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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想着陈仲甫，在东京麴町区饭田町三丁目一番地，曾经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同盟会会刊民报编辑部。陈仲甫与苏曼殊、杨永泰、邓庆初几人正对突如其来的日本警察怒目而视，那为首的日本警察不懂汉语，他抓着一份青年杂志。用日语道：“我警告你们，在没有取得我国政府合法的发行执照前。请不要销售你们的杂志。”
“可我们只销售给中国人。”杨永泰拦住正要发火的陈仲甫，辩解道。
“只销售给中华人也不行。”日本警察不说支那说拗口的中华。一个劲的摇头，“这一次只是警告，如果还有下一次，那你们将会被我国政府驱逐出境。”警察口气强硬，但他说罢还是就礼貌的一躬，而后带着人走了。
“哎呀……，沪上不能办，东京也不能办，章太炎那老东西可要把我们逼死了！”被孙汶封为革命和尚苏曼殊抱怨道，沪上杂志不能销售后，剩余的那几千册就被诸人带到了东京，打算以在日留学生为受众，在此办杂志，谁知道刚把以前剩余的杂志卖出，这日本警察就找上门来了。
“中日两国现在可是同穿一条裤子的。”邓庆初早就反对赴日办杂志之计划，可陈仲甫非要说这里有数千留日学生，同时因为外轮可任意通行中国内河各口岸，这就避开了政府所控制的邮路，不想才开头就遭此重挫。
“日本不行那就办到安南、办到南洋、办到檀香山去。”陈仲甫气的够呛，前月青年杂志无故被封，当时他还请留日旧友章士钊打听情况，不想章士钊回信却是说这潭水很深，说青年杂志上有几篇文章是乱党戴季陶所写，上面指责政府土改是强夺民财反对土改，为某厂不容……
“那也得去各代卖点的账款收回，再把这里盘出去再走啊。”邓庆初提醒着，他说完又很玄乎的道，“其实这地方也够是邪门的，十几年来办了四五份报章杂志，不是被封就是倒闭……”
“别这么迷信！”陈仲甫不悦，青年杂志宗旨便是扫除迷信、倡导科学，邓庆初如此说显然是不合宗旨的。“大家把这里收拾一下吧，再去打听打听有谁会接手杂志社的。”
想到又要搬离东京，几人顿觉疲倦，但最终还是强忍着干了起来。杂志社这边正在收拾，放下行李的胡适却到了，潘公弼租住的寓所本就离这不远。
看到青年杂志社的牌子被取下来，胡适、还有同来的俞颂华、潘公弼很是吃惊，胡适问举着青年杂志招牌的邓庆初，道：“先生，请问这里是青年杂志社吗？”
“这就是青年杂志社，请问你们找谁？”邓庆初看着这几个人，以为他们是普通留学生。
“我找陈仲甫先生。”胡适问道，“请问他在吗？”
即便是留美数年，胡适的国语里也还有绩溪口音，也是安徽人的邓庆初笑道，“仲甫在，请问你是？”
“哦，我是胡适之，曾在……”胡适还没有说完，邓庆初声音顿时高了起来，道：“原来是适之先生，您。您不是在美国吗？”
“哦，我已经毕业了。回国前收到了仲甫先生的信件，知道青年杂志搬到了东京。所以特意来拜访。”胡适会投稿青年杂志社，是因为亚东图书的汪孟邹介绍；而陈仲甫会办青年杂志，也是赖汪孟郊支持。汪孟郊和胡适同为绩溪人，而他和陈仲甫，十二年前在陈仲甫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两人就合作过。
“好好！”邓庆初一边说好，一边特意将一身西装、满身洋味的胡适打量了一番，这才高兴的将他带到主编室，对着陈仲甫大声道：“仲甫，你猜是谁来了？”说罢又忍不住自问自答。道，“是胡博士！他已经从美国毕业，听闻我们在这，特意前来拜访。”
“适之！”陈仲甫正烦恼何处可以办杂志，听闻胡适来了，愁容顿失，当下上前握住胡适的手道：“终于是见到你了！”
