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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尊敬不过是暴力的迂回。一方面，尊敬安排了人道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暴力遭到禁止；另一方面，尊敬为暴力提供了侵入它不被接受的领域的特征。禁忌没有改变性行为的暴力，但是它建立在人类环境的同时，造就动物不知道的东西：违反规则。
一方面，违反的（或放纵色情的）时刻，另一方面，一个性欲不被接受的环境的存在，两者只是一种现实的极端，中庸的形式充塞在这些极点中。性行为本身没有犯罪的意义，只有从外面归来的丈夫才能接触本地妇女的地区符合一种非常古老的状况。通常，温和的色情是可以忍受的，对性欲的排斥不过触及皮毛，即使在排斥最彻底的地方，似乎也是如此。但是具有最丰富意义的是极端。从根本上看，最重要的是，存在一种环境，无论它多么有限，在这样的环境中的色情的特征是难以想象的；也存在违反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色情获得最强烈的颠覆价值。
只有当人们考虑形势的变幻无常时，这种极端的对立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既然赠礼与节日相关，赠物总是与奢侈、丰富与无度相连，所以赠礼的部分在婚姻中能够突出婚姻，婚姻与作为一个违反时刻的节日的混乱相联系。但是婚姻的违反特征必定是模糊不清的。最终，婚姻更确切地说是性活动与尊敬的一种折衷。它尤其具有后者的意义。婚礼的时刻，从动物到人的转化，只是模模糊糊地保留了某种违反的东西，这个时刻根本就是违反的东西（这种特征在古代的传统中表现得极为显著，比如，初夜权与其说是强者的恶习，不如说代表了将开始的活动交付有一种违反权力的人的欲望；在很久以前，这些人是教士）。但是，在禁忌的世界中，在与母亲、姐妹的社会部分相似并与之为邻（可以说受传染）的世界中，夫妻生活吞并了生育活动的全部放纵。在这个活动中，禁忌所创立的人类的纯洁——母亲、姐妹的纯洁——慢慢地，部分地转移到变成母亲的妻子身上。因此，婚姻状况保留了一种所谓人类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在对禁忌的尊重中寻找，禁忌反对无节制地满足兽性需要。
第三部分：禁忌的天然对象
Ⅰ 性欲与排泄
1。否定自然
我想在决定乱伦禁忌的运动中，把握性活动明文规定的人类模式的根源。但是很清楚，如果乱伦与这种根源相连，那么乱伦本身并不是性欲在男人那里得到的新形式的原因：它更应该说是结果。我首先谈到这一点，是因为乱伦是某些强烈的厌恶感的最确定标志，这些厌恶感从根本上反对性欲的自由释放。这表面上是生殖行为的一种沉重感觉，动物认识不到它，它使我们的远祖将它从所谓人类生活中（或者说从群体生活中）排除。
我已经从原则上宣布，对动物需求的憎恶，一方面与对死亡或死者的憎恶，另一方面与劳动的实践同时产生，它标志着“从动物到人的转化”。人是否定自然的动物：人通过劳动否定自然，劳动破坏自然，将自然变成一个人工的世界，人在生活的创造活动中否定自然，在死亡中否定自然。乱伦禁忌是变成人的动物对动物状况感到厌恶的结果。兽性的形式被逐出一个具有人性意义的明朗世界。
然而，这些形式只能被虚拟地否定。人类懂得将动物肉欲的世界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这个肉欲的世界在这个范围内适得其所，但是人类并不愿意消除这个世界。他们甚至没有假装这样做：他们只需将它缩小，让它从光明中隐退，将它纳入黑夜，让它在黑夜中掩人耳目。污秽的位置在阴影之中，在目不能及的地方。秘密是性活动的条件，如同它是满足自然需要的条件。
夜晚以这种方式包容了两个迥然有别又彼此联系的世界。相同的厌恶在相同的夜晚远离性功能与排泄。联系产生于促使器官接近甚至部分混同的自然状况。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导致我们对这些和那些“污物”产生厌恶的基本因素是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排泄物是因为我们对它们感到厌恶才气味难闻，还是因为它们的气味令我们厌恶。在气味方面，动物并没有表现出厌恶。人类似乎对这种自然状况感到羞耻，而人类来自于这种自然状况，而且不断地属于这种状况。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显著的。这个人道化的世界，我们将它纳入我们的图景，甚至不惜消灭其自然痕迹，我们尤其远离一切能够令我们想起我们出身方式的东西。人类总的看来像是对其卑微出身感到羞耻的暴发户。他们远离一切向他们暗示这一点的东西。那些“伟大的”或“美好的”家庭是什么，倘若不是我们的卑微出身得到最精心掩饰的家庭？因此，圣奥古斯丁说明了肉体不可告人的特征，这种特征潜伏在我们的源头：他说，“我们来自污物”。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这些我们所来自的污物本身不堪入目，还是因为我们来自这些污物，我们觉得它不堪入目。显然，我们对自己来自生命，来自肉体，来自血腥的污秽感到不快。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从其中分离的活生生的物质就是我们厌恶的首要目标。我们从污秽中生出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努力消除这种出身的痕迹。他们一旦到了（逐渐）认同我们对污物，对一切散发着火热的生命气息的肉体表示厌恶的年龄，我们就拼命恐吓他们。
