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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客观地讲，一个人在中国能够撬动多长的杠杆，在西方人眼中就有多重的价值。在中国是个人物，才更有可能在美国是个人物。本科毕业以后立刻出国留学，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跟本国学生争夺教育资源、分享物质精神文明果实的“小不点儿”。在十分有限的条件和待遇下，很难说能否真正摸到美国的脉。
当前中国留学生越来越趋于低龄化，对于低龄出国留学我也是不赞成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这群“70后”聚在一起聊《射雕英雄传》、《铁臂阿童木》、“刘姥姥进大观园”，或者小时候吃的零食玩的游戏，大家会心照不宣地哈哈一笑，而一个年龄相仿但很早就出国念书的人则完全不知所云。更不幸的是，美国人在一起聊的那些事，他也不一定清楚。文化上的“两不搭”很容易造成心智的扭曲，不知归属何在，错过成长过程中很多重要的东西。
当今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成为“世界公民”。对国际化竞争的适应能力固然需要提高，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扎实的文化根基。我自己在这方面便是最大的受益者。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除了在耶鲁一年，从未在国外长期生活过，但是我的国际化程度不比发达国家的同龄人差。
我有一个理论，东西方教育各占50％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最不利的，而最佳状态是“80％~20％”。前者貌似两边都懂，其实对哪边了解都不多，中文英文都不能准确自如地表达。对于后者，80％代表他的文化归属，20％代表他的国际化程度。
我表哥的两个孩子就一度令我担忧。他们出生成长都在加州，加州别名“华人州”，一大群有着相同背景的华裔孩子，俗称ABC，形成一个小的社区。打开家门，他们彼此用英语交流；在家里，父母要求他们说中文，他们不情愿；跟我在一起时，用中文也远不如用英文聊得起劲。他们小时候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爸爸就像当年教我一样，每天给他们念《聊斋志异》《一千零一夜》《荷马史诗》，那时他们对中文还多少有些感觉。后来回到加州上学，很快就变成一口浓重的美国口音。如果他们将来能做到80％美国人加20％中国人，也未尝不可，只是我担心他们做不到。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曾经打算送孩子出国读私立中学，都被我现身说法、成功阻止。现在，那几个孩子在国内读完名牌大学，然后出国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业、心态都发展很好。可见100年前就被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今天又有新的意义。延伸开讲，无论中学还是西学，必然要以一种“为体”，另一种“为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人。
31、耶鲁，受用一生的教育
“耶鲁世界学者计划”是一个博士后项目，精英云集。论学历、资历或阅历，带着“走后门”色彩混进来的我都只是个点缀其中的小不点儿。回国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了严重的“言必称耶鲁”倾向。美国登月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说：“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这是我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人类迈出的一大步。）稍加改动便能诠释耶鲁于我的意义：“这只是人类的一小步，却是我个人的一大步。”对不起，这是个不谦虚的玩笑。我倒是相信一点，哪怕一根木头，在那个班里竖上一年，也能被熏出点儿文化来。
由于央视这个特殊平台，我24岁时就已采访过上百位国际知名人士，但与他们的接触不外乎短暂的交谈或一同进餐，我仍然只能从局限的角度看中国、看世界。直到来到耶鲁，和我的17位同学共同学习生活了一年，我才深刻感受到何谓“多元”。我们时常在会议室展开激烈讨论。大战略、城市建设、全球艾滋病的控制、能源和环保、司法改革、WTO贸易……没有任何议题能令所有人达成一致。欧洲人、非洲人、韩国人、越南人、中国人，各自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不同，永远有着不同的观点。最初我很惊讶，我的观点如此正确，证据如此确凿，别人居然不认同？后来逐渐意识到无所谓正确不正确，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我们在人性的本质方面，又有共性多于个性的地方，观点的碰撞并不妨碍我们成为相互尊重的朋友。
除了多元，耶鲁还让我领略了一所名校在学术上的宽容。入学第一天，一位老教授就告诉我：“在这里，没有一个问题是愚蠢的，也没有一个回答是完美的。”像90岁高龄的保罗·肯尼迪这样的资深教授，竟会直接给本科学生小班授课。很多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也会饶有兴趣地听他们理论，或加入讨论。“你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你发言的自由。”
