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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米国人认为“凡是公共交通能到的地方，那就意味着黑人、穷人、养不起车的人也很容易到达其周边晃悠，所以导致这块地皮不安全”，加上米国人的私家车保有量超高，不通公共交通其实对有钱人的出行并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在米国，同一座城市里大环境、配套设施相当的情况下，公共交通越差的地块地价才越高。卖点就是“穷人不方便到这儿来”。
另外，前文所说的“绝大多数资本注意国家”，特指‘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就是英美为代表。独裁时代的德、日这些“国家资本注意”模式不算。二战前的德、日也是跟华夏一样，政府征了钱可以“全国一盘棋”搞建设，比如大造铁路、修战列舰。）
剖析清楚了这些点，再来回头看羊薇薇的控诉，那就可以看出其威力了。
这是一种对“不依法行政、乱行政”的严重控诉。
如果冯见雄或者说金陵师大其他队员应对不当，是完全有可能引起评委们的集体倒戈的。
说到底，这个比赛是在星岛这个资本注意国家举行的，而评委们几乎都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学者。
这也是平行时空这场同题比赛中，正方最后落败的主要原因对依法行政的描述不够重视，以至于被评委们当成了暴和谐政的支持者。
……
“我方此前的辩词中，哪里说过有‘宏观调控私家车数量时所收取的税费，会被挪用于其他用途’了？请对方辩友不要信口开河我们一贯觉得，政府是可以找到精确‘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这些民’的财政方案的。”
尽管被对方咄咄逼人逼上门了，冯见雄的回答还是非常保持decent的克制。
严格遵守了“谁主张，谁举证”的逻辑。绝不额外多进半步，以免给人留下丝毫“他赛前做了很多功课，所以他主动估计对方会如何如何构陷”的印象。
如果对面的辩手是个容易被激怒的急性子，恐怕想打人的心思都会有。
羊薇薇显然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
但她也借此意识到了冯见雄的冷静。那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定要攻击方主动捅破每一层窗户纸，才好整以暇的反击。
“那么请对方辩友举个例子告诉我，你们觉得政府征收这些钱后，究竟可以怎么花？”羊薇薇心中微微不忿地把问题问到了细枝末节。
冯见雄等的就是对方不得不问得这么具体。
他精确地举例：“打个比方，我认为限制私家车牌照数量时征收的额外费用，可以用于补贴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以降低公共交通的票价。”
羊薇薇稍许有些意外，但情况还在她控制范围内。仅仅思考了两秒钟，她就应声追问：
“把这种花钱方式定性为‘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这些民’、你们难道不觉得羞愧么？谁都知道，城市公共交通主要是给没买车的人坐的。而买了私家车的人几乎不会或很少去坐公交车。所以这种税款使用方式，完全是‘用有钱人的钱在补贴穷人’，是平均主义的肆意扩张。”
冯见雄立刻指出羊薇薇逻辑的错误：“不，这完全不是平均主义，如果非要举一个类比，我认为更合适的例子是关于气候和环境的《京都议定书》中定义的‘碳排量交易’在曾经污染问题不严重、环保意识低下的时代，人们没有限制排污的意识，也就不存在‘排污费’。
而随着污染和碳排问题在全球形成共识，人们才意识到，‘某些人和国家采取低碳排量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实是在为全人类作贡献’。因此生活中排污多的、超过人均值的人，向生活方式较为绿色健康、碳排量低的环保人士，支付一定的补偿款、以购买自己的排污指标，又有什么不对吗？
新增私家车主被额外加征的重税，毫无疑问在法理上可以定义为排污税，补贴给排污少、坐公交的无车人士要知道，两个同样通勤需求的家庭，如果其中一个家庭开私家车，另一个家庭充分利用城市公交系统，前者的能耗污染会是后者的五到六倍。”
羊薇薇只觉得嘴里有些发苦，大脑飞速地运转着，只能先给队友一个眼神，让他们接上场子应付一下，她自己则思考着怎么转移战场。
“这个冯见雄实际施政技巧准备得很扎实，‘依法行政’和‘税金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这两个角度，已经被他严丝合缝彻底堵死了。”
“怎么办？只能把杀手锏提前用了？或者就‘政府的此项行政干预了公民自由、限制了公民选择权’再尝试一下进攻？”
羊薇薇想了大约半分多钟。对面的冯见雄，也暂时偃旗息鼓了一会儿，显然是在准备引领全队调整节奏、carry全场。
场面暂且让给了田海茉、虞美琴和中s大学的二线队员们唇枪舌剑、短暂交锋。
汤雯按照赛前的排练，用略显无力的辩力强调道：“请对方辩友注意，即使是市场性的调控手段，多少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的不公平。
