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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进外交学院以后，我告诫自己山外有山。这所大学里最不缺的就是状元，何况我这个状元多少有些误打误撞的成分。但在英语方面，我似乎没有任何障碍，这并不完全是自我感觉。比如，在大一、大二两年，我们的课程以英语为主，对我而言非常轻松。所有的问题，早在初中时期，就已经得到解决。大三以后，我主修的国际经济专业因为兴办不久，本校师资不足，于是聘请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授课。这一点令我占了莫大的“便宜”，因为老师所讲内容我在课堂上就能听得很明白，不必像其他同学一样，先录下来，回去以后再一边查字典一边慢慢消化。
我有一些同学，很想突击学好英语，对自己提出严格量化的要求，譬如每天吃几个馒头，背多少单词。我还听说有人在床头贴小纸条，以“超过芮成钢”自勉。我倒认为从理论上讲，能说好中文的人就能说好英语，否则就是方法问题。既然学语言的根本是学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式，就要把自己浸染在文化的环境里，要“生活和呼吸英语”。光拿出吃馒头的劲儿不行。
而我对某些以考研、出国、升职为名开办英语课的机构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甚至觉得是在利用国人学英语的热情误导他们。首先功利思想是学英语进程中的最大阻碍，不以兴趣为前提，就不可能深入持久地学习下去，一再刷新纪录的托福、GRE、雅思高分，背后却是综合应用能力的缺失。而且，因为大家都学会了应试，整体成绩水涨船高，想要从中脱颖而出变得更加困难，你并不能比过去更容易地获得留学资格。
关于兴趣在学习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功利思想所起到的反作用，我还可以引用一些其他领域的旁证。
一次我在荷兰遇见荷兰皇家艺术科学院的院长Robbert Dijkgraaf，他很快就要赴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院长。作为举世瞩目的学术圣地，与这所研究院相关联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发明原子弹的奥本海默二战之后长期任院长职务；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哥德尔是终身研究员；电影《美丽心灵》的传主约翰·纳什（JohnNash）在这里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世纪的中国，华罗庚、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等世界级的中国科学家都与这里发生过密切的联系。
对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和非凡才能的学术研究者，这所成立近百年的了不起的机构为他们提供最优厚的待遇和最宽松自由的氛围。
Dijkgraaf院长告诉我，他们请来的科学家拥有全世界功能最好的大脑，但看起来个个神经兮兮，歇斯底里，研究院不给他们任何方向和指标上的压力，随便玩儿，绝对发散。往往就在“随便玩儿”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弄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发明创造。相反，如果给科学研究扣上功利主义的帽子，很难出现人类发展进程中突破性的成果，只顾完成五年计划、赶英超美的，谁还有心思坐在树下琢磨一个掉下来的苹果呢？
在荷兰，我还拜访了知名化工企业帝斯曼（DSM），他们的两个产品让我非常惊讶。一种是同等直径下强度超过钢材15倍的迪尼玛（Dyneema）聚乙烯纤维，用它制成拇指粗的缆绳，便可以在海上拉动万吨巨轮。另一种是完全不反光的玻璃，不仅不反光，也不反射任何能量，擦干净以后完全隐形。
帝斯曼有一个研发部门，公司每年拨给他们超过5000万欧元的预算，允许他们自主进行任何探索性试验，怎么折腾都可以。刚刚提到的两种产品，就是在这种思维不受禁锢的环境中被“偶然”发现。一个研究员家里买了几幅名画，用玻璃画框装裱起来，玻璃的反光总是很影响观赏效果，于是他开始琢磨如何才能解决问题，最后鼓捣出了这种既避免画作被污损，又不影响观赏效果的“隐形玻璃”。迪尼玛纤维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的副产品，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的化学实验，却生成了这种拽不开拉不断的玩意儿……
对不起扯远了，我只是想证明当我们怀着功利的目的去做事情，可能会有“效果”，却很难获得“成果”。如果只是为了学英语而学英语，那么每当你需要表达的时候，嘴里蹦出来的一定是书上那几个例句，所说非所想，言不由衷。比如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普及英语，而有些人的水平仍然停留在“How are you？”“Fine，thankyou，andyou？”的层面上，接下来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真正能够用英语深刻而准确地表达思想的人并不多，而这才是学英语的最终目的。我在耶鲁遇见过一个中国女孩，GRE接近满分，却被学校勒令退学，理由是“缺乏最基本的沟通能力”。
28、见证国际最高赛事
我从小自诩英文超好，听说读写样样在行，第一次面对国际化竞争是在1998年，受到极大震动。作为当年“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亚军，我同时获得了“伦敦国际演讲比赛”的参赛资格。
