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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辉不怕自己会在后世里留下骂名。伟人都被骂，自己想要不被骂那是妄想。但是，王书辉是真心的不想留下没必要的口实。既然那么多人说搞土改杀地主，缺乏什么所谓的法律精神，不够公平等等，那他就要给地主们一个有法律精神的审判，让他们享受所谓的“公平”。
后世人对于复兴会历史记录中的第一次审判，有很多不同的评价。但是，从整体上说，大部分人都认为复兴会对伍朝宗的审判，是比较公平的。在复兴会的文档里，这次审判的人员记录是这样的。
审判人：李二牛（复兴会审判院院长）
人民代表团：王三、魏狗子、孙二妹、周山等（共十五人，皆为年满十八周岁的本县劳动者。详细姓名见附录）
被告：伍朝宗、伍朝祖、伍兴发、伍张氏等（详细姓名见附录）
原告：陈立、赵大牛、伍黑猪、刘二娃等（详细姓名见附录）
被告代理人：曲立志（原伍朝宗家账房，目前已无罪释放）
原告代理人：蔡兴国（复兴军参谋）
王书辉搞的这个审判，其实是比较松散，比较随便的一个审判。但是，王书辉在设计这个审判过程的时候，制定了专门的指导原则。第一条就是，审判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第二条则是，审判的形式必须是公平的。第三条则是，审判必须是公开的。
人民代表参与审判，这一条实际上在复兴会控制的每一个基地村里，都已经实行两年以上了。人民代表的选择也非常简单。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没有不良记录的，实实在在的劳动者，都会在各基地村的工作组里登记。
每到遇到村民纠纷的时候，或者是原告和被告双方亲自，或者由代理人代理，就开始从一个装满了本村人民代表名字的箱子里，各自抽取五个名字。工作组的司法员也会在箱子里抽取五个名字。然后就由三方抽取的这十五个人组成人民代表团。
在纠纷调解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双方自己，或者由代理人，对纠纷进行辩论。
在此之后，司法员会根据复兴会制定的管理条例，针对这些纠纷，对人民代表团进行分析和解释。在这之后，司法员会对这个纠纷给出调解结果，交给人民代表团进行表决。
最后，由人民代表团宣布最终的决定。
一般来说，人民代表团对于民事纠纷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复兴会还没有对治下百姓的民事纠纷制定具体的规定条款。所以，基本上，要不要赔偿，怎么赔偿，赔偿多少，都是由人民代表团决定的。
至于刑事纠纷，人民代表团的影响力就比较小了。对于杀人、抢劫、强尖、诈骗这些刑事案件，一则是复兴会的控制地区里出现的非常少。另一方面，这里面可以讨论的内容并不多。因为犯了这些罪过的人，是不归当地司法员管理的。这些人都是由军队管理。
目前，王书辉和复兴会还没有精力给治下的百姓制定刑法。所以，只能对刑事犯罪进行军管。
王书辉针对地主，专门在复兴会内部设置了人民审判院。这个人民审判院，也只是针对地主们进行审判，并不涉及其他的内容。
这次，针对伍朝宗的审判，在王书辉看来，并不怎么成功。因为审判是公开举行的。所以，审判进行了前半部分之后，后半部分显得比较匆忙。
在原告代理人进行陈述的时候，听到伍家一桩桩一件件的血债，听到伍家是怎么使用高利贷和其他各种手段祸害百姓之后，不少当地百姓都根本就没听说过的事情，被逐渐的显露出来。
当地的百姓根本就不需要引导，自发的就开始大喊“杀了他们！杀了他们！”了。在这种环境下，伍朝宗等人唯一愿意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的代理人曲账房，被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伍朝宗有些特别的表现，在现场骂了些“贼骨头，反贼，你们不得好死！”之类的话。
伍朝宗的行为不仅没有赢得什么喝彩，反倒是激怒了现场的百姓。要不是周围有复兴军战士拦着（虽然们也很愤怒），伍朝宗一家人和他们的主要狗腿子，连上绞刑架的机会都不会有。倒是很有可能被激愤的群众当场撕成碎片。
在现场上万群众的围观下，同样是出身劳动人民，对伍朝宗的所作所为痛恨非常的十五个人民代表，在审判结果上按了手印。就这样，伍朝宗等人被复兴会人民审判院，以谋杀、强尖、抢劫、非法放贷的罪名处以绞刑。
王书辉在之后的复兴会会议上对大家说道：“我们复兴会不仅自己内部讲究民主集中制，在对人民群众的时候，我们也要讲究民主。这个民主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复兴会给人民做主的意思。而是人民在复兴会的领导和组织下，自己起来当家做主。这才是人民的民主。”
“人民当家做主，就是民主。那么我们怎么来贯彻这个民主呢。这就要我们复兴会的全体会员们，不怕麻烦，不怕繁琐。我们不仅要在宣传上，让人民自己起来当家做主，更要在我们复兴会制定的规矩里，在我们复兴会制定的法律里，在我们复兴会之地的制度里，在我们复兴会的一举一动里，贯彻和体现这个人民的民主。”
“我们复兴会的一切行动，都是要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最后才能取得成功的。所以，人民民主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贯彻好。”
从此，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在复兴会内部被树立了起来。
。。。
第175章 杨守业的新生活1
