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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想了想说：“皇上的意思是让臣等还是从全局出发从大方向上把握，那么皇上这么安排是如何考虑的呢？难道博学院不能安排考虑吗？”
192 继往开来
刘宗周的问题看起来是有道理的，明明能一个人做的事为什么要两个人做呢？分开了做又要互相配合，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其实世间事很多都是看起来没道理却有着其深刻原因，在用人这问题上古往今来很多人都认为人能够做到一法通万法通，但是一个人真正能做到无所不能吗？明明是因为种田种得好，当了官后就自我膨胀认为自己能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不会失败；仅因为护驾及时提了职就自封水利专家去治水，兵连祸接洪水滔天都是这些人干的好事。
自从有了分工以来，世上的事就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不自量力眼高手低的人出于某种目的蛮干误国的数不胜数。他们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了也不承认，人的力量和精力是有限的，单打独斗很过瘾但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合作与分工才能稳妥长久。有些事就算一个人累点能完成，最好还是应该分工合作，这样一来出错少还能互相监督和提醒，对己对人都有好处。比如说一个部门里管钱和管帐的都各是各的人，让一个人既管钱又管帐也行，但那样不让人放心。
天启想了想说：“你们想过没有，朕为什么要把圣学院和博学院分开呢？因为朕心里一直认为每个人的特长都是不一样的，就算同一个人做不同的事时所需要的状态都不一样，在做事时人与人之间需要配合。以博学院来说，他们考虑问题时出发点应该是想如何细致、深入、具体，圣学院考虑问题就不一样，应该站在比较高的高度去想着协调、周全、博大，两者互相配合才能够达到最好效果。”
高攀龙这时候问：“皇上让人分开做事又要他们互相配合，这想法是对的也考虑得很周到，不过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到既博大又精深既深入又宽阔呢？”
天启摇头笑道：“高大人以为朕不想手下都是诸葛亮那样的人吗？既能上马管军又能下马管民还对朕忠心耿耿，这样的人几千年来也不过就那么几个而已。就算是诸葛亮，不也是太能干最后累死了吗？朕现在需要的是把普通人用好，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有多少面做多大的馍。前几天朕跟他们下象棋，朕下输了时也在想，要是所有的棋子都是车，那不就不会输了吗？但这明显不现实。”
刘宗周说道：“皇上有命臣自然遵从，开始皇上说了你已经有了一些考虑，不知道皇上的考虑是什么？能不能给臣说说让臣有个大致的考虑范围。”
天启说：“朕是这么想的，这民以食为天，现在通过让大户根据各自情况卖粮、退田、一同交租，同时又把北方的灾民移民到南方，加上徐大人说的甘薯、玉米、土豆等高产农作物即将推广，可以说困扰大明的粮食问题马上就要解决了。这样一来做田的农民就没有必要死守在土地上，每年只有五月和九月等收获或者播种的时候忙一下，其它时间完全可以一人干几个人的活，多余的人去做工挣钱争取最后人人富裕。”
徐光启说：“皇上，这玉米、土豆、甘薯等作物刚刚种在皇庄里才两个多月还没有收获，你怎么就能肯定一定会丰收呢？万一有什么意外臣就有罪了。”
天启笑道：“徐大人多心了，朕前一阵才派人去皇庄看过，都长得很好丰收不成问题。而且前一阵渤海军区的王在晋王大人给朕上了一封奏章，说大明内陆的田地是受灾了但大明沿海的鱼没有受灾，海里的鱼多得很吃不完，朕已经允许他多造大船多打鱼、虾、贝、海带等海产品，两个消息一结合，朕才敢说粮食问题将不再是问题。”
天启说完见徐光启连连点头，于是转过头对刘宗周说：“肚子填饱了就要想怎么修房子、买车子、挣银子，该准备些什么工让种田的人去做，这件事由博学院考虑；让哪些种田人做什么工则由圣学院考虑，朕只管听你们的汇报把握方向。朕认为你们圣学院在从大局出发考虑各产业的安排时，应该先想想银子的作用，只要明白了银子的真正作用，就不会做过头或者做不到位。孔圣人也说过‘过犹不及’的话，你们应该能理解。”
刘宗周说：“臣前一段时间听皇上讲过，这银子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提取物品的一个权利凭证，它最合适的作用就是通过这个权利凭证促使人去做事。当时皇上在要求降低全国钱庄借贷利息时说过，说如果银子不能促使人做事反而阻碍人做事时，这钱庄的借贷利息和分配制度就应该考虑改变了，臣听了深以为然。现在皇上又提到让圣学院在从大局出发考虑银子的作用，是不是要圣学院制定一些促使人做事的制度？”