比如我们以如今已经开始限牌的沪江市为例，一张车牌如今靠竞拍，要好几万块钱。很多原本可以买得起车的人，就因为上不起牌，只能把买车机会让给更富裕、不差钱的人，这不是加大了社会不公平的落差吗？”（注：这几句话差不多算是史实，当时反方就说过这么弱智的理由，予以保留。）
面对这种弱智的抵抗，田海茉潇潇洒洒地就怼了回去：“原来对方辩友刚才口口声声说反对行政强制、要自由市场。转眼又觉得‘供给稀缺、价高者得’也是一种加剧社会不公平？
我倒是想问了，对方辩友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钱多可以买到钱少买不到的东西，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嘛！如果这都做不到，岂不是回到了平均主义，或者封建王朝时的‘商人虽富，不得衣锦’状态了吗？”
陈汉刚才一听汤雯的照计划宣科，就知道要遭，连忙过来救场转移话题：“我们也请对方辩友注意，以沪江的政策，虽然政府用经济手段限牌了，可是控制城市拥堵和排污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很多花不起钱的购车户却转而靠托关系、想办法，到周边城市去上牌，然后继续回到沪江的路上开。限牌限了这些年，沪江依然那么堵、空气质量依然要承受那么大体量的废气。所以堵不如疏，限牌是没用的啊！”
陈汉自以为这番话说完可以松一口气，可惜虞美琴的发言立刻打破了他的幻想。
“限牌有没有用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立场性的问题。方法是可以在试点中改进的，如果外地牌照车问题太严重，完全可以设为‘上下班高峰时间外地牌照不得上中环，甚至将来不得上外环’，请对方辩友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第35章 最后底牌
比赛进行到这一刻，双方的言辞交锋其实早已超出历史上同一辩题的发挥水平了。
换句话说，哪怕今天有一个刚刚看过2007年这场“政府该不该控制私家车数量”国际大专辩论赛原视频的人，并且把正反方每句话都背下来。
然后趁热立刻穿越回冯见雄和羊薇薇对阵的赛场上，当一把文抄公。
那么，这个文抄公在冯见雄和羊薇薇面前也是必输无疑的。
辩论是个技术活儿，是高智商精英人士玩的游戏。在这个领域，哪怕开挂做了文抄公，弱智还是弱智。
如果自己功底、素养、内涵、应变不过关，就是给他重生的机会也拯救不了。
因为，历史上那支正方队伍，场面气势其实并不弱，输就输在脑子里对“依法行政”、“什么人纳的税就该给什么人花”这两点没那根弦。
本来这也是07年国内大学生的常态，因为国人习惯了政府随便行政。除了专门学过行政法的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质疑行政行为的依法性。而正是对这一点的缺失和蔑视，让历史上的正方遭到了绝大多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委团的反感。
现在，经过层层对具体施政手法的辩驳。冯见雄和队友们，其实已经履险如夷地把“不依法行政”、“税金取用对象不当”这两个大坑都绕了过去。
所以，比赛彻底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
一个哪怕重生者都丝毫不能获取先知优势的领域。
不过，羊薇薇也比历史上的反方队员们要更强。这让比赛的精彩程度和对抗性得以继续推向最后一个**。
……
汤雯和陈汉的抵抗不成体系，被田海茉和虞美琴杀得节节败退。
理清思路的羊薇薇，终于当机立断把本来准备留到总结陈词的最终杀手锏，拿了出来。
“对方辩友刚才质问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和‘供给稀缺、价高者得会加剧社会不公平’这两个观点，究竟支持哪一个。我想说，对方辩友的选项未免太过霸道，缺乏逻辑因为这两个观点明明是可以同时支持，并不相互矛盾的嘛！
对方辩友非要我们做出选择，我倒是想听听对方辩友陈述一下你们认为这两点矛盾的理由在哪里！”
羊薇薇这番质疑，显然是针对刚才田海茉反驳汤雯时的说辞。
田海茉微微一愣，被蓄势已久的羊薇薇的突袭搞得有些错愕，但她知道这个问题必须她亲自回答，如果直接甩锅给冯见雄，会给评委们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辩论赛上，即使自由辩论环节双方可以任意人回答对方的问题，但还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谁提出的假设，谁就有义务本人证明它。
否则，很容易被评委们觉得“这个队伍就一两个人有能耐，其他人都是赛前准备好台词、缺乏临场质证应变能力的花瓶”。
田海茉看不出羊薇薇话中的陷阱，只能是谨小慎微地措辞：“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尊重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和调节，稀缺的东西当然会涨价。钱多的人就自然可以排除钱少的人，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
