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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我的意图并不在于为这些人道化的差别进行辩护（为使它们持续斗争下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些差别并了解其确切含义，我们就会对色情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会对人类的特征一无所知……
对我们来说，色情在这样的条件下是秘而不宣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在对人的污秽本性感受的恐惧中看不到人的原则。我们一般看不到色情，原因在于本性吸引了我们今天的某些人，他们对一种截然对立的文明感到厌恶。
2。恐惧的第一个对象难道不来自于性的范畴吗？
一个与自然的极端恐惧相关的、人为的世界的形成，对我们而言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尤其是自我们反对性生活的所谓污秽的时代以来。污秽——污秽的世界——也不乏其丰富的含义。没有人说排泄物（如同腐烂物一样）同别的物质一样。排泄物对动物而言是这样的：那些既不吃排泄物也不知腐烂物的动物对这些物质的厌恶并不超过那些以恶臭物质为生的动物对新鲜物质的厌恶。理性主义在其中毫无作用，在我们看来，存在着一个不可约简的厌恶的世界。逐步而极其缓慢地解除即使不是关于淫秽也是关于性的禁忌没有带来丝毫变化：功能的接近无论如何赋予生殖活动一种肮脏的特征。这种特征看起来并不容易克服。即使从长远来看，单纯的性欲也没有什么感到羞耻的（不可能到性交无需掩饰的地步）与排泄口或排泄功能相关的羞耻心总是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分离。显然，什么都无法使得这种不可磨灭的羞耻不落到接近生殖器官的区域。
从原则上讲，说出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实属多余。这一点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对从前不予讨论的东西的简单争论，今天要求说出真相并同时提供一个机会，以清楚地展示最初在夜晚才接受的东西。最奇怪地是，在展示这些事物时，一个受诅咒世界的现时特征引出的结论与我们预料的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借助原始人进行判断，就会发现，他们对排泄物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有关排泄物的规定没有涉及到经血禁忌那种可怕而神圣的特征。澳大利亚人在遵守排泄方面的谨慎规定方面，似乎不那么忧虑，也不那么专注。很久以来，我们不再认为澳大利亚人是最古老的人的生动形象（我们只是认可了他们的物质文明的古老特征）。因此，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但是性欲在原始人对腹下怀有羞耻心中占有优先地位，从严格来讲是真实的。
在我们今天，经血不再受到特殊的厌恶。久而久之，古代人类的恐惧感减轻了；这种情感的极端特征在产生不同寻常的后果的同时，产生了一种脆弱性。在一个更加理性的社会中，这样的反应不再可以接受。其中残存了某种东西，但也减弱了。注意力逐渐松懈下来，接触脏物也不再令人厌恶，尽管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最终，人类的各种厌恶达到了相同的水平。没有什么享有特权的人了。这些厌恶互相取代，但是人不再绝对地逃避脏物了，无疑他仍在逃避，不过或多或少而已（以一种近似的方式）。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性在厌恶中的特权，我们预先就要认为，这种特权的倒错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个体发育不能重复系统发育。）因为，我们教会孩子对污物的羞耻心；但我们从不告诉他们对性功能有羞耻心。这非常困难，如果我们这么说了，我们只能以一种方式证明我们颁布的禁令：母亲仅对孩子说：“这个脏”，甚至她经常使用既表示排泄又表示禁止接触的孩子话。
3。从动物到人的转变应从总体视角进行把握
我不想坚持优先的观点。最古老的性禁忌的特征具有很多意义这一点并不确定。我只是尽力阐述从前时代与当今时代之间发生的变化，在从前，厌恶以性范畴内的现实为对象，在当今，排泄物的不可辩驳的污秽证明了厌恶。
我设想，我们对排泄物的厌恶来自一个次要的特征（它们在我们看来是污秽的，原因仅仅在于它们的客观事实）。但是我的印象与普遍形成的印象是相反的，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想尽力说服别人。我力求达到的结果总是总体性的观点——不仅包括整个空间还包括连续的时间。在这些条件下，编年学至少丧失了部分重要性。在某个范畴内实现其连续性的东西，或许在一个不同的范畴内被错误地认识。重要的是关于全体的总体观点。然后从总体观点中得出部分的含义。重要的是变化的总体性，即在目前状况下从动物到人的转化，而不是事物的起点。