首先，他们对我们的不安无动于衷。如何才能不相信这些特征、令人讨厌的气味本身不让人难堪？小的时候，孩子们不带反感地忍受这些。而在我们周围，我们已经按照这种方式安排了世界，至于如果这些“脏物”不被不断扔掉，大厦就会坍塌。但是要求我们不断地进行这种抛弃活动的厌恶，并不是自然的。相反，这种厌恶有一种否定自然的意义。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与我们相似，我们应该反对他们的自然活动。我们应该人为地按照我们的构想歪曲他们，我们把对一切自然产生的东西的厌恶当成最宝贵的财富反复灌输给他们。我们自然而然地通过给他们洗澡然后给他们穿衣来让他们脱离自然。我们不让他们赞同我们为他们洗澡、穿衣，赞同这种对肉体生活，对赤裸裸的，不遮掩的生活的厌恶，我们就誓不罢休，因为，没有这种厌恶我们与动物没有两样。
2。经血
在脱离自然这一点上，我们对原始人类有一种过分的错觉。似乎他们并不赞同我们的厌恶。因此他们令我们感到恐惧，在我们看来，他们比我们更加接近我们厌恶的对象。若要为他们的厌恶找出结论，可以说，他们确实没有我们所拥有的强大手段。我们更懂得消除一切自然污染的痕迹，这甚至已经变得简单、容易了，我们现在也变得非常挑剔了。但是，在这轻而易举之中，我们必定减少了深挖将人和动物分开的鸿沟的激情。这条沟壑，对于食人肉者而言，总是生与死的问题：而对于素食者而言，是理应加以治疗的病态的怪癖、焦虑的借口。
在全部厌恶中，很难说哪一个具有最重要的特征。在涉及到原始人的方面，人种学家总是对经血和分娩出血所引起的行为感到震惊。原始人对经血如此恐惧，以致我们很难表现这种恐惧的剧烈程度。防止整个社会进行哪怕丝毫接触的禁忌，落在经期的妇女及少女身上，它指定被授权的妇女照料这些不幸的人，这些人通常被处以死刑。妇女分娩流的血同样会引起焦虑。这些对待阴道流血的态度如此普遍地确定下来，它们仍在我们的西方社会发挥作用。它们根本上类似一种厌恶，这种厌恶的非理性特征几乎是看不到的。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种流血是不洁的：这终究是因为它所来自的器官是被这样看待的。分娩的流血没让人感到那么大的恐惧，原因在于母性的痛苦和感人的特征。但是，无论如何，经血像是一种缺陷、甚至厄运一样压迫妇女。这并非仅仅是由于经血来潮时的烦恼。我们的焦虑态度清楚地表明，在人类由于厌恶而摆脱自然状况这一点上，在人类的连续阶段之间，从最贫困的社会到复杂的社会并没有深刻的差别（严格来讲，这些反应因人而异，有时甚至随着社会阶层而不同）。但是最强烈的厌恶也没有丧失古老的特征。*
*可是古老的特征仍旧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中反应的倒错（因为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有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一个出身高贵的英国少女，在她举行婚礼那天如此激动，当她跨过唱诗班的台阶时，许多在场的人看到她的白裙子遍布血迹：这是由一种严重的神经病引起的。——我认识的一个屠夫，当然是最文明的一个，禁止他的妻子来月经时接触腌肉缸；他害怕经血会弄脏猪肉。
3。腹部排泄
经血看来凝聚了厌恶与恐惧。对待其他排泄物的态度也令人震惊。在这方面，没有类似于防止全体男人接触丝毫血污的禁忌。无疑，倘若我们想到经期妇女常常被疏远或被迫幽闭，那么所有年龄和两个性别共有的普遍自然状况，以及粪便的连续特性，就不会允许如此令人难堪的做法。在周期事件的状况中可能发生的不能适用于一般的状况。另一方面，孩子先天地消除了清除污迹的希望，因为我们与孩子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从要求年幼的孩子，而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往往可以观察到这些规定。应该忍受孩子的这些污物，在这些污物中体现出他们受到的厌恶的未成年特征：这不过是对动物污物的反应罢了。孩子不过是成人眼中的动物罢了——但他们并非有意为之，他们天真的笨拙引人发笑或充满魅力。但是导致禁忌（宗教行为）的厌恶与“或多或少”并不那么相符。日常接触孩子污物与极端厌恶成人污物无法协调，这种厌恶类似于经血的厌恶。如此病态的厌恶没有程度之分。造成这种厌恶的是“要么全部，要么没有”，很可能会引出这样的想法，即哪怕并非只有妇女受到污染，男人不曾想到自己会受污染，尽管他们最初也曾如此。在恐惧中观察到的这种距离要求一种至少对所谓人类的一半来说完全避免接触的可能性。