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交流思想的平台。耶鲁最大的魅力亦在于此。它拉近了我与世界顶尖学者之间的距离，而这种拉近当然不仅是地域上的。一天我参加一个演讲，演讲者是钱复先生——台湾政坛“四公子”之一，蒋介石的外事秘书，蒋经国的外交部长。他1962年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台湾历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成为近30年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英文极其漂亮，对华盛顿的历史及发展如数家珍，就连哪个参议员的女儿在跟哪个参议员的儿子谈恋爱他也了如指掌，台下不时爆发出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此时我心生“难怪”二字——难怪台湾多年来与美国保持着深厚绵密的关系！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向参众两院五百多位议员发表演说，讲述中国在没有友邦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对抗日本侵略，说服美国政府在物资和资金上提供援助。她优雅流利的英语和铿锵顿挫的语气令座中政坛精英无不动容，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毋庸置疑，这次演说是她一生中最精彩的外交成果，激起了美国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热潮。此后一脉相承，台湾历任官员都与美国关系密切，他们的英文太好、太懂美国的规矩了！幽默、风趣、深沉和思考，无所不具。
当时，年少气盛的我尽管心中敬佩，还是自作聪明想挑战一下老爷子。我说：“您的演说非常精彩，但是您所演讲的大多数内容都是如何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台北与华盛顿的关系。恕我直言，您尽毕生之力所做的事都是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令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而假如您以同样的才华来拉近大陆与台湾的距离，您的名字是否会以更高的荣光被载入史册呢？”
言毕，我颇为自得地坐下，还有一些中国人为我鼓掌。老爷子微微一笑，答曰：“你说得很好。我刚才的演讲主题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但其实在台湾岛内有一条政策：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永远优先于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32、不再是“愤青”
中国人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对一种观点、事实，不易从两个角度去看。刚到耶鲁时，我似乎也有些“愤青”，怀揣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神圣使命，每听到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便拍案而起，容不下相反的观点意见。
2005年，在著名的耶鲁法学院，克林顿和希拉里相爱的地方，我参与过一场关于中国法律的讨论会。发言的教授提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我立刻站起来振振有词地反驳：“你说得不对！美国人一向认为只有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其实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位教授认真听我说完，等我气呼呼地坐下，再继续他刚才的话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倒显得我十足突兀鲁莽。
后来我发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官方观点其实无济于事。懂语言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他们的逻辑、概念、思维方式去介入、感染和影响他们，否则收效甚微，还会起反作用。他们可能充满同情地认为：这孩子被政府宣传洗脑了。一个最基本的技巧就是首先承认自己不足。今天的我面对种种不同声音，常用的方式就是首先客观反省当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我在耶鲁读书后期常用的一种沟通方式：“当您对中国怀有满腹怨言时不妨想一想，您抱怨的是哪一个‘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比克林顿还小一岁。若说稳定的、富强的中国，则应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一个刚刚成立60多年、平稳发展不到30年的国家和有着350年历史的美国相比，还是一个少年。少年就会有‘成长的烦恼’，会犯错误，会摔跤，但少年也充满活力，摔倒了还可以爬起来，继续向前走。”这样一说，那些意见相左的人也会意识到，自己看问题有失偏颇，混淆了几个“中国”的概念。
还有一个小故事，2009年1月22日，我在节目中播报国家统计局最新出炉的2008年度各项经济数据，其中GDP比上年增长9％，增幅为7年来最低，而CPI增长创12年最高。这些数据无疑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进入衰退和萧条，中国的表现成为了世界心理风向标，对很多有着贸易往来的国家经济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节目结束后我以个人名义接受了BBC的电话采访。这是一个全球直播节目，覆盖面很广，据说正在非洲塞拉利昂挖钻石的工人打开短波也能收到。电话另一端除了主持人，还有一位《时代》周刊前北京分社主编。我首先陈述了我的个人观点，其实也就是刚才节目中的观点：“GDP增长9％的确不高，但是以一场百年不遇的灾难为背景，‘七年最低’说明不了什么。相对其他经济零增长、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这个数字并不令人失望。”