手被陈仲甫握住，胡适也是高兴，他道：“仲甫先生。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呵呵，我还以为回国后要对你作揖呢。”
“作什么揖啊！”陈仲甫也是笑，“这种老古董早就应该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人和人见面就应该行西式握手礼。这样才能增加友谊。来来，适之，请坐。还有这几位朋友，请坐。”
陈仲甫希望中国的一切都是新的。都应是现代的，以前的种种传统在他看来都是禁锢人、愚弄人的。应该完全抛弃。他会过胡适，又和与胡适同来的俞颂华等握过手后，才说及了青年杂志社的境况。
“杂志办到现在，刚刚好一年，从最开始的月卖三百本，到现在的两千余本，实为不易，只是杂志刚有些起色，却被封禁了，而今，日本政府也不知为何不批准本杂志创刊发行……”
“仲甫兄，请问礼部为何要封禁杂志，莫不是章先生因为我们提倡新文学故意如此？”青年杂志胡适期期都看，却没有看到任何违法叛乱的东西。
“这……”陈仲甫低头沉吟了一下道，“现在政府对出版物监管极严，除了保证金审查制度外，还有敏感词等新玩意儿……”
“仲甫先生，什么叫敏感词？”胡适数年不在国内，从来没有听过敏感词，是以又插言相询。
“敏感词就是复兴会礼部强令印刷所不许排列的那些词，类似封建朝代的避讳。比如‘严州整肃’、‘独裁会’、‘杨杀头’、‘朱麻子’，‘章疯子’‘小银凤’……，这些词若是作者非要写出来，那印刷所只能是以‘*’号代替，读者看到也是几个星号。”
陈仲甫办杂志日久，早就习惯敏感词了，说起来并不气愤，可刚才美国归来的胡适却是大愤，他似乎头发都要竖起来，大声道：“怎么可以这样！还有宪法吗？还有言论自由吗？这还是民主国家吗？这简直就是封建独裁国家！”
从海外游回来的海龟刚回国总是要有个适应过程，陈仲甫对此已习惯了。他笑道，“按照杨竟成的说法，我国可从未标榜过自己是民主之国。敏感词其实只要回避便可，只要不是故意攻击政府，用别字代替也行。青年杂志被封是因为杂志上有革命党人戴天仇的文章，而且东厂那些人还知道我们杂志的发行量，他们计算之后发现杂志一直是在亏本经营，加上杂志有革命党人的文章，就断定杂志已被革命党人收买，所以……”
被封禁的理由居然是这个，胡适恍然大悟，他不好问陈仲甫杂志社是不是真的接受了革命党的馈赠，只问道，“他们怎么知道杂志亏本还是赚钱？这是内部事务啊！”
这次没等陈仲甫说话，邓庆初便抢先答道，“适之有所不知了。根据私营企业法、公司法，杂志社也是公司，具备法人资格，因而不但要去工商管理处登记注册，还要将注册资金去指定银行开户，更要请一个兼职会计、或是自己去国税局学半年记账通过考试，这才具备开业资格；成立后和外界做生意则要开具发票，大款项禁止现金交易，只能从银行走账或用支票；再是我们这些编辑杂工的月薪，为了交个人所得税都是要去国税局报税。
杂志虽然办在租界，可租界的洋人今年开始也容许国税局对界内的中国公司和国人收税。所以这国税局一查，标价两角实售一角的杂志一个月只卖两千本。按照杂志的厚度一算印刷成本，再算租金、薪资。立马就知道你是亏了还是赚了。这复兴会啊，尽整这些折腾人的东西。为了收税无所不用其极，当初我去国税局考那什么会计上岗证，考了三次才勉强考过，真他娘……”
说到考会计上岗证邓庆初就愤恨，这根本不是四柱记账法而是一种比洋人商行还复杂的复式记账法，什么贷呀借的、什么凭证啊发票啊，这些东西弄的他头都大了几圈。国税局的人还不定期查账，一有小问题就要纠正，大问题还要罚款。真是吃饱了撑的。
