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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影响
①从清政府方面看，第一，《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清政府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第二，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清政府的半殖民地化。清政府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第三，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直接导致清政府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清政府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②对东洋人而言，通过《马关条约》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东洋人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使东洋人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另外，东洋人为了《马关条约》日文原件
对抗俄国，湔雪三国干涉之耻，一方面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重新开启十年扩军计划；另一方面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了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
③对朝鲜而言，《马关条约》从法理上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和封贡体制也遭最后一击而宣告崩溃。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东洋人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东洋人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1904年日俄战争。
④对远东局势来说，《马关条约》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清政府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相关评论
《马关条约》其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帝国的覆亡、民国军阀的形成和清政府急待解决的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等都与之息息相关。《马关条约》条款非常苛刻，就清政府而言，如赔偿和财力损失是极大的。赔偿的军费达2亿两，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和威海卫东洋人驻守费150万两，共计2亿3千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另外，东洋鬼子还从清政府掠夺了大量的船只、兵器、机器、粮食等也价值1亿两。巨额的赔款，使清政府不得不靠举借外债应付，列强则通过贷款控制清政府的经济命脉。《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近代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对这古老的帝国来说，东亚霸主的地位被弹丸小国取代，犹如晴天霹雳。
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争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并不代表整个社会也是沉沦的。晚清70余年，清政府逐步陷入了一种受侵略、受奴役的境地。清政府民众遭受着苦难，但是沉沦仅更多的体现在政治上（特别是政府行为），它也没有阻止帝国的官僚们，开明士大夫和广大的民众却未曾放弃探索清政府富强之路。他们的努力也成了清政府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马关条约》的签订，人们就自然会想到这一回可真要弄得国将不国，濒临灭亡的边缘了。
1895年以前皇帝、官僚、士绅大多数生活在传统的思想世界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也都以清政府的失败和签订丧权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但随着烽烟的暂平息，朝野上下在受过一阵惊恐和发生一番吵嚷之后，很快就又恢复老样子。依旧是文恬武嬉，歌舞升平。严重的内忧外患，不但未能使这个昏睡的，陷于麻木状态的帝国的大多数统治者们惊醒、振作。他们在自欺欺人的“自强中兴”和所谓“中外和好”的梦幻中自我陶醉。甲午惨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情形已和已往不同了。一则是这次战争败得太惨，东洋人提出的条款太苛刻。再则是这次战争的对手是清政府人一直看不上眼的小国——东洋人。战后社会各阶层都是极大的震撼和痛心疾首。惨败的结局使光绪皇帝蒙受到难以承受的耻辱与刺激。他痛感国事危艰、危亡在即，“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前线将领、朝臣和士大夫纷纷上折条陈反对议和，18个督抚中10个反对和约，朝霞林院侍读奎华等一百五十五人联名上书认为“东洋人提出的赔款、割地的各条款是‘五洲所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局’如照此签约，后果必然是‘法人窥粤，英人窥滇，俄人西窥新疆，东窥三省（奉天、吉林、黑龙江）四夷入侵，各示所欲’”。张之洞和易顺鼎的奏折指出，“如批准条约，不仅台湾人民反抗闹事，各省军民也‘必致痛哭深怨，断不甘心。’结果会弄得‘民穷财尽，国防解体，海军无归宿，陆军无利器，‘各国侵凌，商人嗟怨，外患迭至，内变将出’，‘地险商利，饷力兵权，一朝夺尽神人共愤。’‘行见奉（天）、锦（州）、登（州）、（蓬）莱一带不复立锥，江浙粤各疆，不复能安忱，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饷械无济，而海运即穷；战争无能布置而海防又立穷。清政府将来必无可办之洋务。’”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则掀起“公车上书”运动，要求清廷拒和、练兵、迁都、变法。另一方面革命分子，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运动亦展开，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前的1895年2月领导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主张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政体。