况且，转化相当引人注目，仿佛一蹴而就。似乎总量一开始就产生了（在时间上相连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原则自一开始就产生在变化中）。姑且让我们达成一致吧：这个过程很可能需要若干个世纪：无论这多么不可能发生，我们也肯定无法证明，与此相反的一面是真实的。无论如何，我们永远都无法谈及转化的不同阶级，除非不带十分把握。让人们以世纪或年代来衡量这些事实，这些变化吧，我们只能想象出一段事物加速发展的时间。我们所拥有的看待事物的惟一方式就是使事物看起来仿佛发生在一段短暂的、几乎看不到的范围内。
人总是全部产生于他所创造的一种形象中，他无法将这种形象置于时间的进程中。这种形象必然是总体的：人有工具，他劳动，他采取性方面的限制；他对源于生殖或排泄的污物感到一种难言的厌恶，他对死亡和死人也有同样的厌恶；此外我们还会看到，他的反感是模棱两可的，对破坏的力量很宽容。从根本上看，我们应该以一出戏的方式，考察从动物到人的转化，我们能够相信这出戏会持续下去，它曾有过波折，但我们应该赋予这些波折一致性。就起源而言，即使没有一出快节奏的戏，也必然有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波折；我们永远都不能说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出戏的结局具有一种永远的决定价值。在一种持久作用的意义上的确如此，这个持久的作用穿越时间延伸到我们身上，仍旧是我们所进行的活动的原则。
4。第一步的决定重要性
确实，我们以某种方式走得比第一步更远。我们不再需要跨越将动物与人分开的距离……但是，这一点并非模糊不清：人类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过如此令人震撼的、如此荣耀的时刻。我们对此感到怀疑，因为在我们想要成为人类的条件下，我们想在一个比此前的任何时刻都更重大和更迷人的时刻做点什么。有时，这种看法关系到一种时间的实现，这种时间的实现被视为断然地脱离黑暗。有时，单独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原因。这就像信徒让自己听到一个先知、一个预言家的声音一样。其他人只是在看到世界与他们一起重新开始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他们的生活将是真正的人的最终可靠的存在将会依靠的关键步骤。
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颇为怪异地谈到一种“英雄的需要”，说萨德本来可以“创立可以说并非依赖在他之前发生的一切的一种事物的秩序”。*布勒东用这些词语描述了某些人因欲响应最深刻的情感而产生的隐没需要：即从不真实（inauthentique）出发创造人类真实的需要，这种不真实曾经猖獗一时。因此，对基督徒而言，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先定世界。应该说，这种骗人的情感不能被轻易地排除。对那个有此体验的人而言，它来自最重要的东西，来自如此具有重要性的东西，以致若不能响应这种情感，人的生活就变成了虚无。表面上布勒东将他自己的体验托付给萨德：没有人比他更处心积虑地想彻头彻尾地改变生活。如果赞同他的观点，就该考虑，生活依旧没有得到足够的改变，在萨德之后，应该重新开始……人不由自主地相信，其实，总的来说，生活不过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娱乐，这种娱乐通常意味着对别人在他们之前所创造的一无所知：这表面上说明，人只能体验更新的创造，创造的作用枯竭了，没有创造者，甚至在创造者死后没多久，人类就会变得虚弱，多眠，应该让人类重新走出黑夜。人的精神创造或许不像他的肉体诞生那么经常得到更新？与意欲老一代死亡并不断唤醒更清新的年青一代的命运互相呼应的是这样一种命运，即无休止地意欲人类生活的诞生从零开始，或至少从黑夜开始。这或许是盲目的原因之一，因为看不到这是一种重复和赞美人类脱离动物的辉煌时刻的方式？难道不是这样吗：布勒东假托萨德的情感不像通常那样妨害我们的视听，反而帮助我们理解原始人的内涵，或许原始人如此迫切地意欲响应这样一种情感？我们从此可以逐步获得很大的进展并且不断地离开（离开每次都战胜我们的睡眠），加入到不断的和新生的创造活动之中去，舞蹈早就开始，最早的舞步已经是自我意识的舞步。剥夺我们理解人类生活的最初步骤的权力的，是我们对原始人所持的盲目轻视的态度。的确，我们可以认为，通常某种粗俗先于优雅出现，庄严呆板而非人道的盲目而表面的态度先于自主而复杂的情感出现。但是这样的信念与这样一种观点相关，即精神生活的发展直接依赖物质文明。但是，这种所谓的法则在所有已知的阶段通常是被捏造出来的。它在认识方面也只是得到了含糊的证明！我想，我们过于看重这种复杂性了，这种复杂性使得一切事物更加棘手，因而需要更大的努力，更多的自主性。尤其是，我们接受了一种非常值得怀疑的各种精神形式的编年史，这种编年史将最粗糙的形式分配给最古老的阶段：但是粗糙很可能既是睡眠的风格，又是半睡半醒的风格。**
*《超现实主义的第二个宣言》，载《超现实主义宣言》，萨利泰尔出版社，1947年，第182页。着重部分为安德烈…布勒东所加。
