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生很难有两个甲子，我唯一一个甲子的岁月出了第二本书，当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也好跟大家分享我这一甲子的人、事、情。
左起：张薇、狄龙、陶敏明、我、叶童、陈国熹
白先勇老师在丧失小弟，最悲伤的时刻还要动笔为我赶写一篇长长的序文，那岂是谢字就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我的愚姊章诒和被病魔折磨了好一阵子，身子才刚好又得为我写序，还要被我逼着帮我取书名，她开玩笑说她是被我逼死的女人，其实我是被她感动死的女人。很喜欢愚姊序文引用的元人散曲“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我喜欢这个“云”字，也喜欢看云，有时候在飞机上看一朵朵的云在大自然的宇宙中，会想到逝去的亲人，想象着他们会不会是其中一片云。有时候躺在船的甲板上看云彩的变幻，又感觉到活着的生命力。我的书里有许多云去了，又有许多云来了，就在这云去云来间产生了许多故事。不好意思，愚姊，又要再一次盗用你用过的句子了。我的第二本书就用“云去云来”做书名吧。
林青霞
二零一四年八月
我在不丹
六个月大的我
这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
来到世间只有六个月
那双好奇的大眼珠在看什么？
它们似乎没有真正在看什么
她在想什么？
或许生命如白纸的她
正想着
怎么样把白纸画上缤纷的色彩
林青霞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与邓丽君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路边咖啡座
印象邓丽君
一九九四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当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我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叙，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啊？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话。
一九八零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藩市，她开车来看我，我们到Union Square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决不介意。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一九九零年到巴黎旅游，当时她住在巴黎，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最长的时段。因为身在巴黎，没有名气的包袱，我们都很自在地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喝路边咖啡，看往来的路人，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怀。她也请我去法国餐厅La Tour d’Argent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记得那晚我和她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褶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竟然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当啷当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侍应一定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酒，然后对他赞美几句。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两百法郎纸钞，随时作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决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喉咙和丹田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室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想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比较好。
飞机缓缓地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地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让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二零一三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满天星斗，拱照着蒙上一层层薄雾的橘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该就这样结束了。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
我与张国荣
忆
我迟到了五分钟。
金圣华已经坐定在文华酒店二楼Clipper Lounge长廊边的位置，自从张国荣走后，为了避免伤感，我总是避开这条我跟他曾经坐下来谈心的长廊。
圣华是我婚后认识的朋友，我们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SARS的岁月和双方父母相继离世的哀伤，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过人生的困境。她跟我是忘年之交，我们的学问也很悬殊，她早年留学法国，拿了博士学位，曾经是翻译学会会长，在中文大学执教多年，而我们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待我坐下，一派优雅婉约地跟我聊起近况，我极力地集中精神，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国荣在这儿、在我对面跟我说的话：“青霞，不要再拍戏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将……”不一会儿思绪飘到了淘大花园非典（SARS）传染的前夕。当时我们分别与朋友在以前的丽晶酒店喝下午茶，我三缺一想找与他同桌的陈淑芬打牌。她没空，我失望地转身离去。“青霞！”身后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我，是国荣，他说：“我跟你打。”我愣了一愣，他怎么会？—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后一场麻将，记得那天他“冲”了一把很大的牌，有五十五番，之后又连放了几把炮。我们打的是小牌，输赢不大，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强，事后很过意不去。
那一刻，我脑子里有两条轨道，一条忆着过去，一条机械化地回答圣华的问题。还好她没看出来。好不容易双轨变成单轨，专注地听她问起我写作的近况。迎面走来两位穿着得体大方、有型有款的女子，一中一外，我一眼认出那位穿着墨绿呢子西装外套的中国女人。她保养得宜，面孔和十几、二十年前一样。还是一身Giorgio Armani的型格，她们隔着一桌坐在我前面，我等她坐定，起身走到她身后环抱着她。我抱住的是过去那些迷失的岁月。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定了一定：“你系边个？”我操着一口标准广东话：“你永远估唔到我系边个？”她没有动：“再讲多一句！”我抱着她不放，轻笑说：“我再讲多一句你就估中了！”她一回身：“啊呀！青霞！谢谢你的拥抱。”
