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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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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地讲,在保定的一年,曾国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并未立竿见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如同一阵暴风,把曾国藩再吹到风口浪尖,吹出了保定。
  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绅士、民众和西方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互相谩骂、斗殴是轻的,严重的则会发生流血冲突,中国人会焚烧教堂,甚至弄出人命。
  最开始的传教士来中国,纯是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发现来中国就会受到如上帝般的待遇,于是鱼龙混杂。中国人首先对洋人的相貌就反感,加上儒教徒们的恶意宣传,中国人就把传教士们当成了魔鬼。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北京的门户天津。
  1870年入夏,天旱无雨,中国人花费人力物力和金钱,祭祀龙王爷,却毫无成效。传教士们也过来凑热闹,用科学解释说,世上只有上帝,没有龙王爷,天是否下雨和神仙无关。
  中国人愤愤不平,本来就不下雨,庄稼已宣告颗粒无收,洋鬼子还跑来说风凉话。于是,仇恨变成谣言。
  有人说,天不下雨全是因为传教士,有谣言更进一步:教堂专门拐卖小孩,然后挖心用来做药。更有谣言登峰造极:洋人的眼睛发蓝,是魔鬼,要想保持他们的魔力,必须要吃小孩的眼珠。很多人已亲眼所见,在教堂的地窖中,盘子里盛放的都是小孩的眼珠。
  当时风声已紧,有人提醒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传教士和民众的关系空前紧张。二人一笑,自从传教士来中国后,其和民众的关系就从未缓和过,慌什么!
  1870年6月18日,酷热阵阵。天津桃花口的百姓捉到一个叫武兰珍的诱拐儿童的人,村民们先将其暴揍一顿,然后送到知县刘杰处。
  审讯过程相当荒谬,刘杰事后称,武人贩子被送到时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其口供都是跪在他身边的桃花口百姓转达的。武人贩子说,他是教堂里派出来诱拐儿童的,还描述了教堂里有席棚栅栏,并说让他诱拐儿童的人是个两眼巨大的洋人。
  刘杰觉得事态严重,就通知了知府张光藻,张光藻急忙通知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便派了人去教堂,和教堂方面对质。
  结果对质那天,根本没发现武人贩子所说的席棚栅栏,他也不认识教堂里的传教士。崇厚认为,武人贩子在撒谎,张光藻也随便定了案,武人贩子是自主行为,和教堂无关。
  直到那时,天津方面的官员也未认识到事情真的很严重。当他们在教堂里对质时,教堂外面已围了许多中国人。案子一定,中国人情绪大为激动。教堂的人也激动,双方扭打在一起。
  崇厚立即派巡捕弹压,教堂方面当然不是吃素的,立即通知了他们的领事馆。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人和枪,在教堂前一阵乱轰。轰完后还不解恨,又跑到崇厚的衙门大闹。
  崇厚以德服人,劝他赶紧走,因为衙门口已围了许多人。丰大业气呼呼地走了,围在外面的中国人还算克制,放出一条路来,让他走。
  本来这件事应该就此结束,但丰大业自己作死,回去路上遇到天津知县刘杰,抽出枪来就射,刘杰侥幸,可他的家人却受了伤。这下惹恼了中国民众,大家发一声喊,把丰大业和他的随从围住,乱拳乱脚,活活打死。
  民众打得兴起,打死丰大业一行后,又跑到各个教堂和其他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又是烧又是杀,骚乱终结时,已有20名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烧三处。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京津震动。
  第二天,七个西方国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要清政府严惩凶手,各国军舰开始向天津大沽口方向集结,可谓剑拔弩张。只要一点星火,就能引起滔天大祸。
  能处理好这件事的人,在当时的世界,恐怕只有曾国藩。这是紫禁城所有人的共识,于是,曾国藩接到了命令:立即去天津处理这件事,记住,它关乎国运!
  但这道圣旨还有句话:如果你身体允许,就赶紧去。
  教案发生的一个月前,曾国藩已右眼失明,左眼差强人意,而且眩晕症加重。据他描述,走路犹如行进在云里,躺在床上如同躺在海浪上。
  如果他以继续患病为由,完全可以不去。幕僚们也说,您这身体和精神状况,恐怕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幕僚们说这些话时,曾国藩正在练字,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老实说,曾国藩的字属于中上。不过自从一只眼失明后,他的字就突然好了很多。有人猜测,由于只有一只眼,所以他写字时正如举枪瞄准,总能击中汉字的韵味。
  幕僚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他漫不经心地把写满字的纸放到一旁,在新纸上写了字,很大的字,一个字。
  他把纸张开,字的那面对准幕僚们。
  “贞!”幕僚们异口同声地读了出来。
  读,谁都会,可这个字背后的深意是什么,恐怕只有曾国藩知道。因为是他写的。
  看到幕僚们大惑不解的神情,曾国藩苍老的面容竟然展现出许久未有的微笑。
  他说,“朱熹把《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这个贞字配的自然是冬。我觉得,‘贞’字就是硬字诀。”
  幕僚们来了兴趣,期待曾国藩的尽兴发挥。
  “我认为,‘硬’就是倔强的意思,功业文章,都要从此二字贯注其中,柔靡不能成一事。认准了的事,非要有硬气,如农人所说的要如倔驴般,必要做出个模样来。”
  “我们知道曾公的意思了。”幕僚们都是聪明人。
  曾国藩接着发挥道:“何谓忠?尽自己的心力即是忠,这件事,我必须要去!哪怕死在天津,我也要去!”
  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的事,不回避,不推诿。这才是大丈夫性情。但处理教案的难度,曾国藩纵然只有一只眼,也看得异常清楚:难,实在是太难!
