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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甄珍拍了许多小淘气的片子，这些片子都是专门为她精心打造的，卖座得不得了，因为她本身就是淘气善良的女孩，观众就是爱看她。
白景瑞导演拍出她的俏皮，李行导演拍出她的善良和纯真，甄珍在他们的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是在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也是她最红最盛的时期。
在白景瑞导演的《白屋之恋》里，有一个镜头，她穿一袭白纱裙，趴在小白屋外的草地上和邓光荣甜蜜地谈情说爱，那是许多少男少女的梦想，也是我当时的梦想。李行导演导过她许多脍炙人口的文艺爱情片，像是《心有千千结》、《彩云飞》……每一部都创高票房纪录。
读中学的时候，台湾没有很多消遣节目，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那时候的明星比较神秘，不像现在随街可见，因为还没有狗仔文化，所以也不容易知道他们的行踪。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在台北“中华体育馆”观赏晚会（我们都坐在水泥石阶上），当时最出名的主持人包国良介绍甄珍出场，她短短的一头黑发，穿着一身鲜桃红绉褶子伞状迷你裙，我远远地望着她，心里直赞叹她的甜美、可爱。
你绝对想象不到，我第一次见到最喜爱的明星，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候我十九岁，已经拍过几部电影，还算小有名气，正在拍与邓光荣合演的《翩翩情》。有一天要求女副导演王玫带我去见甄珍。王玫带我到统一饭店甄珍入住的房间按门铃，许久之后，门打开了，一个戴着浴帽、身上围着白色毛巾的女人探出头来，我定睛一看，那不就是甄珍！王玫尴尬地把我介绍给她，她关上门叫我们等一下，我以为她是去穿上衣服再请我们进去。门很快地又打开了，一瓶香水从门缝里递出来，“送给你。”我慌忙地接过香水，门已关上，我拿着香水对着门发呆，过了一会儿，王玫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瞪着我：“你在干什么啊？”我这才醒过来：“哦，我们不是要等着跟她见面吗？”“走吧！她不会出来了。”王玫笑着拉我走。
正式跟甄珍见面，是在台湾“中影”片场，她与谢贤正在拍戏。王玫带我进场探班，远远见她从布景里翩翩走来，贵为超级巨星的她，平和亲切得像个邻家女孩。我见到心爱的明星，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那时候我刚学会开车，她正好收工，王玫建议她坐我的车回去，一路上车子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有惊无险的，好不容易才把她送回统一饭店，见她一脸惊愕、劫后余生似的下了车，当时很是过意不去。
第三次见面是在美国洛杉矶，她嫁给刘家昌导演，刘导演为她开了家甄珍酒店，在开幕酒会里，她一头俏丽的鬈发，身穿一袭乳白雪纺飘逸洋装，料子上有点点白色丝绒，脚踏米白缎带高跟鞋，笑盈盈地站在刘导演身边和来宾寒暄、拍照。这些年来参观过刘导演在台北汐止盖的法国宫廷式房子、大陆昆山的三座大酒店。刘导演盖的建筑物一座比一座雄伟，一座比一座大，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他一手打造的王国，甄珍也总是陪着我们参观，那王国再大再雄伟，只要甄珍往那儿一站，你就感觉她是理所当然的女主人。我总忘不了每次参观那些大建筑物的时候，她脸上挂着的满足笑容和怡然自得的神情。
第四次见到她是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大巴士上，刘导演两手空空地上了巴士，甄珍却拎着大包小包地走在后头，我怪刘导演怎么可以让天皇巨星拎那么些东西，自己也不帮忙，可是甄珍却毫不介意。