但是，相反，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更古老的人类比我们对清除排泄物和隐匿与排泄物相关之物的需要（大便与小便，后者较为次要）更加漠不关心。必要的明确措施在文明的地域更加完善，但是我们还不能得出任何结论。原始人年幼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受到相同的教育。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我们认为更远离动物性、远离自然污物更无根据了。重要的是行动，是思考：结果是次要的；如果从长远来看更加完善，就再好不过了。只要他们表现出一种古老的文化，我们还是要敬佩这些原始人，在他们身上对成为人类的渴望和对自然的厌恶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们站在自身卫生措施的高度看待他们，就会得出一种自身无懈可击的纯洁印象；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大量的废料，“下等区域”的粗俗与卑污；忘记了身为人类的这种厌恶，这种厌恶在与一种如此细致以致看起来变得病态的文明的接触中壮大。
Ⅱ 洁净的禁忌与人的自我创造
1。文明、种族、财富或社会阶层的等级与洁净的禁忌的关系
事实上，在简陋的文明固有的反应与先进的文明固有的反应之间没有深刻的差别。本质毕竟没有产生于发展程度上，而是产生于集团、阶级或个体的特点之中。欺骗我们的仅仅是后天的错误，这个错误首先将“野蛮”部落与下等阶级——或下等人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风俗的雅致及对禁忌的严格遵守在使人们普遍互相对立的持续竞争中发挥作用。实际上，精致在社会分类的手法中是最有效的因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遵守禁忌是一个物质财富的问题。为求雅致需要很多钱。（第二个重要的方面，相应地，是那些最富有的人同样是最具违反禁忌的物质或精神手段的人……）从根本上说，认真地遵守禁忌是社会方面的规定。那个以最焦虑的心情躲开各种各样污染的人也是那个享有最大的特权并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人。如果一个人的焦虑符合他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假定他有生活在焦虑中的手段——比如，生活在对肮脏的焦虑中），那么他在精神上也同样高过那个懒得保持整洁并像动物一样生活在污秽中的人。但是，倘若最富有的人只有乞丐那样对污秽的焦虑，他就不能受人尊敬，他的阶层也无法提高。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这些特征当然模糊不清。事物明显地被混淆了。但一些痕迹依旧残存着：总的来看，一个暴发户无法具有很高的地位，一个更穷困的人经常具有更高的威信，一个暴发户永远不会被传授丝毫的反自然的雅致，这种雅致以约定俗成的态度反对贪婪，以得体（含而不露的，但特别得体）的习惯用语反对粗鲁的言语，适于表达一种基本的焦虑，这种人道化的焦虑。这总是意味着在自身与兽性之间规定一种奇怪的、首先是不可想象且越来越大的距离：这种距离产生于一个食相文雅、符合贵族规矩的人与一个自然地喝掉洒在茶托里的咖啡的人（在我看来，这不免意味着，人们故意把洒在茶托里的咖啡叫做某种“洗脚水”）之间。第二种食法本身也是人道的，但它与一种更加斟酌的方式相比则并非如此。每种食法依照情形和所食之人的特征具有不同的含义，但是我之所以选择“洗脚水”，原因是至少在某种情况下，它意味着某种不在乎，完全没有焦虑，对身体的兽性状况几乎不感到恐惧。别人会对我说，我的判断是随意的，但是我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人的情形，这个人在某个环境中像我说的那样随心所欲，他在这个环境中是惟一这么做的人，而且除了不在乎之外没有别的理由。*没什么比原始人的举止更加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恰纳克（Canaque）人比一个喝“洗脚水”的人更脏。但是，像野兽的并不是恰纳克人。他尽最大可能保持了野兽的举止与人的举止的距离。因此，恰纳克人接近贵族，我想说明的粗鲁的人则不然。
*当然，一个工人也可以同一个资产者一样优雅，可能恰恰因为他的举止照资产阶级的规矩是不得体的。
在我想说明的东西中，有一点很清楚，害怕成为野兽的恐惧对这类人或那类人起着不同的作用，原始人并不比我们少受制于此。这不是文化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一种个人选择与社会分类的问题。肯定地说，遵守禁忌严格与否趋向于将人们彼此区分。倘若财富使得遵守禁忌变得更加容易——超越身体力量或超越强制力量，那么与其说财富，不如说与兽性之间更大的距离在进行区分，在实施社会评判。我们的双重错误在于相信种族差异或财富差异保证了这种评判。这种错误是如此根深蒂固，甚至有改变真正的秩序的趋势：从根本上、从所有方面来看，人们尽力将人之间的差别简化为外部的固定差别，而后者不依赖于超越或消除我们的兽性的主观意愿。有人竭尽全力否定人类的价值，因为这种价值根本就是动物与人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因此，人们尽力将每个差别约简为微不足道的物质条件。种族主义急欲为差别的缘由服务，却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