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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问跪在下面的张文祥：“你到底受何人指使，刺杀马大人？”
张文祥在狱中过了两个月美好生活，养得白白胖胖，此时仍坚持之前的口供：“我本是浙江人，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上时大力捕杀海盗，我和海盗虽然关系不错，但我却不是海盗。马新贻诬陷我，还杀了我妻子，我于是只好逃往他乡。后来马新贻到宁波阅兵，我上状喊冤，马新贻不理。于是我就起了仇恨之心，跑到金陵来刺杀了马新贻。”
郑敦谨本来头脑发胀，听了张文祥的口供，不禁被逗得精神大振。
他问：“就因为这点事，你就刺杀马大人？”
张文祥回答：“是！”
“哈哈”，郑敦谨狂笑，去看曾国藩，想得到曾国藩的呼应。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曾国藩坐在那里正昏昏欲睡。
“曾大人！”郑敦谨喊了好几声，曾国藩似乎才从梦中惊醒，慌张地问：“怎样，怎样，招了吗？”
郑敦谨感到好笑：“曾大人为何不讯问？”
曾国藩迷迷糊糊地说：“有你在此，我何必问。我相信你。”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曾大人……”
“重刑伺候！”
上来几个虎狼衙役，把张文祥掀翻在地，一顿乱棍。张文祥被打得哭爹喊娘，眼看就要被打死。
郑敦谨喝令住手，无人住手。
“曾大人，”郑敦谨急了，“你这样会把他打死的。”
曾国藩懒洋洋地挥了挥手，仆役立即收了棍，站立一旁，就好像他们是傀儡，而提线则在曾国藩手中。
郑敦谨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来这里只是个摆设。真正能做主的是曾国藩，冥冥之中，他看到张文祥和曾国藩勾肩搭背，把酒言欢。
他想偷偷去审问张文祥，但张文祥已被打得不能开口。能开口时，口供依然如昔。这让郑敦谨产生一种感觉：张文祥在背台词。
郑尚书和金陵官员有心无心地谈天，谈到曾国藩时，众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曾大人办事向来一丝不苟，认真到极致。
郑尚书不阴不阳地问了句：“为什么在刺马案上，曾大人怎么如此心不在焉？”
没有人回答他。
他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答案。
在翻来覆去审讯了半个月后，郑敦谨已确定了一件事：刺马案永不可能有真相。
曾国藩在郑敦谨面前叹息连连，两人只能达成一致。曾国藩向朝廷上奏折说，“经过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并屡屡绝食，只剩最后一口气。我认为，倘若让他就这样死了，实是对他的恩赐。所以应迅速了结此案，明正典刑，给天下人一个警戒，也让张文祥罪有应得。”
慈禧看了奏折后，一言不发。
前一天回来的郑敦谨正站在她面前，低眉垂目，袍服正不自觉地抖动。
“你就没有审讯出一点东西吗？”慈禧气愤地质问他。
郑敦谨像是被电了一下，磕磕巴巴：“臣……无能……”
“哼，”慈禧气咻咻的，“这个曾国藩，老狐狸。”
郑敦谨发自真心地认同慈禧的判断：“臣疑心这件事和曾国藩有关系。”
慈禧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废话！我要你去干什么的？”
“扑通”，是郑尚书跪到地上的声音。
“我们吃了个哑巴亏。”慈禧说，“今后啊，这两江总督的椅子就只能让他们湘系的人坐了。否则，坐一个死一个。”
慈禧有未卜先知之能，自他之后，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彭玉麟，包括后来的曾国荃都担任过总督，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湘系成员。直到湘军逐渐没落，重量级人物先后死去，大清中央政府才把两江总督这个椅子收归己有。
有人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研究过，刺马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湘军集团。但绝对不是曾国藩本人的主使，可既然已经发生，作为湘军的开山鼻祖，曾国藩必须对整个集团的利益负责，于是，不可能查出真正的凶手。
天下人知道，慈禧更知道，所以只能同意曾国藩的奏折意见。
一个月后，张文祥在金陵被凌迟，刺马案结束。
曾国藩的人生也随着张文祥的声声惨呼，渐渐走向结束。
去世
有天早晨，曾国藩从一场轻松的梦中醒来，躺着回味了片刻，要坐起来，竟然没有成功。他用力坐起，一个跟头就翻下了床。
仆人们听到响动，慌忙闯进屋，发现曾国藩双手发颤，嘴角抽动，已不能说话。医生过来，折腾了半天，曾国藩才算恢复意识。
他看着围拢在身边的人，非常陌生。
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思念起了老战友。
已再无老战友，一个人如果心已死，心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回到金陵后，曾国藩的心情已经差到极点。一年来，他处理起公事来力不从心，神魂不安。他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说是圣恩已浅，特别担心无法善终。他还看着悲凉的月光说，京城那些王八蛋官员就从来没对他好过，总是找他的麻烦。尤其是天津教案后，京城上下都把他当成世界上最厌恶的人看待。
他四顾茫茫，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活下去的勇气渐渐消失，所剩下的只求快些死去。