甄珍生下刘子千后，全副精神都摆在儿子身上。她说她洗奶瓶把手都洗破了。听刘导演说，子千还是baby的时候，有一次患了感冒，甄珍不眠不休地守在床边，刘导演从门缝里望见，想哭。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见甄珍已经容颜憔悴，眼圈发黑，还坚持地坐在那儿用白布挡着冷气，怕吹着孩子。又有一次子千发高烧，甄珍半夜把刘家昌叫醒，刘导演见子千脸色发青、口吐白沫，吓得他一路跌一路爬地到沙发旁找电话，甄珍却能冷静镇定地打电话叫救护车。子千小的时候只要出国，她都会不厌其烦地带大瓶大瓶的饮用水，怕他水土不服。每次和我们吃完午饭，她总是匆匆忙忙赶回去照顾儿子，我问她：“你为孩子牺牲那么大，如果孩子大了不孝顺、不听话，你会不会很伤心？”她毫不犹豫地说：“没关系，我不在乎。”
这十年孩子大了，她才有时间跟一些好友聚会，我也跟她接触多了。跟她夫妇俩在饭桌上吃白灼虾，她总是先把虾头咬掉，虾壳剥了，放在小碗里交给刘导演，刘导演也吃得理所当然，或许这也是他们夫妻俩的情趣。饭后付账永远抢不过她，刘导演笑说她最喜欢付账。我想“温、良、恭、俭、让”每个字用在她身上都挺合适，有时候我们坐七人座的汽车，她总是客气地抢着坐最里面的位置，我也总是抢快一步，把靠边容易上落的座位留给她。她很幽默，也很会自我解嘲，记得有一次七八个女人聚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嫌自己胖，嫌自己小腹大，吵着要减肥，她突然站起来，摆了个姿势手顺着肚皮一滑，甜美地笑着说：“你们觉得我怎么样？”全场静默了几秒，然后大家笑成一团，再没人敢提减肥的事。
那天朋友约吃饭，甄珍和子千也在座，子千大了越发是个小帅哥，他彬彬有礼、虚心求教，也懂得母亲为他付出的苦心，我们一众阿姨细细叮咛，多多鼓励，子千惟惟点头称是，甄珍欣赏着儿子，甜在心头，眼神里写的尽是爱。因为子千第二天要早起，所以他们母子先离席，我望着她挽着儿子离去的背影，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好得让人心疼。
或许你们会说我把甄珍写得不像超级巨星。我感觉她对于超级巨星的光环并不留恋，她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姊姊、好妻子、好妈妈和我们的好朋友。
金马奖今年的终身成就奖是属于她的，我认为她除了在电影方面有卓越的表现，在做人方面也该拿终身成就奖。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
云想衣裳
我这一生中许多时间是花在衣柜里。女孩子都喜欢穿漂亮衣服，我从小就爱把衣柜里的衣服拿出来东配西配，配出一套满意的服装就对着镜子扭着腰地跳起舞来。
小时候喝喜酒穿的裙子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到了初高中，会自己买布请裁缝师照着服装杂志做。高中毕业签第一部戏拿到的定金两千元台币，第一件事就是逛委托行。那时候在台湾还没有什么名牌，要买漂亮衣服就得到委托行，那儿的服装都是舶来品。
七十年代拍的时装文艺爱情片，戏里的服装都得自己准备，一年拍十几部戏，服装需求量很大，一有空就得逛街买衣服。导演说明天准备十套衣服，晚上就在家把一套套衣服、鞋子、包包配好。尴尬的是，有一次电影公司招待记者看我的电影，看到一半他们都笑了，说我戏里的衣服跟另一部戏一样。说的也是，两部戏都出现过一条白底黑线条长裤。
一九七五年到意大利罗马拍《异乡梦》，演员一休息就上街血拼，个个大包小包地搬回酒店，所以那部戏的服装特别时髦。
婚纱照
八十年代拍港产片《爱杀》、《我爱夜来香》，才开始有美术指导张叔平设计戏服，从此我戏里戏外的服装品位大大地提升。