与我同行的赛友叫梁励敏，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她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说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多年以来，这个比赛到最后一轮，就成了北外和外交学院的“死掐”。客场心理作怪，凡在北外举办的赛次我必输无疑。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当年的竞争对手加好朋友，居然殊途同归。我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中央电视台，她继续深造以后也来到央视英语频道，与我共事了一段时间。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说：“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国家。”意即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存在巨大差异。1918年，一群英国老贵族成立了“国际英语联合会”（The English Speaking Union），旨在“推广真正的英语”。一年一度的伦敦国际演讲比赛便由这家机构主办，是世界上规格最高、最具权威的英语演讲赛事。
比赛地点位于伦敦一所古老的豪宅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担任名誉主席，现场评委多是享受世袭爵位的“贵族”们。比赛分组并不以母语是否英语为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与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选手直接竞争，没有任何“照顾”，我们感到压力空前。其实这样的比赛机制恰好说明评委不看重发音、语法等，关键的评判标准还是演讲内容。不过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第一天是辩论赛，采取的是“热气球辩论”：丘吉尔、特蕾莎嬷嬷、猫王乘坐的同一个热气球突然被子弹击中，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跳下去，才能保证另外两人的安全。请选手自选角色进行演讲，并展开辩论，最后大家投票支持“应该继续活着”的角色，票数最低者淘汰。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英语演讲比赛中，我还向组委会推荐过这种经典赛制。
大赛规则刚刚宣讲完毕，大家就纷纷举手，几秒钟工夫，三个角色已被一抢而空。这时候，我和梁励敏别说举手了，压根儿没想好该怎么说呢。
经过一分钟准备，扮演丘吉尔的葡萄牙男孩儿开始发表演说：“我是丘吉尔，我在二战中打败了希特勒，为世界带来了和平的曙光。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还笼罩在纳粹的阴影中……”慷慨激昂，外交家的风范。
“请不要听信政客的言论！”扮演特蕾莎嬷嬷的印度女孩儿沉稳地说，“这都是他们拉选票时的漂亮托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不懂经济，也不懂政治，我只懂一件事，那就是爱。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把爱献给世界上需要爱、需要关怀的人。”她的话语诚恳感人。
“猫王”是由一个澳大利亚女孩儿扮演的。她说：“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任何时候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声音。如果你希望你的亲人和朋友还能听到我的歌声，让我的歌声陪伴你们走过坎坷人生，请让我留下来！”
那天晚上，我和其他国家的赛友们出去“感受伦敦”，把白天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回来以后，我发现酒店门前的草坪上，有个人坐在路灯下读书。走近一看，是梁励敏。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她。
“我在准备明天的演讲。今天白天，我觉得我们就像两个傻瓜。”
看到她这么认真，我也不好意思贪玩了。第二天，我跑到白金汉宫对面的格林公园里，坐在一棵大树下，一点点地修改自己的演讲稿。我的演讲题目是Starry Starry Night，灵感来自一首我钟爱的纪念画家梵·高的老歌，和他著名的画作《星夜》。借此，我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园和环境的故事。
凭着这篇讲稿，我一直坚持到决赛，成了唯一一名亚洲选手。尽管并未进入“三甲”，但我很高兴自己击败了一个美国选手和那个扮演过“猫王”的澳大利亚选手。
今天的我走遍世界，发现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没有人在乎发音，只在乎你说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口音甚至成为一种个性的符号。在耶鲁，学校里公认我的英语比大多数美国人要好，我相信这个“好”指的不是发音，而是指语言质量和信息深度。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往往一开口便可揣摩大概。我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过，但某些领域的词汇，因为我在工作中使用频率更高，其意义和用法却比西方人还地道一些。相反，如果过度追求标准的“美音”“英音”，练习夸张的卷舌，不但浪费精力，在外国人听来也会显得十分Weird（怪异）。我很欣赏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一句话：“我不是最伟大的交流者，但我交流最伟大的内容。”这其实正是我们学习任何一种语言的前提。
29、被耶鲁破格录取
我很幸运，成长过程中几处关键转折，都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做出正确选择。
2003年，我在北京采访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他似乎对我印象很深。在中国记者中间，能够准确自如运用英语交流的人不多，并且他惊讶于他所知道的很多国际人物、事件我也知道，甚至和他一样清楚。200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鼓励我申请加入“耶鲁世界学者计划”（The Yale World Fellow Program）。