其实，人无不以生为乐事，死为哀事、为惧事。但当百感交集，忧愁无法祛除时，就会感到忧生为苦、速死为乐。
1872年初，曾国藩就是这种心境。
乍暖还寒的一天，曾国藩单目无神地望着眼前一群陌生人，淡淡地说道：“把李鸿章叫来。”
众人面面相觑，从保定到金陵，山遥水远，李鸿章能来，可曾国藩能等吗？
“告诉他，我等他。”他语气坚定地说。
在等待李鸿章的漫长光阴中，曾国藩把仅有的那只眼闭紧了，养精蓄锐。
他想了很多，首先想到的是三不朽，他能成为三不朽人物吗？
立言，他写了无数家书、无数日记、无数文章，但毫无创造性见解，立言恐怕谈不上。
立德，他很满意都点了点头，中华传统道德，他的确按部就班地奉行着。
立功，他兴奋起来，睁开那只眼，平定太平天国，前无古人。
他又想到政局。他最喜欢的皇帝就是道光，道光对他也不错。可惜道光一朝，他无所建树。咸丰只是拿他当枪使，两人没有情感。至于慈禧，曾国藩笑了，又要用他，又要防备他，真是个辛苦的女人啊！
洋人在外虎视眈眈，百姓在内心怀不轨，这个帝国……
想到这里时，天空飘起了雨丝。曾国藩更衰弱了，几乎奄奄一息。不过他坚信，他肯定能等来李鸿章。因为他有毅力，而且正是靠着这人所共知，却很少有人做到的毅力，他走到了今天。
李鸿章果然来了，满头大汗。见到活着的曾国藩时，他泪流满面。
曾国藩说，我不是要你来哭丧的，我有事要交待。
“我有一大懊悔。”他格外严肃地说。
李鸿章正襟危坐地听着。
“我这个人顾虑太多，湘军浴血奋战十几年，收复金陵后，因为各种压力，竟然将其解散，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等于是自废武功。湘军众将飘如秋叶，我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至‘剿捻’无功，备受挫辱。”
李鸿章似乎明白了李鸿章这段话背后的意思。
“你要汲取我的教训，八旗、绿营再不可倚靠，保太后、皇上之安，保卫神州华夏，全仗你的淮军。今后，淮军必有被议论的一天，千万不要像我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必须有枪杆子，于家于国都应如此。”
李鸿章谨记在心，这是曾国藩留给他最丰厚的遗物，他终生未丢弃。
曾国藩喘息了一阵，又说：“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必须要依赖一二英雄人物开天辟地，后来者应和。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沉思许久，问：“天下谁是种子呢？”
“左宗棠！”
“什么？”李鸿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师和左宗棠几乎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会是他？
曾国藩看出了他的疑虑，一笑：“你呀，境界不高。左宗棠这人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我和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宗棠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人不能因私情而动国事！”
李鸿章谨记在心。
说完这些，又聊了些闲话。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走吧，直隶的事才是正事！”
李鸿章自然不肯走，曾国藩怒了：“我说了，不是让你来给我哭丧和送终的！”
李鸿章痛哭流涕，曾国藩却从床边抄起一本书，认真地阅读起来。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到花园里散步，回房间的路上，他突然对身边的人说，“脚痛。”
仆人们慌忙将他扶进房间，他没有躺下，而是笔直地坐下来。
再也没有话，所有人都等着。
窗外，有人听到花儿含苞正放的声音，也听到了曾国藩的一声悠长的呼吸。他睁开了眼，众人不禁惊骇万分。因为他的右眼似乎好了，正射出令人生畏的光芒来。
家人们都围拢在床边，曾国藩开了个小玩笑：“我平生最喜写遗嘱，想不到要死了，竟然没有时间写了。”
家人要号啕，曾国藩用眼神阻止：“我和你们谈谈心。”
人之将死，谈的心都是最真的。
曾国藩说：“我年轻时过度相信，人只要通过努力，就可胜天；中年之后，挫折不断，开始相信命运；步入老年，我发现命运才是人最应该重视的。所以我留下六个字，作为我的墓志铭，你们听好了——不信书，只信命。”
家人已有人哭出声，虽很小，却特别刺耳。
曾国藩从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意为：先给我闭嘴。
“还有，我这么多年来给你们写的信，要整理出来，就叫《曾国藩家书》吧。你们说我给你们洗脑也好，说教也好，我不管了。不要把它不当回事。”
这是个超级黑色幽默，他的《家书》始终让人坚信付出必有回报，而墓志铭却说，不信书，只信命。
说完这些话，曾国藩的脸色开始变得铁青，越来越青。
房间里重回死寂。
有人耐不住这死一般的沉寂，似乎受到神灵的启示，偷偷望向房梁。几只蚰蜒正在房梁上快乐地玩耍，突然“砰”的一声，蚰蜒如爆竹似的爆开，刺鼻的烟气袅袅绕梁。
就在这时，有人去试探曾国藩的鼻息，呼吸全无。
这位伟大人物在人间度过了61个年头后，抱着无限感慨离开人间。
在最后那缕气息荡向天空时，曾国藩一定会记起61年前曾祖父在房梁上看到的那几只蚰蜒。他将听到曾祖父用沙哑的嗓子喊出的命中注定的预言：龙，龙，龙！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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