  对于难事,曾国藩向来有一种人生态度:以必死的决心去做!
  窗外,阳光刺眼,刺得曾国藩那只失明的眼睛都出奇疼痛。站了许久,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说,“我已提前穿上了寿衣。”
  庆幸的是,虽穿着寿衣,却还有机会写遗嘱。他提笔,情感真挚地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道遗嘱。
  这不是一封简单的遗嘱,它是曾国藩晚年的理念和思想状况。读一个人的思想,最好是读他的临终遗言,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曾国藩在1870年并未临终,却是以临终的心态写成的: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部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夺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钞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符篇积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力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修、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窗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佐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置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著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待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教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稗益于诸弟。余兄弟妹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叔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候、沅甫两叔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遗嘱的最后,曾国藩还留下两首诗,名为《忮求诗》。忮是嫉妒之意,求是多欲、贪求之意。曾国藩告诉子孙后代,不可嫉妒不可贪求,同时要克勤克俭,顺人生之自然。显然,这已脱离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了道家顺其自然、不争不怒的境界。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青少年时代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后,年老之时都会有这种心境,也会主动进入这种心境。世事沧桑,南柯一梦。几十年苦苦追求并且已得到的东西,最终不过是一场幻梦。
  这道遗嘱,曾国藩看了三遍,润色了三遍,然后偷偷地锁到箱子里,叮嘱留守保定的心腹道:“一月后,打开它,寄回我的家乡。”
  为什么是一个月?
  幕僚没有问,曾国藩也没有说。
  清晨,浓雾扑面而来,曾国藩被人搀扶到车前,回头用一只眼看了看直隶总督衙门,没看清楚。
  他吃力地登上车,车轮在石板路上嘎嘎地响起,曾国藩在车里如雕像,闭着一只眼,一动不动。
  怎么做都是错
  “这案子,难办!”
  这是崇厚见到曾国藩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曾国藩的心里话。
  虽然如此,曾国藩还是把自己的心意说给崇厚听。他说:“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一旦谈判不成,双方开战,作为有守土责任的地方长官,我是非死不可,而且肯定先死。”
  崇厚用丝绸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只是点头。
  “死是很容易的事,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一切责任都不必承担。从这点而言,我倒希望现在就死。”曾国藩悠悠地说,但语气却异常严肃。
  崇厚的丝绸手帕已湿透。
  “活着却是难事,只要你活着,你就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咱们身为朝廷命官,还要为江山社稷负责。出于责任心,我现在不能死,拼尽全部心力,也要把这件事解决,对得起自己、家庭和江山社稷。”
  “大人……”崇厚有点感动,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
  曾国藩没有给他贡献眼泪的机会,立即切入正题:“我来之前,已看了案件记录,大致知道了来龙去脉。我先说说我的想法?”
  崇厚郑重地点头。
  曾国藩的那只健康的眼睛开始发亮,这是他要解决事情时的一个特点。由于另外一只眼已不起作用,所以这只眼的光亮特别强。
  他认为,第一,把凶手缉拿归案,在这起事件中受伤的外国人,尽我们最大力量赔偿;第二,重新审讯那个人贩子武兰珍。如果洋人真有挖心剜眼的行为,那咱们就占了理;如果没有,那惨了,咱们理屈。
  曾国藩又说,即使咱们占了理,洋人毕竟死了20个,咱们也要赔偿。如果真能用金钱把干戈化为玉帛,那就是上天保佑了。
  “就这么简单?”崇厚脱口而问。
  曾国藩苦笑:“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真这么简单,我何必要抱着必死的决心来。”
  他满嘴都是苦水,那只还算健康的眼开始隐隐作痛:“洋人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要坚定一件事,只要没有战争,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
  两人短暂商议之后,审讯工作立即开始。武人贩子很快真心实意地招供,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教堂,他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人贩子,和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国藩感到很遗憾,对崇厚说,因为这么个撒谎精,惹出这么大的事,真不值!
  “那就是咱们理亏了?”崇厚问。
  曾国藩点头。
  崇厚来了聪明劲:“不对,是丰大业先开的枪,打伤了县令刘杰的家人,群众才一怒之下动手的。”
  “人家死了人啊。”曾国藩语气加重,“洋人啊,这种人死不得的。”
  洋人的命超级值钱,几乎是当时的硬通货。
  法国公使施施然地来了,笑颜如花。
  从曾国藩仅有的一只眼看这位法国公使,他是位彬彬有礼的君子。这位君子向曾国藩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赔修教堂。
  “可以。”曾国藩略欢喜地回答。
  第二,厚葬丰大业。
  “好!”
  第三,查办凶手。
  “当然,”曾国藩说,“我们正在全力缉拿凶手,一个不会放过。”
  法国公使很满意,觉得曾国藩是个最佳谈判对象。
  第四,严惩地方官。
  “这个嘛,”曾国藩思索了一下,“怎么个严惩法呢?”
  法国公使微笑:“以命抵命,应将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处决。”
  曾国藩浑身一颤。还未等他开口,法国公使已收起君子之态,换上了强盗做派:“如若不然,我们就将天津化为焦土。”
  “无理!”曾国藩气得浑身发抖,法国公使离开,崇厚来安慰他时,他仍抖个不停。
  “太无理,”曾国藩中气虽已不足,但发起怒来,仍让人惊悚,“地方官即使同情骚乱的民众,但并未直接参与。说他们镇压不力,无非是撤职,竟然要他们的命,于理于法都说不通。这群该死的洋人!”
  崇厚此时倒冷静下来:“如果不这样做,洋人真的会开战。”
  曾国藩瞪圆了那只眼,热血上涌,但猛地就血液回流,他又恢复到萎靡状态。
  这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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