圣华喜欢听我说故事，经常我们聊完天，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开始。我重新回到座位，这会儿才真正地回到当下，专注地跟她聊起我刚刚拥抱的往事。
认识Winnie是一九八五年，我拍《警察故事》、《刀马旦》和《梦中人》那一年。在搬进新世界公寓之前，听朋友说这间公寓住进去会不好，他们所谓的不好是搬进去的人都很孤单寂寞，我心想，这有什么不好，我老早已经孤单寂寞了。Winnie住在我的楼上，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我们住在那儿的单身女子经常到她家打牙祭。还记得她家一进门右边小小的开放式厨房，正对着客厅和餐厅，我经常在厨房外欣赏她做菜的样子，只见她轻轻松松，抓盐、倒酱油、炒菜，在那个小方块里面就像在跳华尔兹。现在回想起来，她本事倒真大，一个人烧菜煮饭招呼十个八个客人，一点也不费力。
有一天不开工，我赖在床上不肯起，赖到下午三点，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自言自语：“好饿，好饿。”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阳眼镜到楼下新世界商场吃面。当我正在挑起碗里的面条，张大嘴巴吃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人，前呼后拥的，走在前面的是邓丽君，她见到我惊奇地问：“你一个人啊？”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他们见到我这样的一个画面，一定觉得很可笑。《警察故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有一天收工早了，半夜三点，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茫茫然，走进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这就是东方之珠—香港。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璀璨的夜景，让我感觉更是孤单。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待我停住哭声，拨了个电话给张叔平，叔平说：“你哭啦？”我一边抽泣一边说：“我好寂寞。”叔平说：“打电话给朋友啊。”
拍《刀马旦》之前，徐克为了让演员进入角色，提议大家一起围读剧本，正好我们三个女主角叶倩文和钟楚红都住在新世界大厦，我们先到前面两个女主角家去读剧本，最后到我家。一进门叶倩文就找吃的，打开冰箱，空空如也，厨房里也没有零食，她难以置信地问我：“你们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给问住了。过一会儿，不知道谁踢到地上的空罐头，又是一阵惊讶：“这是干什么用的？”心想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天花板漏水，接水用的。”
虽说香港是个华丽的城市，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有时候一觉醒来，仿佛一个人置身于孤岛。时光飞逝，蓦然回首，好像不见了十年。就在这个下午，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
婚后这十多年，每次出门，车子都会经过新世界公寓。记得爱林才几岁大的时候，我常指着那个方向：“妈妈以前一个人住那儿，好孤单。”“你现在有我就不孤单了。”她心疼地说。
送圣华回家，车子经过新世界公寓的时候，我们两人都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望去。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二年林黛玉造型照
我也梦红楼
如今回想起来，似乎跟《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仿佛前世曾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被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的绛珠草，和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无缘补天的大顽石。
话说十七岁那年，八十年代电影公司在台北拍《窗外》期间，有一天，导演宋存寿叫我化古代装、梳上古代女子发型、换上古装裙子，然后拍了几张照，我没敢问为什么，也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拍《窗外》要扮古装。
五年后邵氏电影公司决定开拍《红楼梦》，听说最初的人选是甄珍演贾宝玉，林凤娇演薛宝钗，我演林黛玉，张艾嘉演紫鹃。后来与甄珍、林凤娇没谈成，改由张艾嘉演贾宝玉，米雪演薛宝钗，狄波拉演紫鹃，我还是演林黛玉。
一九七七年我到了香港，导演李翰祥约我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座见面，他见我扎着马尾，白色直条衬衫配白色牛仔裤，挽着母亲远远走来，第一句话就问我愿不愿意跟张艾嘉交换角色。我一口答应，因为自己也曾想过演贾宝玉，只是没料到他会认为我也可以反串男角。他送我四个字“玉树临风”。
《红楼梦》是我二十二年演戏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是我拍过唯一改编自中国文学名著的戏，也是我唯一和李大导合作的戏，还是我第一部反串小生的戏。
有一天李导演约我到录音间听钱蓉蓉录贾宝玉的歌，我才知道我们要边演边唱。因为对古装戏毫无概念，不知道手该怎么摆、脚该怎么走，李导演却胸有成竹毫不担心。我和张艾嘉还是不放心地请了京剧老师，晚上轮流到他家学走台步。拍摄前，导演请我们到他家二楼回廊的小剪接室，看大陆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演的越剧《红楼梦》。我清楚记得他看着那黑白片里的宝玉和黛玉，赞叹她们演得好。他说只要戏演得好，观众入了戏，就不会要求演员的外形。
《红楼梦》人物很多，所以演员也多，回想宝玉娶亲那场戏，除了演黛玉的张艾嘉不在场，几乎所有女演员都到齐了，有演袭人的祝菁，演贾母的王莱阿姨，演王夫人的欧阳莎菲阿姨，演王熙凤的胡锦姊，还有演薛宝钗的米雪。邵氏片场没有冷气，热得厉害，打灯的时候，所有演员都脱了戏服，只剩穿在里面的白色水衣，坐在尼龙椅上一边扇着扇子一边闲话家常，好不热闹。就这样，在邵氏片场待了三个月，戏拍完，人也散了，大家各奔东西，有的人再也没见过面，导演和莎菲阿姨先后去了另一个国度，真是《红楼梦》一场。
《金玉良缘红楼梦》上演之后，宋存寿导演才告诉我，十七岁那年拍的古装照，是拍给李翰祥导演看的，那时候李导演已经想拍《红楼梦》了。好笑的是，他说方逸华小姐嫌我嘴歪。后来我看那张照片好像真的有点嘴歪。
蒋勋老师很喜欢用青春王国来形容大观园。林黛玉进贾府时不超过十二岁，贾宝玉大约十三岁，薛宝钗大一点，不超过十五岁，王熙凤管理贾府时也不超过二十岁。基本上大观园是十五岁上下青少年组成的青春王国。当年我二十二，张艾嘉二十三，米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胡锦姊二十六七，几乎所有演出的演员，平均都比书中人大十岁。很难相信《红楼梦》里十五岁上下的青少年，诗文如此杰出，性格如此成熟。蒋老师说，他们从小吟诗作词，会写诗也不足为奇。《红楼梦》里的每个人物，经由蒋老师的分析解读，都变得立体般活在你的脑海里，感觉非常熟悉，仿佛是你周边的人。
床边一本《红楼梦》，睡前听蒋老师导读，有时半睡半醒间，老师磁性的声音一会儿传入耳内，一会儿淡出耳外，就这样听见与听不见之间，让平时难以入睡的我，幸福地进入梦乡，梦里还做着“红楼梦”。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无非是历史长一点，地方大一点，人口也很多，我们还有一部《红楼梦》。”据说慈禧太后也爱看《红楼梦》。所以作为中国人的一大幸福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