战后列强势力进一步的延伸到了清政府内地，资本输出成为了主要的侵略载体和锐利武器。干涉清政府内政、践踏清政府主权的情况更为严重。外国教会势力的为所欲为和不法传教士、教民肆无忌惮的为害地方，激起整个帝国广泛的反抗。甲午战后到处爆发反洋教、反贪官污吏的斗争，其势如烈火燎原。社会下层民众为主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也轰轰烈烈的爆发了。尽管它以失败告终，但它客观上推动了清末社会的改革，并促使旧式的农民运动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
谈判逸事
秘密任务
1895年3月24日中日第三轮会谈后，李鸿章被东洋人刺客小山丰太郎枪击致伤，引起轩然大波。正如前文所述，此时东洋人最怕的就是李鸿章提前回国，导致欧每进行干涉。东洋人自然不可能坐等李鸿章的下一步的决定，因此陆奥宗光密电川上操六，请他把广岛大本营的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惪和佐藤进两人火速送到马关，要他们攫取李鸿章的治疗权，然后设法挽留他不要回国。当时李鸿章的主治医生是清政府人林联辉和法国驻华使馆医生德巴斯，在石黑的争取下，李鸿章在3月25日下午同意改由东洋人医生治疗。此后石黑和佐藤二人以其精湛的医术取得了李鸿章的信任，于是石黑趁机向李鸿章进言说：现需要绝对安静，暗示其不要有大动作。李鸿章表示同意。石黑见李鸿章无回国之意，便面见陆奥宗光报告说：“李鸿章的治疗已完全收归我方，我已经打消了他的回国念头。”陆奥宗光面呈喜色，多次说“辛苦了”，此项秘密任务遂大功告成。李鸿章当然不可能知晓内幕，反而对二人十分感激，不仅与其酬唱汉诗，还在回国后奏请清廷赏赐石黑忠惪和佐藤进宝星勋章。
减少赔款
传说谈判中东洋人要求清政府赔偿三万万两白银，但李鸿章挨了一颗子弹以后，东洋人当即减少一万万两赔款，此说并不属实。历史上李鸿章是在第三轮谈判后遇刺的，当时日方根本没有要求清朝赔款三万万两。1895年4月1日第四轮谈判时，东洋人才亮出了三万万两白银的赔款。4月3日，陆奥宗光在致东洋人驻各国使节的电报中明确说：“作为获得伟大胜利之结果，我方要求之条件决非过高，而提出较次更少之要求，东洋人国民终究不能满意”，要求他们对列强“相机为我方要求条件进行辩护”。由此可见，东洋人起初是咬定三万万两的赔款条件的。到了4月9日，中方向日方提交了赔款改为一万万两的修正案，与此同时东洋人人在破译李鸿章电报时看到“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只有罢议而归”一句时感到恐慌，因为东洋人最害怕的状况就是李鸿章停止谈判归国，引发列强干涉，于是伊藤博文等决定作出让步，明治天皇也说，万一谈判破裂，即便东洋鬼子打到北京，也“难免要受外国的干涉，最后割据的领土也将成为泡影”，遂同意让步方案。4月10日第五轮谈判，东洋人出示的最终修正案中将赔款折中为二万万两白银，此后不再更改。从东洋人减少赔款的过程可以看出，其关键因素是对欧每列强的忌惮，而并非小山丰太郎行刺后为抚慰李鸿章所致的。小山丰太郎行刺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洋人同意无条件停战，最多只能看作是减少赔款的间接因素。李鸿章在奏折中则将东洋人让步归结为自己“力与坚持，多方开导”的结果，虽不无自夸之嫌，但也没提及他是被东洋人人枪击后才减少了一万万两赔款的。
不履日地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时费尽心力，伊藤博文则态度强硬，极尽羞辱之能事。在条约缔结前最后一次谈判时，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没有想到阁下是如此严酷执拗之人！”随后愤然离去。李鸿章登船回国，发誓终生不再踏上东洋人土地。一年后李鸿章访问每国时途经东洋人，果然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终于没在东洋人上岸。
弃台传闻
传说李鸿章曾向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进言“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割让出去并不可惜”，这句话被广为引用。然而也有相关研究及评论者指出，根据所有可见史料档案，未能发现李鸿章发表这段评语的记录。相反，李鸿章在与当时东洋人首相伊藤博文进行《马关条约》的谈判时曾声明“台湾土地肥沃、物产饶多，民亦服王化，设官署，置吏员，纯然如本土”、“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清政府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等等。
☆、第三十一章 六个小人物
第三十一章 六个小人物
甲午战争失败，威海湾失守，潮 战场失利，清政府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
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清政府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清政府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清政府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清政府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 这在客观上促使清政府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清政府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清政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清政府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清政府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清政府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清政府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清政府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清政府。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清政府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清政府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严复认为要挽救清政府，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着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清政府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清政府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