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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按时赴美。要么，他替我取回护照，叫出那个保安，说两句好话一笔勾销，我向他保证不通过其他渠道找他们算账。
我着急走，答应了他的条件，拿走了护照。
后来听说不少朋友在美国大使馆都有过类似的被自己的同胞们欺负的经历。始终觉得故事没有结束。只不过忙起来，也就渐渐淡忘了。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我在耶鲁校园里偶遇熟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他也毕业于耶鲁。这位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美国大使依然和蔼可亲，我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子。我一边和他聊，一边在心里斟酌是否单方面撕毁和保安领班达成的口头协议。想到那些去办签证而遭到轻蔑的中国父母和学生，我到底还是将那件不愉快的事告诉了他，并真诚地说：“我们不希望这些不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中国人，破坏了我们对美国的印象。”雷德说：“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那样。”
又过了几个月，回到北京，雷德大使和夫人邀请我共进午餐。当我拿着请柬经过大使官邸安检时，一位中国保安走过来对我说：“上次和您过不去的那位保安已经被开了。”我看了看他，似曾相识，也许也是当时那一群保安中的一位，眼睛里有一丝歉意。
我笑了笑，点点头走进去。
再后来，又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看到了不少新面孔的保安，也听到他们用“您”来称呼办签证的人们，态度好了许多。我也依然会去排队办签证，依然在人群中敏锐地观察不合理现象，并时刻准备着……
值得反思的是，在上海，今天仍然延续着一种“前殖民地文化”。一次我和外国朋友在上海见面，问他住在哪里，他很自然地告诉我：“FrenchConcession”（法租界）我立刻半开玩笑地阻止他：“去你妈的法租界，说什么呢？”
过去，老师告诉我们，走在街上遇到外宾，要主动用英语问好：“Hello！”“Howareyou！”那时候老外来中国都是旅游，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我们都苦练口语。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很多老外来中国都是为了找工作。我是这样做的，在北京遇见外国人，首先说的一定是中文——在自己的国家说自己的语言，天经地义。如果他表示中文水平不够，我们再用英语。
WTO体制讲求“国民待遇”原则，意即一国以对待本国国民之同样方式对待外国国民，外国人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不能歧视外国人，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意味着我们也要调整心态，不能过于“高看”外国人而放低自己。
21、选择媒体，只因加利一句话
不久前遇到达沃斯选出的“全球科技先锋”——网秦公司CEO林宇，归纳出一个“林宇公式”：Value（N）=Ability×（1＋Δ）365N。意思是，如果你在一年当中，每天让自己某方面的知识能力增加一点，不怕少，只要坚持，就会形成巨大能量，生成巨大价值。正所谓大道至简，真理看上去往往都很朴素，当你将身边的案例一一代入对比，却发现结果概莫能外。
不说他人，且说自己，十年前与十年后，确有天壤之别。十年前那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尽管英语水平不错，翻开一篇专业领域的英文报道，要想完全读懂其中含义并不容易。此后十年，读书行路阅人无数，对自己谋生吃饭的本行也算初初有了些体会。
我的大学时代在外交学院度过。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更愿意选择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但同时我也相信，人在某个关键点上作出的选择，会将命运引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如果高考后我没有被外交学院提前录取，或许不会走上做媒体的道路。
那是15年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应邀到外交学院做一场演讲。我问他：“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将成立第6个常任理事国，您认为谁最有资格当选？”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恐怕是CNN。”
CNN（CableNews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年这个世界的决策制定者们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他们的反应速度和决策制定有相当一部分成分依赖于此。某日，假如一方地震，一方水灾，而CNN只报道前者，第二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救灾物资都会涌至那一方，而水灾处无人过问。从这个角度上看，CNN对世界的影响力不逊于一个中等国家。
那天我受到很大触动，第一次动了做媒体这个念头。
1998年，我参加了“21世纪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和之后的“伦敦国际演讲比赛”。大赛组委会将每个选手的演讲汇总，录成一盘磁带。中央电视台外语专题部的野露露老师和王晰老师听了以后，觉得“这小伙子还行”，于是我开始了在央视的实习。