主持人问我是否介意接受现场辩论，而后那位主编开始慷慨陈词：“芮先生显然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中国目前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量工厂倒闭，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
我对此习以为常。西方媒体喜欢用“辩论”来吸引受众注意力，话语直接，甚至颇具挑衅意味。通过多年的历练和积累，我也自有应对方式。子曰“人不知而不愠”，这种时候首先不能生气，特别是直播节目，生气只会让自己跌份儿。
我不慌不忙地回应道：“在中国GDP增长的9％中，出口只占，说明中国出口依存度正在逐渐降低，经济越来越仰仗于内需拉动。即使2009年国际形势仍然难以扭转，中国的经济也不存在太大问题。我们的确面临诸多挑战，政府已经出台相应措施，正在积极解决。”
接下来的话开始针锋相对，我说：“您任意翻开一本经济学著作，都能查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衰退’以及‘萧条’的准确定义。如果您说今天的中国陷入经济危机，显然是连最基本的概念也没搞清楚就急于和我辩论了。”
采访结束后，我自己想想都不免发笑。若怀着初到耶鲁时的愤青心态，一点就着，恐怕我会义正词严地反驳他：“如果你说我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就叫中国！”这样的“辩论”很没意思，也没有好的效果。有些“攻击”往往出于不了解，而我能做的就是用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一点一滴改变偏见，为中国多争取一些公正积极的印象。
33、最特别的一天
2006年4月21日，在我的耶鲁记忆中是极不平凡的一天。胡锦涛主席来到耶鲁进行了公开演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耶鲁，也是胡主席与美国公共社会最直接的一次接触，我有幸在现场见证了那历史性的一幕。我向莱文校长郑重推荐了邵逸青，作为四名耶鲁学生代表之一，与胡主席握手，并接受中国赠与耶鲁的1300本书籍。
之前那几天，邵逸青总来找我，和我一起吃饭、聊天。我陪他演练和胡主席见面、握手的情景，教他“胡主席，您好”的标准发音。他反复问我：“我要跟胡主席说什么，他才能记住我呢？”我告诉他：“说实话是最好的。”
“成钢，我昨天梦见过世的奶奶了。她跟我一起看中文书，还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四川。”
“那你就跟胡主席这样说吧，我觉得这样说很好。”我高兴地鼓励他。
“嗯……”他想了想问我，“胡主席是哪里人？”
“安徽人。”
“那，我要不要说梦见奶奶告诉我，我们的祖先是安徽人？”
我笑了，摇头对他说：“不，就说四川人，这很真实。”
4月19日晚，胡主席抵达华盛顿，第二天一早将在白宫南草坪出席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时，我通过朋友拿到了几张最好的票，请了姐姐、姐夫和几位国内的朋友，他们听说有这个机会，都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连夜飞过来。
当天晚上，胡主席出席了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专设的晚宴。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最重要的民间友好机构，成员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界、政界人士。我作为美中杰出青年论坛的一员，有幸在晚宴中占据小小一席。那真是奇妙而难得的体验：祖国远在天边，主席却近在咫尺。
第二天，胡主席将赴耶鲁大学进行演讲。因此晚宴结束后，我带着一位朋友June又驱车赶往纽黑文，开了整整一夜。这位朋友是耶鲁大学给胡主席配的随行翻译。早在我就读外交学院的时候，她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给到访的朱镕基总理做过翻译了。她怕我开车打瞌睡，一路上不停给我讲笑话，所以自己也没有休息好。不过我们都十分亢奋。
早上，我们站在学校门口等待主席的车队。胡主席乘坐的是第一夫人的座驾，车牌号码800002。美国另一辆最好的防弹车属于总统，车牌号是800001。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美国人也喜欢8这个数字。
邵逸青那天凌晨6点就起床了。他穿了一件黑色西装，打红色领带。这并非他平时习惯的装束，但他认为这样才够庄重。他从宿舍走到校长办公室去等待胡主席，因为很多道路限行，平时2分钟的路程，他走了45分钟。在那里又等了两个小时，他终于见到了胡主席。胡主席向他和其他几名学生代表介绍中国赠送的这些书籍，有“百科全书”、“词典”和“四书五经”。邵逸青给胡主席讲了他的梦，还鼓起勇气说：“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是个超级中国迷。”胡主席也很高兴，又和他握了一次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些细节，后来久久地留在他记忆中。
中午，胡主席在莱文校长的陪同下，来到耶鲁大学音乐厅（SpragueHall）做演讲。邵逸青也去了现场。每个学生都得到一个同声翻译的耳机，但是他没有用，他自信自己完全能够听懂。
胡主席的讲话极其精彩，我记得他说：“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呼吸着书香浓郁的空气，我不由得回想起40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几十年，我真希望成为你们的一员。”音乐厅规模不大，美方安保人员不允许观众起立，但我还是第一个站起来为主席鼓掌，紧接着其他人也都站起来了。
演讲之后是学生提问时间。主持人便是住在我们世界学者办公楼一楼的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塞迪略。他对胡主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