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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后来的享受中华帝国终身津贴的，被中华帝国树立为“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民族英雄”的秦良玉老太太游说朱术圳，希望朱术圳能够劝说王书辉厚待前朝宗室，给伪朝皇帝朱由检留条后路这样的事情，都没有让坚持不参与任何政事的朱术圳有过丝毫的动摇。
王书辉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钦佩自己的老丈人的。
一个普通人，能够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非常理智的认识到自己能吃几碗饭，从来也不主动的制造事端，从来也不参合任何没用的折腾，非常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样的人别说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并不常见，就是在后世里，这样的明白人真的也不是很多的。
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着呢？能够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能够明白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采取一个什么态度，这样的事情同样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
就以王书辉个人的经历来说吧，他在大学里当老师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学生搞不清楚自己能吃几碗饭的情况。那些也上了十几年学的大学生们，明明出身于底层的工人、农民家庭，可是他们却从来也不考虑自己家的实际情况，不考虑自己家的承受能力。
出去花几十上百块钱看电影谈恋爱的有，动不动就学人家富裕家庭的学生出去旅游增长所谓的见识的也有，成天成宿的玩电脑打网游经常挂科的家伙更是常见。可就是这么一帮上完了四年大学，问他们的专业主要是学什么东西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的家伙，居然还满口的什么普世价值，什么民主平等，什么美爹日爹之类的随口就能给你扯上一大堆。
可见就是上了十几年的学，一个糊涂蛋也就是一个糊涂蛋，表面上溜光锃亮但是一肚子草包的家伙，那是有要多少就有多少，要多常见就多常见。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提前几百年的时间里，朱术圳这个人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能吃几碗干饭，明确的知道自己的立场，明确的树立起了一种理性的态度的人，怎么会不让王书辉觉得很钦佩呢？
王书辉愿意把自己多出来的工资送给自己的老丈人去消费，就是这个原因。
王书辉最早是希望把朱术圳接到家里和自己一起住的。可是朱术圳对王书辉很明确的指出了，一方面王书辉的工作很重要，不应该在为了家里的一个老头子分心；另一方面，作为王书辉的岳父，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习惯上，朱术圳都不愿意和女婿王书辉一起生活。
所以最后王书辉按照朱术圳的意愿，拿出自己的稿费来，给自己的老丈人一次性缴纳了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然后给找了个朱术圳自己比较喜欢的新京特区的安养院（养老院）生活。
当初王书辉给自己的老丈人也安排了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在国家图书馆里搞古籍善本的保管工作。虽然名头叫做“古籍研究员”，其实就是个负责图书整理和搬运的简单工作。
当时朱术圳没有对王书辉的安排表示反对，但是他却在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对王书辉说道：“我知道你们复兴党的规矩叫做‘按劳分配’，不劳动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从规矩上讲，我是同意你这么安排的。可是呢，这个事情我是做不来的。”
“一边上我的身份比较特殊，很多时候我是抹不开面子和人家放开了交往的。就说人家一起上班的人如果知道我是你岳父的话，你说人家该怎么对待我呢？要是太殷勤了，我觉得麻烦。要是太冷清了，人家又担心得罪你。这就是不仅给我自己增加负担，还给别人带来麻烦。”
“另一边上，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是很清楚的。你别看我年轻的时候过得挺苦的，但是我不是那种能实实在在的做事情的人。当年我是靠着你舅舅他们的救济才和文儿活下来的。我本身并不是能做事情的人。最主要的是，这么多年散漫下来，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所以让我去工作不是不行，关键是我肯定干不好什么工作的。”
王书辉不怕朱术圳不能工作，王书辉当初给朱术圳安排工作的时候犹豫就是自己的老丈人到底愿不愿意过那种比较冷落的养老生活。
要知道在朱微妏的几个年纪比较大的舅舅先后去世之后，王书辉就觉得自己的老丈人过的挺冷清的，所以才想到把老丈人接到自己身边生活的。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自己天天忙于工作，自己的妻子天天也要上班。孩子们都在少年军、幼儿园和育婴院里过集体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把老丈人接过来了，也是他自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家里生活的情况。所以王书辉才想着给老丈人安排个他力所能及的工作的。
现在，朱术圳明确的表示愿意到安养院里过自己的轻松日子了，王书辉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个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人（在这个时代来讲）有什么不上进的，反而觉得自己的老丈人很有几分睿智潇洒的现代老人的样子。
第498章 、原因复杂的生产过剩
王书辉不会和人民群众讲理想。理想这个东西不应该是强加给人民群众的。
复兴党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王书辉可以给复兴党设置理想。可是人民群众不是复兴党，王书辉当然不会把对复兴党的要求强加给人民群众。
人的主观能动性确实是很强大的。但是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前提存在下，主观能动性也必须依靠物质条件发挥。