羊薇薇狡黠地一笑：“那我只能说，对方辩友的见解太狭隘了首先，车牌数量被限制，并不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资源稀缺，是行政调控人为制造的稀缺。所以纯粹用钱来限制穷人的选择权，本来就是对公民自由的限制。
如果这种行政调控性的稀缺，也能砸钱解决的话，难道对方辩友认为春运时倒票的黄牛档也是合法的么？那为什么每年国家还要动用那么多警力打击那些火车票贩子呢？那些票贩子不也是实现了‘让有钱人也可以加价买得到火车票’，从而释放了‘自由市场的需求’么？”
田海茉一时有些语塞，她还真没想过黄牛档为什么犯法的问题。加上全队就她一个不是学法的，仓促之下仅仅想了两秒钟，她就应急说道：“这个……这个是因为黄牛档囤积居奇、人为制造了额外的稀缺，蓄意炒作哄抬了火车票的票价，这种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炒作行为当然应该被法律制裁了……”
“不不不，对方辩友你完全没有理解黄牛档之所以非法的法理依据按照你的说法，那就应该只有那些‘囤积居奇、炒作哄抬’的黄牛档非法了。可事实是国家法律认为一切黄牛档都非法
众所周知，目前国家对于春运等旺季购买火车票的限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窗口一次排队、一张证件只能有限购票的管理程度了。哪怕是黄牛，也没法和过去年代那样‘排一次队买几十上百张火车票’。所以黄牛里面有很多底层的人，其实是赚了个辛苦钱。
比如当当地的社会平均时薪是一小时10块钱时，有些无业游民或者低收入者，他们的时间价值比较低贱，不值10块钱一小时，那他们就会选择去帮人排队，然后假设一张火车票要排五个小时队才能买到，他们就加价50块转手。
这时候，个人时间不值钱的人依然会亲自排队买票。而工作时薪较高、一小时值30块、50块的相对高收入人群，就会选择不亲自排队、而用每小时10块钱排队费的代价从黄牛手上买票。
按照对方辩手的理论，这种赚辛苦钱的黄牛就该不犯法了，因为他们完全是在尊重市场、出卖自己的辛苦劳力啊但国家依然认为这种黄牛是犯法的，也认为‘仗着自己用同样多的时间去赚更多的钱然后买人排队’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请问对方辩友又如何解释？
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岂不是恰恰证明了我方观点：对于行政制约导致的稀缺资源，靠‘价高者得’也是一种对社会不公平的加剧！”
羊薇薇这番话足足花掉了反方半分多钟的自由辩论时长，把此前省下来的优势时长一股脑儿重新花完了，估计最后反方会提前用尽该阶段的时间。
但是反方的队员们听了，都松了一口气，觉得羊薇薇这番略微冗长的发言也是值得的。
田海茉脑中一阵彻底无解。
这个问题的角度实在太刁钻。
而且关键是她一辈子都没想过“哪怕是简单出卖自己劳力赚辛苦钱的黄牛，为什么也是犯法的”这个问题。
其实，90％的国人，潜意识里都觉得如果只是赚个辛苦钱，帮人代排队，那么黄牛也不该是非法的。
但偏偏羊薇薇却能妙到毫巅地把这个问题引申过来，作为攻击限牌行为“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攻击点。
问题，又引回到了“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高度层面，一个不慎，就有可能落下“暴政的支持者”的陷阱，着实是凶险异常。
其实，从刚才羊薇薇开始发言时，虞美琴的脑海里也就已经开始高速运转，想着对策了。
她大致知道“苦力型黄牛”之所以犯法的原因，但她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知识利用、组织起来，反驳羊薇薇的观点：
“这种黄牛之所以也犯法，从法理上来说，应该是因为国家认为这种‘用时间买时间’的交易是不被允许的。
也就是说国家对于具有行政限制/补贴的福利/保障性资源，采取了‘必须本人花资源排队’才能获取的门槛。
比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不是加钱就能买的，那些是保障性的东西。必须是本户‘在本市有户口、且家庭住房环境困难程度达到xx级、持续多少年’才能申购。而假借别的‘确实很困难但连经适房都买不起’的人的‘苦’，去骗购经适房，显然是非法的。
具体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政府希望人民是投入时间来筛选稀缺。即假设买票平均要拍5个小时队伍，一张票假设是100块钱，当地社会平均时薪是10块，那么最终的隐性综合成本其实是150块钱。
但如果一个人时薪是50块钱，他实名制亲自排5个小时队伍买来票，最终的隐性综合成本就是350块钱了，他买票的实际成本比穷人高得多。
政府之所以打击黄牛，为的就是‘不让时间更值钱的人有机会买时间不值钱的人的时间’，逼高时间值钱人的额外购票成本，倒逼这些人不要去抢火车这种保障**通工具，逼得有钱人去坐大巴或者飞机。
可惜，法理依据我是知道，这番话怎么解释呢？要是直接这么说，对我方的观点就太不利了。私家车限牌拍卖就会被扣上‘加剧社会不公平’的帽子啊……”
虞美琴思前想后，总觉得自己的知识存量和逻辑是够用了，也比田海茉要高出一筹，但依然没法接住羊薇薇这最后的大杀招。
幸好，天命并不需要虞美琴来接这个招。
“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