**这种看法在整体上更接近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的看法，而非现代科学的看法。但是勒内…盖农的这些理论在我看来打上了简单化的印迹。勒内…盖农自负、轻率，他对传统思想的认识与对现代思想的认识一样糟糕，他拼命批评现代思想，却不知道它（他就此所说的话，作为他斩钉截铁的抨击的动机，会轰然崩塌，只要他听人谈到过黑格尔或尼采——更不用说海德格尔了）他对此的反驳不过是耸耸肩。无论如何，带着某种信任读一位其高傲几乎无来由的作者的书，应该怀有一颗平和之心。
5。色情，从第一步起，基本上是“颠覆婚姻”的丑闻
许多人设想人类的初步探索，仿佛探索的意义甚微（或全无）。他们想像，在人类发展初始阶段，行动是盲目的，言语和意识与这些行动紧密相关。这些行动丝毫不像儿童的行动，假如人创造的随意相似性能得到证实，尚需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儿童的行动中，成人的行动已经确定，本身无任何意义的婴儿时期的举止，对婴儿变成的未来人而言，只有一个意义。但是，原始人的初步探索只有在天意从一开始就支配一切——乃至真正的未来时，对充分发展的人才有意义——这种探索自身才有意义，昔日儿童的充分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预示并预先支配了今日儿童的未来。但是我们无法相信事情是这样的：现在的人类，不论表面上是什么样子，是无法预告和预先支配的，除非原始人本身的行动，借助其飞跃，提供了至少到我们为止的整个发展的可能性：动物与自然的区分，劳动，对死亡或悬而未决的可能性的认识或感受，一下子就创造了这个领域，发展至我们为止的历史总体性应该不断地、更深入地开发这个领域。
即使我所提出的假设在细节上不能成立，我现在也要提出一个理由并借此引进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促使一个决定性的表现更加清晰（或不那么暧昧）。当然，不管怎样，历史曾经开发（或许没有穷尽）对自然的否定所构成的人的一切可能性。这就是否定不遗余力地搜求其结果的已知条件，一切已知条件。对既定条件的反抗和拒绝出现了，首先在人的态度中表现出来。这就是追求无限更新的全部可能性所包含的意义，这对每个人而言，或至少对整个实体而言，意味着超越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可能性。这种行动是那么勇敢，尤其那么令人疲惫，以至历史尤其由这样的时期组成，在这些时期内，人们努力将其最初的结果当成永恒：他们试图保持静止，避免运动发生深刻的革命！
现在我要重申一个原则，我从前谈论它的时候比较暧昧。我曾把创造人类的行为发现为决定性的，宣称这种行动以一种基本的方式预示了可能性的总体性。正如我所说，这就意味着，对本性的厌恶作为其第一活动，变得模糊不清，还预示了一种几乎同时发生的反冲活动。其实，自从被反抗精神视为已知条件而抛弃的自然，不再原样出现，抛弃它的人也不再把它看成已知条件（看成保证和限制其独立的事物）了：他转而如此看待自然的对立面——禁忌、他首先屈从于禁忌，以否定他对自然的依赖。乍一看去，这种“颠覆婚姻”或许很难理解，但是色情的基本双重性是不可理解的，只要这种双重的、否定的和回归的活动的总体性还未被把握。我们看到，活动的第一特征就是抛弃：只有当被否定至厌恶地步并保持一种模棱两可价值的东西，重新变成诱人的东西，总体性才能发展起来。如果人的确是这种自主的存在，拒绝简单地恪守过去的界限，看到他这么迅速地回归令他恶心的东西，或许令人困惑。众人用教训的口气说：“本性难移。”但是要保持长久，“回归”自然就得是某种相当普遍的东西。一个深刻的差别来自于此，即被否定之后变得诱人的“自然”不再是服从已知条件的自然，不再是它开始时在逃避兽性冲动的活动中的情形。这是被诅咒改头换面的自然，人只能通过一种拒绝、不服从、反抗的新活动接受它。况且，这第二种活动的作用是保持第一种活动的热情，或曰狂热：当第一种活动继续朝单方向发展的时候（如果厌恶只涉及一种谨慎的生活，这种生活丝毫不受可能招来厌恶之事的侵袭），温度才会下降。温度只能在一种条件下维持，即在某物令人厌恶或令人羞耻的事实中发现诱人的东西——同时，在令人羞耻的裸体面前，从羞耻和欲望中得到惟一的、强烈的惊厥。
当然，我会再次提及这个关键的时刻，但是我想从一开始就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双重的活动甚至不包括清晰可辨的阶段。出于阐述的方便，我可以分两个时间谈这个问题。但是这涉及一个实体，事实上我们在谈论其中一个的时候就能牵涉到另一个：关于它们的总体观点只有一个意义（同样，在观潮时，我们只能任意地分出涨潮和落潮……）
但是，在将色情活动的总体形象与“回归”相联系之前，我应该尽力以一种更有广度的方式描写感受的形式，色情的形象与感受的形式是共同形成的。
Ⅲ 死亡
1。尸体与腐烂物
禁忌的自然领域不仅是性欲和污秽的领域，也是死亡的领域。
关系到死亡的禁忌有两个特征：一个禁止谋杀，另一个限制与尸体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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