所以，王书辉没有照搬照抄很多现成儿的办法，毕竟，没有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十七世纪的中国人，虽然很可能会被高大上的典型宣传所吸引，但是那些高大上的东西和人民群众的实际觉悟实在相差太远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王书辉才会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前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个地区的宣传部门主要干部说道：
“我们的宣传工作应该怎么做？我们复兴党的宣传工作，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文字，最直白的语言，最直接的表达，最朴素的口语，通过报纸、通过广播，把我们复兴党的各种国家的和地方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解释给人民群众听。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些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是什么意思，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些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说的是什么内容。”
“这个要求听起来好像不难，可是呢，现实是，肃委会的同志们还是办了好几次的学习班，不少国家的和地方的宣传干部，报纸和广播电台的新闻工作者，还是因为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说胡话，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然后被肃委会的同志给挖了出来，送到学习班里整理思想去了。”
“干不好工作不要紧，但是干不好工作的原因我们必须找出来。有一些同志，脑子里面产生了一些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觉现在我们复兴党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不用群众反对他，打他石头，打他锄头，我们复兴党自己就要先把这些人揪出来！”
“觉得自己是封建主义的官老爷了，做事情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只考虑自己的好处，所以他们就喜欢搞那一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歪理邪说了。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地位高，自己是群众的‘父母’，所以自己干什么事情做什么决定，就都不需要和人民群众说清楚，商量明白了。”
“我在我们党内反复讲！天天讲！我们中国是个人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复兴党不是中国这个买卖的主人！劳动人民，工人阶级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复兴党就是帮着主人、东家们经营店铺的掌柜的而已。”
“难道作为掌柜的，店里面有了什么变化，制定了什么新的规章，要做什么新的变动改动，这些事情不应该向主人、东家们说清楚吗？”
“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就是这种主观上有问题，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是服务员而是官老爷，不是掌柜的而是东家，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糊涂蛋，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躲避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们就是要在报纸上、广播里说胡话、说废话、说蠢话、说假话，他们就是妄图蒙住人民群众的眼睛！”
“这种心里没有人民群众，心里把自己放到人民群众头上的人会在当地掌权，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地的人民民主制度肯定贯彻执行的不好。结果肃委会的同志一调查，果然一个地区的主要负责的领导干部都有问题。”
“我们党内还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在主观上并没有想要蒙蔽群众想要愚弄群众的想法，但是呢，当地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在客观上有问题。他们不是不想把工作干好，而是实实在在的缺乏那个能力。”
“但是是不是说，只要在主观上没问题就真的没问题了呢？”
“还是那个道理。一个店铺的东家雇个无能的伙计干什么？要是连话都说不清楚，人家店铺的东家凭什么雇用你？”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这种能力不足的人负责宣传工作的事情，我们不会追究宣传干部，而是要追究当地党委为什么任命了一个能力不足的干部。”
“但是这也不是说当事人就一点责任也没有了！这样的同志，必须要回炉重造！按照我们复兴党的老传统，送回干部学校重新训练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同志们，你们不要觉得我们对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太严苛了。要知道，你们这些同志负责的宣传工作，是我们复兴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你们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你们的工作干好了，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出台的法律法规，人民群众才能够搞清楚搞明白。可是如果你们的工作干不好，人民群众在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的都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那么人民群众就会觉得我们党和政‘府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
“所以不是党和政‘府对你们的要求严格！而是人民群众，这些复兴党和中国政府的东家们对你们的工作要求严格！”