外语专题部隶属于央视4套，是后来CCTV9英语频道的前身。当时，英语新闻只是嵌在CCTV4中的一个板块，杨福庆老师和党冰老师等共同主持，严肃正统，每人播报一段，播报结束后就用手一指对方：“YangFuqinghasmore”“DangBinghasmore”
老师们给我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工作时间没有硬性规定，更何况稿费在我这个穷学生看来，也相当可观，存上两个月就能买一部手机了。
我的任务是做独立编导，给CCTV4《中国投资指南》做英语新闻专题。我斗志昂扬，十分高产，每月能完成两个专题，每个专题时长15~20分钟。这大概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英语财经栏目，每周播出一期。我学会了在短时间内以独特角度切入一个陌生领域，并完成命题。
1999年夏天我从外交学院毕业，正式加入了中央电视台。
签约之前还有个小插曲。我去台里的人事办公室面试，有位叫杨一龙的处长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嫌我眼睛近视，牙齿不白。我当时也自视甚高，心想自己怎么说也是刚从国际赛场上载誉归来，凭什么受你的气。多亏野露露老师及时安慰我一番，我才打消了拍屁股走人的念头。有意思的是，后来杨一龙成了我在央视最好的朋友之一。
野露露老师说：“既然来了，怎么也得干上5年，才对得起我们费这番周折吧。”
我在英语频道一干就是8年，超额完成任务，直到2008年春天调到经济频道。
加入央视的第一年，我被派到山东平阴县电视台学习锻炼，一边做记者，一边尝试做主持人。每次上镜前，都请女同事帮我打打粉底，抹抹口红，那个造型，今天想起来格外吓人，但当时不觉得。既然是下基层锻炼，少不了跑一跑田间地头。采访完当地农民，他们没什么东西可招待，就让我自己去地里挖点儿花生吃。带着泥土味儿的新鲜花生，在水里洗洗就剥开吃，挺香。县电视台条件有限，只有一支话筒，大家轮着用。出去采访还得抓点儿紧，否则回来迟了，晚上播新闻的主持人急得跳脚。
结束一年的基层学习回到央视，CCTV9英语频道正式成立。
22、直接的效果是：不再把芮念
关于频道板块的设定，大家的共识是：财经新闻不可或缺。由此就有了《财经报道》这个节目。英文名字FinancialReport是我起的，宣传片也是我做的。我成了“中国第一代英语财经主播”，定语挺多，组合在一起，还挺唬人的。
为了《财经报道》，我和同事们都付出了最多的热情和心血。第一次出镜前，李茂奇老师还翻箱倒柜，找出半瓶大宝SOD蜜给我，让我往脸上抹抹。那天的紧张和窘迫，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我的第一块直播阵地。直播对主持人的应变能力是极大考验，初期一个“乱”字便可概括全部。突然间提词器黑了，灯光暗了，稿子找不着了，耳机听不见了，都是常有的事。甚至有一天在直播进行中，演播室里一个灯从屋顶上掉了下来，我一边面不改色地继续播报，一边庆幸掉下来的不是我头顶上这个。
一段时间以后，仅仅播报新闻似乎不过瘾了，于是我们又共同参与改版。我提议植入一个访谈板块，每天采访一个人，将节目改名为《财经中国》（BizChina）。这档节目以“新闻＋访谈”“事实＋观点”为主体架构，也成为我后来做节目的一贯脉络。
采访国际政商领袖的职业生涯，就是从BizChina开始的。节目在海外播出，让我比同龄人更容易出现在一些国际化的“人才探寻雷达”上，获得一些所谓的“荣誉”，原因不外乎此。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所谓“大人物”也是普通人，距离他们越近，越觉得名利不过是光环而已，人生幸福与否，重点不在于此。
2003年，经济频道节目改版，我开始在一个全新节目《全球资讯榜》中兼任主持人，身份是“借调”。刚一去，就有同事善意提醒我：“小芮，你用中文播新闻时，嘴皮子显得不太自然。”这的确是个需要克服的难题。英语和中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咬字吞音、声音位置都不一样，气息控制、重音处理和断句习惯也不尽相同。
很多观众知道芮成钢这个名字，就是从《全球资讯榜》（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没有了）开始的。在这一年中，我的精力和体力透支都到达极限。每天两档直播节目，白天说中文，报道国际资讯，晚上说英文，传播中国声音，在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实践，而后至今，我将“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为自己一生都要做的事，无论身在何方。
我对新闻的理解如果用一句古诗来概括，应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因如此，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各个媒体因为持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关注对象，才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报道内容。
2008年9月，雷曼兄弟濒临破产，山雨欲来，《经济半小时》和《经济信息联播》准备联手打造一个特别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我们的初衷是做一个负责任的电视财经媒体分内的事情，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资讯、更多的角度。意外的是，这档节目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为央视财经频道增加了40％的观众，给中国人做了一次关于金融和经济的知识普及。
对于我和我的同事，那是一段特别的日子。观众每天在荧屏中看到的是我，背后是同事的默默支持，他们每天很早就开始开策划会，24小时连轴转，很多人干脆住在台里。
