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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对法院方面的忽悠人不满以外，不少听审的群众还是对这场审判本身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大部分人都认为，被告作为戴绿帽子的受害者而杀死了奸夫，这本身是个正义的行为。他们都觉得被告人被审判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这个倾向在最后的审判中表现的也很明显。人民陪审员们在经过磋商投票后，选择了对被告人最轻的一项惩罚：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发往虾夷岛复兴党海军第三舰队基地拓展地，中级劳动改造二十年。
所谓中级劳动改造，就是在轻度看管在规定时间内到当地管理机构签到的情况下从事一般性劳动。
和第一个案件不同，大家对第二个案件的关注度明显要更高一些。毕竟缺斤短两这样的事情和大家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
第二个案件原本是个民事案件。不过事情最终变成了刑事案件。
在复兴党治下，一般情况下复兴党的商业机构如供销社这些机构主要承担在当地的一些基础性的经营。更多的时候，复兴党主要通过供销社进行粮食买卖和福利物资供给的。
比如说把自己家发到的红利过去复兴党农场在年末分红中会把超出生产计划的粮食作为红利分给农场职工。现在已经没人要粮食了，大家只要钱了。卖掉。而在复兴党治下只有供销社可以从事粮食买卖。
再比如说一些福利的分发工作也是由供销社承担的。比如上面说到的白酒，有时候也有茶叶香皂白糖之类的降温福利和年节的时候月饼粽子年糕猪肉水果之类的福利。这些东西也都是由供销社发放的。
复兴党在商业上采取的是放开的政策。也就是说除了供销社之外，各地区的饭店商店等等各方各面的买卖，都是由商人们自行经营的。
复兴党允许商人和复兴党的企业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复兴党甚至还在鼓励商人们和复兴党的企业竞争。
明朝末年的商业资本是很有活力的。因为复兴党治下基本上都是工业企业和农场，所以在复兴党治下做生意的商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外地商人。
以汉川农场为例，在汉川农产经营布匹和成衣的商人主要就是湖南人。
明末资本的活跃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历史上可以看得出来，为了获得利润，明朝末年的商人们表现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一样的疯狂。山西商人勾结后金女真，江南商人笼络海贼倭寇。为了利润，资本主义不过是萌芽阶段的明朝商人们真是要多疯狂有多疯狂。
在这种情况下，缺斤短两以次充好之类的事情大量的发生和出现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了。
第二个案子的案情很简单。
原本汉川农场的一个职工在一家湖南商人的店铺了买了一匹布。回家之后他发现，这匹布只有正常情况的一半儿那么多，商人在布匹里塞了很多杂物添加重量欺骗了他。
职工发现自己被骗之后，立即就把情况报告了农场的公安部门。公安部门立即就把投诉转给了工商所。农场工商所随即对商人进行了处理，对商人罚了款并且命令商人把短缺的布补偿给了农场职工。
在这个过程中农场职工和商人在言辞上发生了冲突，商人在和农场职工争执的过程中打了农场职工几下。
事情发生后，农场职工感到受到屈辱。他回到单位偷拿出军训时用的步枪，跑去一枪把那个打过他的商人枪毙了。
对于这个案件，旁听的群众表示了同样一种态度。他们同样认为复兴党有些不公平。他们都觉得那个湖南商人的死是活该，而这个杀人的职工被抓起来非常的冤枉。
人民陪审员们同样在这个案件中采用了最轻的惩处。那个杀了人的农场职工被发配到济州岛劳改。
两个完全不同的案件，汉川农场的群众表达了一个完全相同的态度。这让王书辉觉得值得思考。
。。。
第418章 简单粗暴和物质刺激
复兴党的农场要是按照行政级别来讲的话，一般情况农场都是连级单位。
汉川农场的党委书记冯定山是从部队上直接调过来的。他过去就是复兴军四十三营二连的教导主任。和他搭班子的汉川农场场长陈松也是部队上过来的干部。只不过他所在的部队不是一线部队，而是作为预备部队的农业生产建设兵团的训练总部。他也是个连级干部。
王书辉选择汉川农场作为这次调研的目的地，也不全是因为冯定山在农业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做的好。而且说起来，单出从报告上说，汉川农场的工作虽然做的不错，但也不是那种非常出类拔萃的情况。
只不过和整个湖北根据地这一批次建立的农场情况相比较起来，汉川农场的工作搞的比较全面，各个方面的成绩都比较平均。
上次在武昌召开农业工作会议的时候王书辉就发现，整个湖北地区这一批次建立的各个农场都存在相同的问题。在搞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广机械化方面，各农场的工作做得都比较出色。但是在组织建设农场自身的制度建设方面，各农场的领导班子的工作做的都不怎么太好。
也就是说，在搞生产上大家都比较有作为，可是在搞群众工作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大家都存在相同的简单粗暴的问题。
根据王书辉掌握的资料上看，各地农场的管理都存在过度军事化的问题。军事化在组织上是很有优势的。毕竟从现实的角度上讲，使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可以在人力管理方面，在组织生产和建设方面做到效率最大化。