女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衣裳当然是结婚礼服，九三年到法国巴黎旅行，在Chanel欣赏服装秀，发现一件米白色长礼服，礼服料子是由棉线织成的一朵朵山茶花，腰部是一条条透明塑料组成像腰封一样的设计，自然而优雅。虽然当时还没有结婚打算，但我心中暗许，将来结婚一定要穿这一件。以为那是当季的服装，还想打听一下有没有我的尺寸，原来它就是结婚礼服，需要特别量身订制的。
九四年我和未婚夫专程飞到巴黎订制婚纱，量身后，裁缝师要求我再飞两次去试穿，我只试了一次，就直接请他们寄到旧金山，婚前三天才收到包裹，打开来穿上，居然松松的，好像大了两个码，我伤心得倒在床上痛哭，婚礼没有婚纱怎么成？一般裁缝也不会改。正哭着，巴黎的女朋友来电话，讲了几句，她挂了电话，两分钟后又打来，叫我第二天一早带着婚纱飞巴黎，我什么行李都没带，就只一个背包和一袋婚纱。一下飞机直奔Chanel，当天改好就抱着婚纱回旧金山，我一身轻便装，扎着马尾一甩一甩地经过机场大厅，在机场行李领取处还见到许多从香港、台湾赶来采访我婚礼新闻的记者呢，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快做新娘的我这个时候会在机场出现。
我们一家四个女的，我和三个女儿，四个人鞋子号码一样大，我的鞋子、包包她们有时都用得着，有的衣服我们四人轮着穿，我嫌小了就给大女儿嘉倩，大女儿穿腻了给二女儿爱林，小女儿言爱贪舒服，最喜欢穿旧衣服，也不介意接四手货，所以现在还可以在小的身上重温我二十年前的衣裳。最好笑的是，有一次二女儿背着一个很小的黑色Hermès凯利包，她爸爸最不喜欢女儿奢侈，问她哪儿来的？大女儿嘉倩回答：“是爸爸以前送给妈妈（张天爱），妈妈送给我（邢嘉倩），我送给姨姨（林青霞），姨姨送给爱林的。”现在这个包变成了古董，有一次在连卡佛百货公司看到一模一样的包，价格竟然升了十几倍。
三个女儿都很俭朴，从来不爱穿名牌，有时穿着随意在街边买的衣服也很开心。她们三个小时候最喜欢逛我的衣帽间，衣服、鞋子、包包、围巾、皮带、太阳眼镜、首饰样样都拿出来试，两个小的最爱换上我的衣服，踩着我的高跟鞋，戴上太阳眼镜对着镜子又唱又跳的，兴起时跑到走廊学模特儿走台步，我则充当摄影师要她们向我飞奔，捕捉动感的画面，那是我们母女最温馨的时光。
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丫头与Lady
Lady与Baby
“嘻嘻嘻，嘻嘻嘻，”爱林自顾自地笑着兼自言自语，“好开心，真是太开心，太开心了。”夜晚我在房里等她上床，见她如此雀跃，一边欣赏她那少女纯情的喜悦，一边好奇地问：“什么事令你这么开心？”“爸爸高兴！妈妈高兴！姊姊高兴！妹妹高兴！大家一起高兴！我太幸福了！家里生了十二只狗已经够幸运了，看到一家人欢喜，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
前一天，五月六日刚吃完晚饭，大女儿嘉倩从车房往屋里跑，一边叫嚷着：“姨姨！姨姨！快出来！Lady要生了！”我一把抓起手边的iPhone就往车房跑，只见家里的驯狗师手心里已经捧着满身湿漉漉的小狗娃儿，当时还没有什么太大感觉。最让我震惊的是，亲眼目睹第二只狗宝宝的诞生。天呀！它就好像包在个塑料袋里面。兵荒马乱中只见一双手撕开那包裹着黑茸茸蠢蠢欲动的小物体，我即刻挪开两步，以免碍着他们，驯狗师熟练地褪下那混杂着黑色、灰色、白色、红色、绿色液体的透明袋子，吩咐助手们拿剪刀剪下连着袋子的脐带，然后用白线扎起来。那驯狗师一双大手刚好包着小狗儿，只露出个头，他叉开双腿握着狗娃儿用力地往大腿中间甩几下，哗啦啦、哗啦啦地甩出了它嘴里和身上的血水滴子，然后用吹风筒把小狗身子吹干。不消五分钟，狗狗已经干干净净地在铺满白毛巾的狗笼里打滚。我惊魂甫定地蹲下来研究那包摊在地上的液体，这时一双小脚进入我的视线，我抬头望着神情比我更错愕的小女儿言爱，用手指按了按那袋东西：“热的，”我说，“一包一个—难道狗有十来个脐带？”一大一小，两张疑惑的脸。
三个，四个，五个……一个接一个。平常关在笼子里的Lady，见我经过，总是张牙舞爪地吼叫，就好像要跳出笼子把我吃掉似的。此刻这只Lady Mama摊在地上不停地喘气，似乎没有一丝多余的力气理我这个惊慌失措的不速之客。