天启点头说：“刘大人明白这个道理朕很高兴，这银子必须发挥促使人做事的真正作用，这也是朕要逐步把全国钱庄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原因，那些不愿意挂靠在大铁公司的钱庄，朕不勉强他们但得让人严厉监管，他们一旦犯错立即取缔绝不留情。不过圣学院除了要盯着银子的真正用途定制度，还应该多看看百姓的需要。用银子促使人做事是从上到下是单向的，还应该有从下到上的考虑，上下一致让朝廷和百姓都满意才算真正的满意。”
刘宗周想了想说：“臣现在总算明白皇上的真正用意了，皇上的意思是做什么事都要既考虑朝廷的利益，也要考虑普通百姓的利益，双方都满意才能放手去做，这想法让臣非常佩服。不过要是朝廷的要求和百姓的需求不一样，那么又该怎么做呢？”
天启笑道：“刘大人这样问就说明还你没有真正明白，你把朝廷跟百姓分开对立本身就不对。其实，朝廷的利益就是所有百姓的整体利益，双方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两者出现偏差是因为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在这里尤其要明白一点，朝廷的利益并不是现在所有百姓的利益总和，它还包括以前的人和未来的人，我们考虑问题不但要管现在的人，还要考虑过去的祖先意愿，还有子孙后代的未来。”
听天启说到朝廷不但要考虑现在的人，还要考虑过去和未来，刘宗周、高攀龙、徐光启都张大了嘴有些茫然。长久以来，朝中的官员考虑问题从来不顾以前的人是怎么想的，也不考虑以后的人该怎么做，活在眼下这话虽没有人提出来但是却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则。遵循祖制这话只有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才被迫喊出来的，并不是说喊遵循祖制这话的人对祖辈的感情有多深，立遗诏时把皇帝骂得狗血喷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天启微微一笑说：“这话说来话长你们回去慢慢领悟，现在先不说这些先说朝廷命令和百姓意愿的关系吧。朕认为如果朝廷要求和百姓意愿出现矛盾可以简单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分清谁对谁错，另一种是分不清谁对谁错。如果分不清对错时朝廷的命令就要停下来，这是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分不清对错从众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分得清对错，朝廷错了立即改这没什么说的，拖得越久民怨越大。不过，如果朝廷是对的百姓错了就要讲一些策略。”
高攀龙这时说：“皇上算是说到点子上了，臣在处理很多事时发现过，即便朝廷的做法是对的，百姓们由于不理解也很难说服。就像当年张居正改革，很多人都反对他但他坚持不动摇，甚至不惜动用手中的强权强行实施，最后让国家的国力得到极大提升。皇上说要讲策略，是强行推行呢还是准备用欺骗手段呢？臣说得直接请皇上不要怪罪。”
天启说：“高大人说得有道理，但朕认为单一的强压和朝三暮四式的欺骗都不好。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伟大的改革家，他们在推行新政时都是强压为主欺骗为辅，到最后也没能出多大成果反而遭受怨恨。朕的意思一是说服二是隔离，所谓说服就是跟不同意见的人辩论，只要你是真正正确的肯定能得到最后胜利，除非你的说法本身有重大缺陷。所谓隔离就是只管做不让人知道，不知道自然就不会反对，这种情况用在紧急和特殊情况下，一般还是说服为主。”
见刘宗周没说话，天启问：“刘大人在想什么？朕说的让你们圣学院从大局上出发，制定一些制度让种田的农民顺利转到做工上，你想明白了吗？”
刘宗周说：“皇上恕罪，臣早就明白了皇上的意思，圣学院和博学院的关系就是互相监督互相帮助的关系。博学院多想具体事务，圣学院主管大局的谋划，这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臣对开始皇上说的不但要管现在，还要管过去和未来想不通，我们现在的人怎么管得到几十年前的人和几十年后的事呢？请皇上开解。”
193 继往开来（下）
见刘宗周揪着开始的问题不放，天启心中暗自摇头，对这种遇事有寻根问底癖好的人他也感到无可奈何。想到已经把大铁公司目前遇到的难题提交给了博学院和圣学院，他们应该能够自动去完成任务而不再需要自己劳心，天启决定跟刘宗周好好论一论。这心中有事情不搞清楚就不舒服的人也有好处，就是只要你说服了他他就是一个好帮手，在具体事务上徐光启是个好帮手，天启还需要一个人在大局的平衡上也能替自己操心，思来想去刘宗周是不二人选。
天启看着刘宗周问道：“刘大人，今年是哪一年？”
刘宗周眨了眨眼睛有点莫名其妙的回答道：“回皇上，今年是天启六年。”
天启点了点头转问徐光启：“徐大人，那一日在博学院，那些泰西人说他们是以他们那个耶酥的生辰来记年，以他们的说法今年应该是哪一年？”
徐光启说：“应该是一六二六年。”