对人民群众，王书辉要求复兴党不唱那些没用的高调，不搞那些没用的胡说八道。这是因为从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出发，人民群众不听那些没用的高调，不信那些没用的胡说八道。
王书辉不和人民群众讲理想，所以王书辉只和人民群众讲利益。
事实就是的非常实在的事实。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利益。所以和人民群众讲利益，人民群众听得懂，愿意听，容易接受。
王书辉并不怕和人民群众讲利益。对于中华帝国的所有利益的分配，王书辉只怕不能和人民群众讲明白，讲清楚。他最怕的是出现那种隐瞒利益分配，出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情况。
所以人民民主制度下，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体制下，国家拿走多少利益？人民群众拿走多少利益？国家用拿走的利益为人民群众办了多少事情？办了什么事情？
关于这些制度和政策的东西，王书辉不仅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在各种媒体上天天讲，反复讲，而且更是直接就把涉及这些东西的原理、原则和法律、条文等等，直接就放到了少年军的政治教科书里面。
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和人民群众讲利益，人民群众是很爱听很关心的。
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讲，已经被彻底的撕掉了一切假面具，被复兴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反封建革命扫进垃圾堆的封建道德崩塌之后，新中国的人民群众开始前所未有的关心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一股热潮，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对于近两年出现的生产过剩问题，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无论是王书辉本人，还是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都没有从管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上到几十万上百万人，都没有从管理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企业的情况，转速的转变心态，从根据地管理转化到国家管理这个层面上来。
1630年左右的时候，复兴党还只有湖北、鲁东和辽南这区区三块小地盘，几千万的人口。到了1634年复兴党一下子就开始管理起整个北中国和南方部分地区以及上亿的人口了。
1630年左右的时候，复兴党是只管生产，只管扩建，因为有整个中国作为市场，有整个东亚作为市场，只存在复兴党的工业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不足的问题，不存在复兴党生产的产品过剩的问题。
可是等到了1634年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建立之后，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同时完成了人口迁移，农业工业化建设和地方工业建设之后，原本的消费者一下子变成了生产者，过去落后原始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一下子变成了最差也是成熟产品的蒸汽动力的，一般都是电动力的先进生产力了。
如果是几千万人搞生产，一亿多人进行消费，这几千万人生产的产品还不存在什么过剩的问题。
可是当一两亿人搞生产的时候，在这些生产者的消费思想还没有实现转变的情况下，那些把工资都存进了银行，天天节衣缩食，卯足了劲头搞生产赚钞票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海量产品，就肯定会出现商品过剩现象。
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肯定是复兴党的在国家层面的经济规划没有搞好。王书辉从现代社会拿回来的那套现代社会的智囊团搞出来的国家经济规划不符合中华帝国的实际情况。而复兴党自己，也还没有把组织全国两亿多人民群众搞生产的能力锻炼出来。
另一方面，调整国内经济，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把一些高端消费品，如汽车（廉价的国民汽车），商品住宅，家电产品等等投放到市场上，也是下一阶段复兴党的一个主要工作之一。
更主要的是，中华帝国突然爆发出来的快速工业增长，超过了尚未进行开发的稚嫩世界市场的容纳能力。
不过到华夏4335年，也就是西元1639年年初，复兴党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制定更合理的全国经济计划方案，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全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全国各个地区的地方企业进行调整，更加主动的积极的开发世界市场，肯定是复兴党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内容。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民，在落后的农业文明生产力和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下，一直过得是一种时刻处于生存危机中，站在悬崖边上的艰苦生活。
突然间，能吃饱饭了。突然间，能穿暖衣了。突然间，能住上有暖气有玻璃的房子了。这些祖祖辈辈艰难的生存着的中国人有不适应，对于利益过度的追求，对于生活支出过度的节约，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人民群众永远都是追求美好的生活的。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复兴党把国家建设的重点放在了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了。所以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市场上的粮食、布匹、基础生活用品等等比较单一的产品虽然在价格上都非常的廉价，可是也都没具备那种让人民群众非买不可，一定想要的吸引力。
王书辉是从借钱买房子，分期付款买手机的时代过来的人。他对中国人民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的消费能力是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