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入免费的师范，而非更有前途的中学。
而当他们展望前途的时候，他们已注定要困守乡间，拿著低薄的薪金，贫苦终生，与城市的知识界少有沟通，而且几乎没有改变自身状况的可能。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进入师范学校后，他们接触到了一些现代思想，一些激进的社会理论，使他们开始对乡村社会进行反思。
相同的家庭背景和艰苦的求学经历使得学校的农家子弟有著共同语言，形成了无形的交往圈子，激发了其阶级意识。也正因如此师范学校极有可能成为酝酿和滋生激进思想的温床，社会活动的中心。在这种氛围中，许多学生思想激进，进而成为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这一切是另一个时空的现实，而在这个时空之中，这一切现在并未显现出来，但是谁知道将来呢？
吸着雪茄烟，唐浩然默默的站立在那里，他的视线随之投向远方，神情越发的凝重起来，他首先想到的是革命，想到了革命的温床……
师范是有可能成为温床的，毕竟，与另一个时空中不同，在这里，政府固然提供免费的师范教育以及中学奖学金制度，但是后者只有每所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才可以得到，至于师范，很多人之所以读师范，未尝不是奔着接受免费的中等教育而去的。
曾经在东北，便有那么一些人，就报着投机之心，试图通过师范接受免费的中等教育，却又无意作为教师服务，也正因如此，才会出台严厉的法规，甚至从根本上制止师范生在毕业十年内考大学。
也正因如此，那些人难免会有不满之心，而这些不满就是革命的温床！
十年前，唐浩然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但是现在，作为帝国的皇帝，他绝不是什么革命者，甚至可以说是革命与他而言是互相排斥的，是绝不融于帝国的体系之中的，对于革命的打压，必须是无情的！
正如同在过去的几年间，对于所谓的“进步著作”国内的打压一般，可以说是不余遗力，那些著作甚至被定为“帝国主义阴谋家的颠覆他国的阴谋”，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罪名，任何宣讲所谓“进步理论”的人，也都会作为“敌国间谍”加以逮捕。
其实这种“恐慌”，并非仅存在于中国，在欧美同样也是如此——俄罗斯革命震惊了每一个人，准确的来说，是俄罗斯的革命失败后，暴露出来的革命者的残暴以及屠杀，震惊了全世界，而在战争期间，那种思想表现出来的“蔓延之势”又令各国恐惧不已。
在欧美，政治家们担心革命的思想会成为一种传染病，担心那种“人类头脑中从来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使欧洲道德沦丧、内战不休、经济崩溃”，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阻止这一切，数以千百计的活动家被各国政府以“煽动叛乱”等罪名捕入监狱。
但是，没有任何人比唐浩然更清楚什么是革命，更清楚的知道，什么是思想，思想是杀不死的！
只要革命的温床存在，只要革命的土壤存在，那么有一天革命仍然将不可避免的爆发。而这正是唐浩然此时所惧怕的，因为他清楚的知道，革命的贮藏着的力量，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
尤其是在乡村，当那么一群对政府心存不满的农村子弟作为乡村教师服务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天然的“革命导师”，而他们的思想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学生——更多的人会接受那革命理念，而革命的理念极有可能在乡村扎根，因为乡村一直以来都是帝国的软肋！
“要不然，停止征收田赋？”
几乎是一种本能，唐浩然想到了后世免征农业税的“先进经验”，但是这个念头不过只是微微一动，他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另一种数字来。
“7。45亿！”
这个数字是什么？
正是去年的田赋所得，也是23。8亿亩耕地所纳的田赋，这甚至不包括政府通过放领公地得到的地租。可以说，现在的农民所承担的税收，绝不逊于晚清，或许，农民因为良种的普及、苛捐杂税的免除等原因，收入在增加，可实际上，农民的困苦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尽管如此，尽管从唐浩然到大臣们都知道农民承担着沉重的，远谈不上轻松的田赋，但是他们更清楚——国家需要田赋。对于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而言，若是加以地租的而言，政府财政收入的50％以上都来自土地收益，甚至可能超过60％，对于每年30亿以上的财政支出来说，一下免除二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纵是唐浩然有意，政府也不会同意。
更何况，唐浩然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笔钱对政府而言的重要性。
“陛下，免税，是绝不可能的！”
作为帝国财政大臣的唐荣俊断然开口说道，作为前帝国银行行长，对于税收他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来自于田赋，如果没有这笔钱，每年3。5亿元的军费支出，将无计可施，就连2。2亿元的教育经费，也将无法得到保证，除非陛下决心停止工业建设，毕竟，现在工业建设投入的资金相当于政府支出的半数，取消建设支出的话，可以勉强维持政府收支平衡……”
这才是最致命的地方！
牵一发而动全身！
建设投资是五年计划的核心，每年不少于15亿元的建设投资，是经济统制委员会根据中国的工业实力，制定的一个建立基础工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在第一个五年之中，每年保持十亿元的投资，第二个五年，每年十五亿元，到了第三个计划期间，每年的投资将会超过三十亿元。
如此这般发展二十年后，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次仅于美国的第二工业强国，从而具备挑战美国，或者说与美国进行全面抗衡的能力。
显然，从国家的长远角度考虑，田赋的征收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