“工业化的生活，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全文字阅读】樂文小說｜工业化对于人的生活影响有多大，对于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生活的人来说，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1622年·王书辉·《工业化是最正义的事业》
公元1624年五月，杨守业乘船到了松滋县的码头。
像一切第一次到松滋县的人一样，杨守业先是在乘船的过程中，被长江上冒着白烟的，没有风帆的自行轮船，弄的很迷惑。到了松滋县码头之后，又被有着十条石头栈道的松滋县码头的规模惊了一下。
最后，看到冒着白烟，不断的运动的蒸汽吊车的时候，杨守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见到的令他感到惊奇的东西太多了的原因，反倒不怎么感到奇怪了。
杨守业本来是杭州人，是个军户家庭的出身。嘉靖朝的时候，他的祖父在倭寇作乱东南的过程中，阴差阳错的杀掉了几个落单的倭寇。所以，从此他们家脱离了普通军户农奴般的境遇。他的祖父得到了一个世袭百户的职位。
就这样，这个百户的职衔，在他祖父去世后传给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去世后，又传给了他。
杨守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他的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他们一家人都是本分人。
三代单传的杨家人虽然当了三代大明朝的初级武官，可是，生活在杭州富庶之地的杨家人，并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野心。无论是他的祖父，还是他的父亲，都希望杨守业能够安分守己，把杨家的百户的职衔，跟着大明朝一起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
作为一个年轻人，杨守业从小就被父亲教导要老实本分。他的祖父也好，父亲也好，都认为虽然自己是武官，但是人要是有了武功，就会想要逞威风好意气。所以，虽然杨守业是个武官，但是除了打磨力气，锻炼肌肉以外，家人并没有教给他任何的武艺。
像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希望的一样，杨守业也成了一个老实本分，一心想要传承祖业的人了。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奇怪。希望凭着老实本分收好祖业的人，往往就是守不住祖业的。在一个正在走向末路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有本应该的事情，都变成了不应该。所有以前可以奉为规律的想法，都不再可以作为规律来遵循了。
一心想要守好祖业，一心想要凭借着老实本分，不引人注意的，太太平平的生活下去的杨守业，成了杭州卫里，一个在所有的上官眼中都可有可无的人物。
1624年的正月里，一场突然爆发的兵变，彻底的改变了杨守业的生活。
实际上，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大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彻底的崩溃了。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已经知道了。那是因为，原本是用来供应整个卫所士兵生活所需的军田，一方面因为军户们经过了几代的繁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自然原因，变的越来越不足。
另一方面，因为大小军官和当地的乡绅地主们，一起对军田肆意的掠夺和侵占，把军户变成农奴。所以，整个卫所的士兵都没有了任何的战斗力。
任何事情的现状，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的结果。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大明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了军卫。
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此法的实行，须有一套能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来维持卫所制的运行。
明代的卫所兵制，实乃吸取中国历史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
军户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黄册编造之後更加以确立。
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无法除军籍的。
尽管如此，军户仍日渐减少。当时的兵部尚书庞尚鹏主张：“清查隐占，均平粮额，开垦抛荒最为目前急务”。
因此，后来有使因犯罪而充军者入军籍之方法，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
原，本按照大明朝的卫所制度，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
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有田地，且正军免全部差役，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