我和耶鲁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少年时代。初一那年，我第一次跟父亲来到北京，第一次喝到老北京传统的瓷瓶酸奶，第一次在前门吃到“肯德基”，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也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参观了课本里介绍过的詹天佑纪念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对欧美文学很感兴趣，所以一眼就看到橱窗里一本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是詹天佑学生时代读过的书。这本书旁边有一些英文文件，上面写着YaleUniversity。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我猜想Yale就是“耶鲁”，但它的确切发音我回家查字典后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耶鲁。
耶鲁大学是培养美国领袖的摇篮，美国历史上有五位总统毕业于此。耶鲁还有一个梦想——成为培养世界领袖的摇篮，“耶鲁世界学者计划”便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倾全校之力打造的一个项目。这一计划每年邀请18位学员在耶鲁大学进行一系列强化学习，我们那个班可谓藏龙卧虎——菲律宾前能源部部长，巴拿马前贸易部部长，巴哈马公安部部长，尼日利亚律师，立陶宛总统的首席幕僚，德国总统的顾问，锦湖韩亚集团的继承人，委内瑞拉的总督等。在他们中间，有三位将在未来十年内竞选总统。
莱文校长雄心勃勃地说：“这个项目再做几年，我们就不用去达沃斯搞世界经济论坛了，耶鲁的世界学者年会完全可以汇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在他的特别批准和亲自安排下，28岁的我“走后门”加入了这个项目，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成员。
耶鲁大学及其校友们对“世界学者计划”极为重视，倾注了最好的硬件和软件资源。耶鲁校园里最美的地方有一栋古老的别墅BettsHouse。它坐落在山坡上，有着数百年历史，曾是一位富豪的私宅，后年久失修，美国前总统布什最好的私人朋友，也是曾经的生意伙伴和耶鲁本科同班同学罗兰·贝茨（Roland Betts）一家出资予以修缮，然后捐给耶鲁。别墅的一楼是耶鲁全球化中心以及墨西哥前总统、现任中心主任赛迪略（ErnestoZedillo）的办公室，常年有墨西哥警卫守护，还有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和古色古香的餐厅。二楼和三楼则是耶鲁世界学者专属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这个项目共有51门课，涉及最前沿的系列性全球化议题。组织授课的都是耶鲁各门重要学科的殿堂级教授，包括著名的《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称他们为“镇校之宝”毫不为过。
对于普通的耶鲁学生，“校长”只是遥远的象征，鲜有机会接触，只有博士毕业才能由他亲自颁发毕业证书。而我们每周都与校长会面交流，能够参与学校各种重要活动。毕业典礼更是隆重得非同一般，校长、副校长、校董同时出席。
我一向不赞成本科生直接出国留学。受教育体制和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大学生寒窗十余载，两耳不闻窗外事，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知之甚少，稀里糊涂。毕业后凭着很高的GRE、托福、雅思成绩申请一所国外的大学，继续埋头苦读，外加拼命打工，到了必须离开校园那一天，对国外的事同样懵懵懂懂弄不明白。这样的“边缘人”是很可悲的。回到中国，乡亲们把他当“海归”，其实他从来没有融入过国外的主流社会。留在国外，外国人又把他当中国人。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遭遇过这种困境。
30、20万美元，交换中国思想
和中国一样，美国也存在生活层次的差别，有精英政要，也有普通劳动者。还存在地域的差别，我们有甘肃、陕北，他们有威斯康辛、明尼苏达。在我们听来都是英语，其实有着优雅和俚俗之分，大学教授和卡车司机一开口绝然不同。既然出国留学，如果不能享受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对个人成长的意义就不大。
美国本国学生考进哈佛、耶鲁的难度远远高于在中国考北大清华。学习成绩只是考量标准之一，学校还要参考学生各方面的发展、公益心，以及家庭背景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耶鲁，一定会优先考虑耶鲁校友的世家子弟，或父辈曾给耶鲁捐资的学生。对于名校招收留学生的标准，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你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研究成果，以及领导力、公益心。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名校会予以优先考虑，因此应届本科毕业生没有工作经历，直接申请留学，优势不多。
留学是件好事，但我认为应该有个前提：在你把中国的事情弄懂之后。我出国学习时距离大学毕业已经6年。在这6年中，我对自己的国家、人民、社会、历史、文化都有了一定的理解，知道自己想从国外学什么，今天的中国缺少什么，带着问题去看去学，比盲目出国的收获大得多。耶鲁为每一位世界学者投入20万美元，我的回报是一些关于中国的思想，以及一些中国对世界的理解，这些价值想法、观念当然并非金钱能够衡量的。
很客观地讲，一个人在中国能够撬动多长的杠杆，在西方人眼中就有多重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