毕竟，因为复兴党本身就存在的巨大的干部缺口，所以在根据地里，特别是在农场里，一百多个人管理上万人，每一千人配备一个干部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军事化的组织方式来进行人员管理，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其实别说在农场的组织和管理上了，复兴党的所有机构、组织、企业、部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使用军事化的手段进行组织和管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各农场在管理上大部分都存在过度军事化的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因为采取军事化的管理，作为地方法律审判体系的农场法院在各个农场中运转不灵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各个农场中一旦出现有人违法乱纪或者不听指挥的情况，农场的干部们就会雷厉风行的采用军事化手段对违纪违规的人员进行惩罚。
关禁闭、打军棍非常普遍，严重一些的就直接发配劳改。
法律体系没有发挥作用问题还不大，关键是人民民主制度在这些本来属于地方政府的农场里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在民事单位里采用军事管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部队民主的角度讲，农场是个生产单位，因为农场职工不是战士，所以部队民主的制度对他们不适用。但是如果说农场是个生产单位的话，农场在组织管理方面有采取的是军队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人民代表制度又不好贯彻。
所以说，在农场组织和管理上一堆问题的情况下，汉川农场能够在贯彻落实人民民主制度方面表现的万般绿中一点红，王书辉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调查和研究的。
复兴党是个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复兴党治下的人民群众也不得不高度的组织化。
比如说复兴党企业里的职工，复兴党各部门里的职员们，一般情况下他们回到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睡觉。
当然了，在家里除了睡觉之外，一般也要洗衣服。但是开火做饭或者烧水洗澡之类的事情，他们都不会在家里做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复兴党的企业和单位都是那种专门设置有食堂、澡堂等公共社会设施的国营企业。
一般来说，一个工人早晨起了床，在洗脸刷牙搞完了个人卫生之后，就要到单位的训练场参加单位组织的跑步、队列和打军体拳等军事训练。在早训结束之后，大家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工人有力量》之类的曲子，排着队去单位的食堂吃早饭。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大家又会到食堂里吃午饭。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大家又会一起到食堂里吃晚饭。
吃完晚饭后，工人就会去参加单位的夜校学习。到了晚上九点钟左右，在单位洗个热水澡，工人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除了每天要这样过之外，每到周六的时候，单位又会组织看电影看话剧等文艺活动。周日一般都是安排文化或者军事方面的考核考试。在每年规定的时间里，各个单位还会组织专门的体育竞赛或者文化竞赛。除了本单位的体育和文化竞赛之外，还有整个系统的全系统大比武或者全系统的文化竞赛。
总之在复兴党的各种企事业单位里面，干部职工们的生活都是被高度组织起来的。
汉川农场作为复兴党的国营农场自然也是这样的情况。干部职工的午饭都是在农场食堂里吃的。在吃饭之前，农场党委书记冯定山照例进行了饭前讲话。除了一些日常内容之外，冯定山还宣布了一个奖励决定。
原来，经过农场人民代表的审核，农场党委会已经做出了对上个季度总成绩在前三名的生产小组进行奖励的决定。前三个生产小组的每个小组成员分别获得了三十元、二十元和十元的特别奖励。奖金将会和这个月的工资一起发放。
王书辉在搞调查研究的时候，奉行的是只带着耳朵和眼睛，坚决不在调研过程中指手画脚的原则。所以虽然他觉得汉川农场的做法有些新奇，但是他也没有在吃午饭的过程中对汉川农场的领导班子提起这个问题。
在吃饭的过程中，王书辉也在仔细的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他发现，汉川农场的食堂也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比如说，和一般的单位食堂不一样，汉川农场的食堂专门设置了一个窗口。在这个窗口吃饭的人又有一个专门的吃饭区域。这个区域的设施也和食堂里的长条桌椅不同，这个区域使用的是看起来比较上档次的圆桌子和靠背椅。
干群一致是复兴党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汉川农场的领导班子倒是没有人到那个地方去吃饭的。只是王书辉也发现，食堂里的大部分人对于在那个区域里吃饭的人表现的都是非常羡慕的。