“国税局倒只管收税，不管你这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只要有收入就要交税，用杨竟成的话说，人之一生只有死亡和交税无可避免。”陈仲甫道。“只是政府这么武断的认为杂志社受革命党资助，我是不认罪的，再说我和他们是以朋友相交吗。这些人以前还是复兴会的朋友呢，真是党同伐异啊！”
“仲甫先生，那接下来杂志社怎么办啊？”邓庆初愤恨国税局。胡适却不好说美国的国税局未必不是这样，只是他在国人面前从来不说美国的不好，对欧战之惨状也讳莫如深，就怕国人因为这些而敌视排斥西洋先进文化。真要这么，那全面西化还怎么推行？
“现在我也不知道去那了啊！”陈仲甫虽说要去南洋、去安南，可那只是气话。那地方都是广东人和福建人，而这两地之人都很迷信。青年杂志他们是不会多买的。
陈仲甫正发愁，外面苏曼殊在门外似乎是在与人交谈。一会他便拿着一封信飞快跑进来道：“仲甫！行严说请我们去京城！”
“什么？”正不知道去哪的陈仲甫看着眼前眉开眼笑的假和尚，不解道，“去京城干什么？”
“行严说他已将我们的事情和孑民先生说了，孑民先生也看过我们办的青年杂志，说既然杂志被封禁，那就把杂志办到北京大学去。”苏曼殊说道。
“办到北京大学还不是一样被封禁啊。”陈仲甫口中虽然担忧，但却把章士钊的信从苏曼殊手上抢过去了。还没等他看，旁边的杨永泰却道：“仲甫啊，我记得大学堂里的校刊因为是内部刊物，只对内发行，是不归礼部管的。”
杨永泰这么说，胡适也道：“这真是太好了。我这次回国就将到北京大学任教，到时候大家都在北京，每个礼拜日都可以聚在一起了。”
胡适一说礼拜日，大家都笑。他就像一个外国人一样，根本不知道国内根本就没有礼拜日，为此一些信教的政府官员以及教会纷纷抗议，希望当了公务员的信徒能调休：即将每月初一的两天和十五的两天，一共四天假调整到耶稣历的每个礼拜日。
但为了以后每三年都能举行科考、聘任官员，政府机关是极为精简的，每个岗位都有岗位说明书，每个操作都有sop文件。这齿轮链条一般纹丝合缝的行政机器，螺丝们每月都旷工四天班显然不行的，螺丝们在机器不转的时候自己运动四天也是不太行的，特别是现在中央越来越多的政策要推行：又是土地改革、又是振兴农业、又是新乡村建设、又是修水利、又是晚婚优育、又是工商业调查、又是五年制普及教育、又是推广丁税法案，林林总总、没完没了的公务，大家累的跟狗似的，你却跑去教堂做礼拜，那还是请回家去祈祷吧。
岗位说明书和sop文件已经把基层行政事务拆的跟福特式流水线，即便残疾人也可以操作，且外面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比黄泛区的蝗虫还多，凭什么就给你们放四天假，就因为上帝是真神吗？
所以事情最后的结果是要么这些人不做礼拜，专心做官；要么则辞职不干，回家专心伺候上帝。只有少数一些高级岗位，比如土部尚书美国牧师裴义理同志，总理大人非常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特批他每个礼拜日都可去教堂向上帝汇报工作；至于下面的省、州府、县乡的官员信徒们，还是在官位和上帝之间做一个选择吧。（未完待续。。）
ps： 注：英国商船产量1915为68。8万吨，1916年为53。8万吨——《碧海群狼：二战德国u艇全史 上》 p58…60
辛卷 第四章 一步
文明总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唯有改变数十年之后再与从前做比较，或是将两个传统不一样的国家做横向对比，如此得出的结论才能惊人。与日本政府为省一个月工资（使用耶稣历可比日本旧历每四年少一个月，改历那年刚好可少发一个月工资），匆匆废旧历改西历相比，中国改历之事一直到稽神武元年才正式在宪法上确定下来——诸多农会议员以西历干扰生计、有违农时、不敬祖宗、背弃传统为由，用绝对优势的投票把支持西历的国民党诸议员的提案给挡了回去。