从来不喜欢狗，除了丫头，跟我只有不到一个礼拜缘分的丫头。因为怕脏，从来不用手（用脚）摸狗，除了丫头。
丫头是我的生日礼物，一只cup poodle。五十三岁生日那天，Amy和几位好友抱来一只迷你狗。小狗生得比我巴掌还小，清清秀秀，我见犹怜。我小心翼翼地抱在胸前，爱不释手。三个女儿见我抱着狗的画面很不适应。她们都说这太不像我了。
丫头
我把丫头养在我房里亲自照顾，不让任何人碰。洗手间里放满所有丫头的用品，小笼子、小软床、小玩具、餐具、狗粮、洗毛粉、洗眼液，和各式各样的梳子。
丫头到家里的第一个晚上，不知道是不适应新环境还是太兴奋而失眠，只要我一离开，它就不停地叫。我抱起它，它就温顺地依偎着我。它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狗连心。
不喜欢狗的最大原因就是怕它们随地大小便。第一晚为了训练丫头，累得我人仰马翻。只要它一大便，我就按着它的头让它看清楚自己做的好事，竖起食指左右摇晃，“No！No！No！”地教训它，就这样一晚上重复又重复，一直搞到天亮。最后我开始心疼了，心想丫头会不会以为它不该大小便而以后不敢了。
我是夜猫子，总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作，丫头也陪着我不睡。有一晚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它一边摇晃着小身子小尾巴，一边啃着我稿纸的一角，好不可爱。过不了一会儿它撒了好一大泡尿在我稿纸上。说也奇怪，我竟然一点也不恼，反倒觉得温馨。
丫头来了之后我就没有离开过它，去看牙医也带着，我用米白色棉制围巾包着它，医生帮我看牙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胸前。医生见我爱成这样，他说：“小狗，不好。”“为什么？”“不容易养得活。”果不其然。回家以后丫头就不爱吃东西，没精打采的。没多久就住进了狗医院，医生说要打点滴。我去看它，只见它小手臂裹着小纱布吊着小点滴，叫它，它无力地睁睁眼又闭上了，狗医生神情黯然地说：“你跟它相处一下，它得的是肠胃炎，就快不行了。”医生把门关上，让我跟它单独相处，我有种奇异的感觉，心想，它只不过是一只小狗，狗医生似乎很尊重这个小生命。我把它抱在怀里，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一个劲地轻唤：“丫头，丫头，丫头……”丫头没多久就走了，狗医生说会帮我把它火化。虽然和丫头只有几天的缘分，但它在我的记忆里却是永远、永远……
早上六点半车房里的人又是一阵骚动，第十一只狼狗出生了。生了一夜的Lady Mama，已经累得眼白泛红。这时候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Lady终于可以休息了，大家也就该上学的上学，该洗车的洗车，该清洁的清洁，该睡觉的睡觉。
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三点，工人上来通报Lady Mama总共生了十二个狗宝宝，五只母的七只公的。
我把这份喜悦跟微博上的粉丝分享，粉丝们也很有创意，有的提议我取名一月、二月、三月，一直到十二月，有的说不如取它十二个生肖，又有人说干脆十二个星座吧，七嘴八舌地好不热闹。我开玩笑说，就叫它们窗里、窗外、窗上、窗下、窗前、窗后、窗子、窗户、窗台、窗口、窗门、窗框吧。
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
无常
都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深蓝的天空透着薄薄一层绯红，气温不冷不热，晚风习习，空气里含着清新，偶尔飘来阵阵的咖啡香味。我双脚踏在红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