沾着辣椒酱吃掉第十个蒸土豆，王书辉奇怪的问身边的小候道：“那个小食堂是怎么回事？”
。。。
第419章 爱钱的人才有动力
“老师说过，复兴党最大的敌人是复兴党自己。【阅】我觉得这话真是真理。而且把这话推而广之的话，不仅复兴党最大的敌人是复兴党自己，一个人最大的敌人也不是别人而是这个人自己。”
冯定山虽然在农场里工作了也有三年的时间了，可是他的语言风格仍旧是部队式的。他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而且有着政工干部有条有理的语言特征。
“我们这一批主持农场工作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从部队上调过来的，大家从部队到农场基本上都有一个相同的感觉，那就是和部队上的战士比起来，农场的职工更不好管。或者更加直白的说，农场职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身上的懒病很严重。”
虽然复兴党内都知道王书辉不喜欢干部说群众的坏话，但是说起工作来，特别是因为感触真的很深，冯定山在语言表达上并没有什么顾忌。
“很多同志其实也都在私下里和我讲过，他们都觉得当农场的干部比当部队的干部要累得多。因为在部队里，有纪律有规定在那里，不管战士们是什么地方出身原本是什么样的性格，只要进了部队接受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之后，基本的纪律意识就都能建立起来了。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点基本上所有经过新兵训练的战士们都能做到。不管他们在军事技能上还有多少问题，至少在纪律遵守上都有相应的意识了。”
“但是农场的职工就不行了。大部分的农场职工都是本地人。生产建设兵训练又都是在本地进行的。没有在陌生封闭的环境里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更主要的是，因为生产建设兵训练里对于生产技术的培训比重比军事训练的比重大，这就使得农场职工们的纪律意识根本就没办法和正规部队的新兵比。”
“只要是个人，身上就有惰性。天生勤快的人可能有，但是绝大部分人还是有很严重的懒惰思想的。农场职工过去都是苦出身不假，都是佃农长工的干活人的出身不假，他们在劳动上很卖力气也不假，可是那是因为卖力气干活都吃不饱饭，不卖力气干活只能饿死。”
“但是农场就不一样了。咱们复兴党首先从制度上根本保障了所有人吃饱饭吃好饭的权力，之后又给大家提供衣服房子，我们复兴党又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的，自然不会像地主老财那样逼着职工们去劳动。吃的饱，穿的暖，睡得安。在刚开始搞基建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在给自己修房子，所以都很努力，可是等到农场生产进入正轨之后，大家的干劲儿就松懈下来了。”
“我以前在部队里就发现一个问题，只要在休息日里面，平时在训练中再努力的战士也不会坚持自己训练了。平时在学习中再能吃苦的战士，也不会在休息时自己学习了。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这人的惰性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到了农场之后，我才发现，部队里战士们在休息里不愿意继续努力这根本就不算什么。知道在咱们复兴党领导下可以吃得饱穿得暖还有好房子住的农场职工们，他们的懒病那才叫一个严重呢！”
“建设要搞，生产要提高，可是农场职工都知道了咱们复兴党讲为人民服务，对群众要客气。这么一来组织大家动员大家的工作就是相当的不好干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这些部队出身的干部受不了这个。不少人立即就把在部队里的办法拿出了来。”
“群众过上了松快日子犯了懒病，一下子要接受部队里面那套规矩的管理，肯定是要讲怪话发牢骚的。所以自然而然的，不少部队出身的干部直接就把部队里的那套奖惩制度拿出来了。不听劝的，不听从安排和指挥的，体罚也是有的，关禁闭也是有的。对于一些懒汉式的人物，直接把他们安个罪名发配劳改的当然也是有的。”
“老话说‘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还真就有几分道理。这么一套简单粗暴的办法拿出来，组织工作也好做了，生产效率也提高了。各项工作也都能贯彻下去了。不少农场不仅能完成任务，而且还能扩大成绩了。”
“可是呢，这套办法就是部队里的办法，这套办法就是在部队里才管用。农场毕竟是农场，它不是部队。”
“我们当初刚过来的时候也用了一年多部队的办法，可是一年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办法最大的问题就是，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变差了不说，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是一点也见不到了。等到中央让我们在农场进入正轨后推广人民民主制度的时候，大家谁也不配合了。怎么动员也没人参加，强迫参加的人也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农场党委也搞了很多研究，弄了很多材料，但是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还是有一次武昌第三罐头厂的一个采购员同志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