天启点头说：“很好，朕就是根据这件事明白为什么泰西人比我们懂得多，因为他们以一个时间为基准以后，就不再反复推翻只管累加。你们想一想，我们每换个皇帝就要换个年号，有的皇帝在位时还要换几个年号，换年号有辞旧迎新的意思，这就意味着理政思路会随着年号的改变而改变。别人不断累加我们反复推翻重来，别人跑到我们前面就不奇怪了，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朕才提出治国理政要有继往开来的想法，过去、现在、将来都要管。”
徐光启这时也点头说道：“皇上所言极是，那个邓玉函说他是什么帕多瓦大学毕业，臣问过他那个帕多瓦大学是什么地方，是不是类似大明的书院，他说那个学校已经存在了一两百年，这让人难以理解。”
天启说：“是啊，别人的学校存在时间长，所以知识的积累和传承都做得比较好。就好比修房子，我们总是把前人的基础推翻重新来过，以为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此一来再能干的人也修不了几层楼。假如我们没有无条件推翻前人基础的习惯，每一代人都自觉地在前一辈人的基础上做事，自己也有充当下一代人的基础的觉悟，如此的承前启后几千年，我们大明的知识不见得就比泰西人差。”
高攀龙这时也苦笑道：“皇上说到修房子，让臣想起了在修房子这事上我们的祖先也有无条件推翻前人的习惯。商纣王用七年建鹿台，纣王死而鹿台毁；秦始皇建阿房宫，楚霸王举火焚之。在其后为了达到某些目的焚烧祖辈的房屋更是家常便饭，光一部三国里就有烧洛阳、烧濮阳、烧新野等几次大火，可见我们的祖先确实像皇上说的那样，有无条件推翻前人基础的习惯。”
天启说：“学院也好烧房子也好，都不过是小问题，在治理国家这等大事上，我们的先辈也没有积累前人经验的好习惯，总以为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别人的都不怎么样。就像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青苗法、考成法等治国观点，为什么他们在时能得到推行死了后就人亡政息了呢？就算有缺点弥补了用也比全盘否定的好，人在是无条件接受，人一去无条件否定，这说明我们没有承前启后的意识，因此朕要逐步提倡这些观点，让大明不断积累继往开来。”
刘宗周想了想说：“皇上的话很有道理，臣想像泰西人那样固定年号恐怕不现实，不如取其精义即可。”
天启见刘宗周认同了自己的观点心里很高兴，心想如此一来自己就可以再放下一些烦人的事了。说心理话天启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懒人，不想上朝批阅奏章就让信王代劳，自己只是每隔十天批量处理一次，当然大事除外。不想在调兵遣将预备粮草等琐事上操心，就让很信任的孙承宗去干，自己只是让人抄一抄就下发，省事又省心。后来发现吏治上烦心事也多，就让高攀龙和杨涟等东林党人去做，反正他们既忠心又有兴趣干，自己只需要每十天看看就好。
后来，天启发现具体事务很复杂，需要真正懂行的人来给出正确的可行办法，而不是由读了几十年书的书呆子自以为是乱出主意，选来选去选了个徐光启，让这个杂学比较多的人组建博学院，为朝中各项事务的具体实施提供指导性意见。徐光启自己来不说还拉了几个泰西外援，这就让天启放心了不少，自那以后朝廷有了事不再是让不懂行的人先了解调查个十天半月，而是立即就能找准关键做决定，这一点连信王都赞不绝口，认为替他省了不少事。
博学院为处理具体事务拿主意，在进行宏观规划时天启准备逐步交给刘宗周的圣学院。圣学院里面多是老臣，有经验又忠心本来是不二人选，谁知道刘宗周老进不了角色，每次有事不是帮不上忙就是纠缠于细枝末节，这让天启很无奈。开始还以为刘宗周是名不副实，后来仔细观察才知道刘宗周把自己混同于做具体事务去了，属于没有找对位置。于是天启从不同事件上提示刘宗周，今天看来他已经渐渐明白了自己以后该扮演的角色。
果然，刘宗周一旦明白天启是让圣学院从宏观上考虑问题把握大局，就立即摆正了位置，对天启说的不但要管现在还要考虑过去的前辈和未来的子孙时，刘宗周提了好几条好建议。
刘宗周说：“皇上，臣根据皇上所说做事既要考虑朝廷的想法，又要尽量满足百姓意愿这一点，准备在圣学院中设立一个平等对话的专门场所。要满足上面和下面的想法就必须知道上下都在想什么，但是如果要让上司和下属公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恐怕不容易，怕官怕上司是人之通病，很少有人能够在上司的威压下能保持说真话的，所以臣建议在圣学院中设立平等对话场所。”
天启点头说：“刘大人此举甚好，在表达意见时没有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钱多钱少之分，只有对与错之分，可惜现在很多时候都是无钱语不真，官大一级压死人。刘大人要设立平等对话场所是好事，回去后好好想想具体章程，想好后给朕报上来看，尤其是要做到让对话过程体现一个‘真’字，不能说真话平等对话的场所就成了下级向上级拍马讨好的场所，这样的平等对话不要也罢。”
刘宗周说：“皇上放心，臣绝对不会让平等对话成为一个形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