如影响所有民间秘密宗教的罗教创始人罗思孚。他本来就是一名卫所兵，后来还是找人顶替之后，才逃离了卫所的。
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
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
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
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
但明宣宗以后，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经常发生。这个目标逐渐难以达到。
一般正军身死，即以户中壮丁补充，但由于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就开始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
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人民，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正统三年（1438年），逃亡官军竟达一百六十三万三千六百六十四人，从此以后，大明朝开始有募兵之举。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
军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位的低下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朝初年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后大明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军，使的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
嘉靖年间，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百分之七十左右。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
实际上，到了嘉靖年间的时候，整个大明的卫所，都不再能够承担其本身的军事职能了。各级军官变成了地主，士兵们则全部都变成了农奴。
从这个时期开始，募兵制度就变成了一个常态。募兵制从此就成了大明朝的正规军事体制。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因为朝廷不停的向各级卫所拨发军饷。一方面，因为军田的种植不用负担国税。所以，从总体上讲，卫所的士兵们（农奴）们的生活，基本上还可以过得去。他们虽然吃不饱，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彻底的饿死。
但是，这一情况，从万历年间开始彻底的改变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小冰河气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爆发。
仔细的研究万历以后明代的历史材料，就可以发现，从万历时期开始，中国大地上，不仅农民起义开始此起彼伏，各地卫所的兵变，也逐渐的变成了一种常态。
军户的人数是在不断的增长的。卫所的土地总量不仅不会增加，而且在军官和士绅们的吞没掠夺下，还变得越来越少。再加上各种水旱灾害不断的爆发，粮食产量大规模的下降，这就导致，整个大明朝的兵变，变得越来越多。
就以杨守业的祖父来说吧，作为一个世袭百户，归到杨家名下的军人，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一百人。但是，实际上，杨家名下真正的兵丁只有四十多个。原本一个百户名下的军田，怎么也得几百亩。而实际上，杨家分到的土地总共才三十多亩。
所以，名为六品武官的杨家，一年下来，把应该上交给上级的军粮（虽然不交国税，一样要交粮食上去）交上去之后，剩下来的粮食都不够给本百户的军兵们糊口的。
整个杨家麾下的四十多个军兵，只有十几个人是在杨家负责耕种土地的。其他人都是在杭州城里打工为生的。
别看杨家似乎挺惨的，一个六品武官的日子，好像不应该这么落魄。但是实际上，杨家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毕竟身处杭州富庶之地，军户们的逃亡情况还不严重。
事实上，在天启崇祯年间，大明朝军户的逃亡比例，基本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
以大明朝的根本重地，北京来说。纸面上，北京城里最少有军兵二十万以上。但是，在嘉靖年间的时候，北京城里就没有任何能够作战的士兵了。
嘉靖时期，蒙古兵包围北京城的时候，道君皇帝手下的重臣们，没有办法从北京城里弄出一个可以出城作战的士兵。
蒙古兵还是因为奈何不了北京城的城墙，天气越来越暖，各路援兵正在赶往北京的情况下，主动的撤离了北京，回到草原上的。
由此可见，到了天启年间，在小冰河气候下的卫所兵们，他们的农奴生活会多么的凄惨了。
即使是在杭州城这样的天下富庶之地，杭州卫的士兵们，也是饥一顿饱一顿，不少年老体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