农历中国使用数千年，国人方方面面都习惯于此，岂能说改就改。经此一次，犹如清末国会为了处女非处女的闹出红票党和白条党类似，稽疑院里私下里也被报纸分为农历党和西历党，因为农民多，所以农历党才是稽疑院真正的第一大党，在一些不被复兴会所干扰的议案上，国家的政策往往因为他们而定，气得诸多新派人士大骂他们是老顽固、老古董、老……
神武五年十二月冬日，稽疑院第五次开院期间，稽疑院下属的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内，蔡元培端正的坐在主席台的下首，听任一帮农历党的老古董质询。
“蔡大人，学部的报告我们都看了，很好！只是年初之时，我们曾去一些大学堂旁听课程，最让我们奇怪的是，为何北京大学堂内说的都是西语？老师教课不管是国人还是西人，用的也都是西语。我们曾问过校长严几道先生，他说这是学部的要求。请问这到底是为何？还请蔡大人解惑。”
稽疑院下建有数十个委员会，基本把国家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囊括在内。他们是政府行为的最终的、也是最有效的监督者。不管是突发事件也好，国家决策也罢。只要关系到国计民生，这些相关的委员会都会带着满脑子疑问去调查事件、探究真相，因为他们的品级与总理同级，所以国家大事没有不能知道的。
若是不计党派利益，这些一品大员可在彻查事件、发现问题后，将包括总理在内的任何官员都赶下台，甚至追究这些人因渎职行为所涉及的法律责任。如两广水患一事，虽有复兴会趁机肃清地方势力的意思，但稽疑院防灾救灾委员会确实发现当地官员因两广素少水患而麻痹大意。存在不执行土部政令，不修堤坝、不清河道，贪污防灾专款、灾时弃职而逃、灾后灭绝罪证等行为，故而以渎职罪、贪污公款罪将涉及官员交由督察院起诉，杀了一小半，关了一大半。
相对于国企委员会对国有公司的整肃，杀人判刑极多、影响甚广的两广水患终于使国人明白，国家真正的权力到底在谁手里。同样经此一次，稽疑院诸人也才明白自己才是整个国家权力真正的所有者。以前那些没玩完了、看着头疼、听着也头疼的国家预算、各部报告、法律议案，开始被这些不怎么识字的农民议员重视起来。可以说浑浑噩噩好几年，他们此时终于发现自己真的是官，而且是最大的官。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即便是农民，这最基本的原则也是知道的，更何况今年稽疑院正好换届选举。不整出一些善事，赢得选票支持。那今年过后，一切的特殊待遇都取消。甚至连京城都没得住，只得回家种田。
不想回家想发挥余热的教育委员会主席、泉州老秀才许经明此时高座于主席台上，对着下面的革命元老蔡元培发问。虽然从复兴会组织关系上说他是蔡元培的下级，但复兴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组织关系和官职从属的矛盾做了明确规定，即复兴会员在具体事务中必须遵从职位和官阶，除非最高委员会另有规定。
大学堂不说国语尽说西语，这是报章上报道过的，所以将教育视为分内事的许经明特意调查了八个月，连续走访了国内全部大学堂，大部分教授讲师的课也都听过一两节，最终发现只有北京大学如此——即便国内名声最盛、外教最多的同济大学堂，也只是在洋人教师上课的时候说西语，其他时候都说国语。因此这才将这个问题正式的提出来。
本以为一切顺利的蔡元培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