我的付出远远不算最多，白天做一些专访，晚上做直播，但我却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一些好处：第一，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名字，以后订机票或酒店，可以省却一些麻烦，以免被念成姓肉、姓丙或者姓内；第二，《直击华尔街风暴》102天的连续直播，对于我的专业素质，是一次强化提高。
节目每天直播135分钟以上，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承担着很重的任务，不断接收和整理信息。在观众看来，似乎和录播没有太大区别，一切都早已安排好。其实就在我的正上方，导播室像厨房一样乱成一团。所有人都在焦急地大喊：“出来没有！”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请他们把门关上。好在，我有过多年直播经验，还算懂得如何自我调节，处变不惊。
直播之“乱”，在于随时调整内容，比如20：45节目正式开播，但5分钟或10分钟以后播出的内容都还是未知数。镜头随时可能切到欧洲或美国，与央视驻欧洲记者站、美洲记者站、日本记者站实时连线。我们还独创了“华尔街观察员制度”。每一场直播都有惊险发生，技术问题也是在所难免。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就是世界上所有新闻媒体的工作常态。
23、幽默赢天下
跟西方社会打交道，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认同，靠的是各种游说和演讲。奥巴马，五年前的一个“大居委会主任”（munityOrganizer，原意为社区活动家），五年后当上总统，一路上全凭一张嘴说。说服自己党内成员推举他，说服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他，说服别人希拉里不如他，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说服美国老百姓相信他。
西方人习惯的语言风格之一是幽默。高级的幽默需要睿智，也需要自信和气量。在华盛顿，政治圈的朋友之间开玩笑会说：“你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据说这话的出处来自中国。在外交场合，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的感情特别容易受伤害。
几年前，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中国外交论坛”与网民交流，一位网友问他：“如果别人说你长相不敢恭维，你怎么想？”他从容回答：“我的母亲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她是一位山东农村的普通女性，曾给八路军做过鞋。她对我的长相感到自豪。”
幽默的李外长，感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个小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设想如果是在国际场合，这样的回答能给中国加多少分？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儿子2008年5月从耶鲁毕业，他应邀出席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我儿子毕业前夕，一个社团邀请他参加裸体聚会（NakedParty）。”观众大笑，布莱尔故意停顿了一下，“在这里，我要感谢耶鲁社团对他发出这样的邀请，也感谢我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去。”
陆克文也很幽默。2008年访华期间，他在北大全程用中文演讲，开场白就是：“女士们，先生们……学生们，你们为什么都在这儿呢？不上课？功课都做完了吗？”台下那些被学校组织来捧场、肩负着“提问任务”的学生哈哈大笑。紧接着他又说：“校长刚才说我能说流利的汉语，这是客气话，我的汉语越来越差。中国有个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外说中国话。”谈到即将到来的北大110周年校庆，他又有几分顽皮：“北京大学的历史真是比澳大利亚联邦的历史还要长三年。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别告诉清华大学。”当一位同学问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他更是回答得十分地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小时候，我父亲每年都订《讽刺与幽默》，我是看着它长大的。边看边笑，笑过后还有回味。于是我知道，除了拉近距离，幽默对于化解尴尬也是最好的方式。
纽约有家著名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国家领导人访美时经常下榻于此，1896年李鸿章访美也是在这里接受了《纽约时报》等媒体的专访，在好莱坞电影里，只要有关于纽约的场景，几乎都会出现这家酒店。
一次，耶鲁CEO峰会在这里召开，云集了全美国的媒体大腕儿，比如时代华纳全球CEO、《华尔街日报》主编等。论坛主持人杰佛瑞·桑尼菲德（JeffreySonnenfeld）是耶鲁商学院副院长，也是我的老师和好朋友。他不经商量就把我也推上了台。好在美国人不讲究长幼尊卑的序列，我这个混入一群大人物的小记者，倒也不算突兀。
那天的话题是媒体与经济。进行到一半时，主持人突然向台下一位美籍华人提问：“你知道芮成钢先生的老板是谁？”
我愣了一下，怎么把话题扯到我头上来了？
那人回答：“CCTV。”
主持人步步紧逼：“CCTV的老板是谁？”
“中国政府。”
“你认为一个在政府掌管的媒体里工作的人，能算是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吗？”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