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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会心地一笑：“不是我托大，我向来做事求稳，凡事都经过深思熟虑，那套对付捻军的办法，只要假以时日，必生效果。”
“是！是！是！”
“我说到哪里了？”
幕僚们异口同声：“中兴。”
“哦，对！”曾国藩停顿了一下，“我原本以为只要没了战争，就等于站在‘中兴’门外，想不到……”
他所谓的“想不到”，其实早有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有忧患意识的人眼前，他只是不忍看得那么透罢了。
大清帝国当时已如百余年的茅草屋，四面透风，摇摇欲坠。帝国内部，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但各地起义仍接连不断，敲打着大清帝国的神经，紫禁城中，慈禧以中下之智、上上之欲统治着这个帝国，她只能让它变得更坏。帝国外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就不停地搜刮它的财富。曾国藩在剿捻时路过各地看到村庄乃至城市的破败时，悲痛欲绝，这哪里还是个帝国，简直就是败絮。
在曾国藩看来，外部的敌人永远不是问题，于是他轻描淡写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了西方的武器改练军队，同时自己也制造洋枪洋炮这些近代武器，就能抵御地方列强的攻击。在此基础上，再深入钻研和了解西方技术，假以时日，完全可以打败那群鬼子。
他看不到西方的成功是因为制度，而非武器。这种天真之想，让他第一个在中国创建了西方武器制造厂，也是他，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在他的鼓吹下，当时中国很多人都把眼睛瞄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历经二十余年，结果在和日本的甲午战争中暴露了它的毫无效果。
其实，“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个伪命题。“师夷长技”的目的是“制夷”，而不是让自己绝对强大起来，一旦夷狄没了，那些“长技”必被取消。满洲人入关后，拒绝使用火器就是明证。满洲的统治者似乎很精明，他们认为一旦火器普及会动摇其统治，但如你所知，这是小农思维。当他们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才发现了自己的差距，但悔之晚矣。
曾国藩觉得，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内部。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不稳，是绝对的不稳。至于外部，不过是肘腋之患。对于如何处理内部，曾国藩毫无信心。本来，他认为吏治清明是重点，可正是他本人一直在破坏吏治。
担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在其辖区内把他认为的贪官污吏统统撤掉，换上自己认定的好官吏。但这些人到任后并未给曾国藩增光，相反，他们变本加厉，比从前的官员还要贪腐。
曾国藩极为痛苦，却束手无策，原因无他，主要是这些官吏不是他的亲信，就是他亲信的亲信；不是他亲手所保举，就是他保举的人所保举。所以他明知问题很大，非整顿不可，却无法下手，只能装聋作哑。
那个后来在“洋务运动”中成为标志性人物的丁日昌，在江苏常州做官时，打着洋务运动的旗号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有幕僚提醒曾国藩，若想整顿江苏吏治，必须首先从丁日昌开刀。
曾国藩长叹一声说：“丁日昌横征暴敛，是在给李鸿章提供剿捻军费，即使再坏也不能去掉。”
幕僚也长叹一声说：“那就只能让吏治继续败坏下去了。”
吏治腐败，让曾国藩渐渐失去“中兴”的信心，“中兴”的口头禅也慢慢从他嘴里消失不见。一次，某个幕僚对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只不过现在皇帝的威权很重，割据风气还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中央政府好像正在烂掉。”
幕僚道：“祸患必是中央政府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各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超出五十年。”
曾国藩不禁皱眉：“能否南迁？”
幕僚斩钉截铁：“不可能！”
曾国藩很不服气，和幕僚大起争辩。幕僚最后甩给他一句话：“国初杀戮太重，满汉仇恨深刻，一成死灰，永不可能复燃，即令复燃，也不会长久。您就睁眼瞧着吧。”
曾国藩闭上了眼。最近，他的眼睛一直酸胀，看东西异常模糊。他知道这是病，但他不知道该从哪里治起。
就像是吏治，就像是他的癣病，还有他日益加重的肺病。
不是病入膏肓，而是命中注定，这种病会带走一个人，乃至一个帝国。
第十一章 最后没有辉煌
见慈禧
1868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慈禧太后在花园里漫步。突然，这位阴阳怪气的女人阴阳怪气地问了句：“曾国藩在金陵干吗呢？”
跟随她的人除了宫女就是太监，无人能回答整个问题。她似乎也没想得到答案，继续说道：“皇上（同治）自即位后还没见过他呢。”
伶俐的太监马上跟上一句：“您也没见过他呢。”
慈禧微微一笑：“那就让他来趟京师？”
无人应答。大清王朝，戒律森严，太监和女人不得干政。慈禧所以干政，是因为她就不是个女人，甚至不是人。
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在金陵接到圣旨，命他担任直隶总督，顺便到京城觐见。
直隶是京师的屏障，大清的总督是地方之王，直隶总督则是万王之王，太平时节，掌握最富庶的江南、供应朝廷财政需求的两江总督都在它之下。
曾国藩听到圣旨时，有如释重负之感。
他在金陵大张旗鼓地搞“洋务运动”、整顿吏治，已是黔驴技穷。正愁无处寻找出路时，慈禧拯救了他。
幕僚们却另有想法：这是中央政府要改变“内轻外重”的局面，您这任命是明升暗降，天子脚下可不好做官。
“哎，”曾国藩面无表情地叹气说，“凡事都有利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
幕僚们不说话了，显然，曾国藩是非去不可了。
在把金陵事务做一番布置和交接后，1868年12月，曾国藩登上了北上的专船。
他没有直接去直隶总督的任所保定，而是先去了北京。1869年1月末，曾国藩抵达京城。
自他回家守孝直到现在，已有十七年。这十七年的沧桑风雨，把曾国藩锻造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也把他摧残成了一个病夫。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他感慨万千。京城仍和十七年前一样，毫无生机。
一个行将就木的京城，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京城，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京城好像沉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按朝廷的意思，他将在第二天上午觐见皇上和慈禧太后。
那天晚上，残酷的噩梦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早晨醒来时，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眼神迷离。
精神状态真差！他在路上不禁自责，第一次见新皇帝和皇太后，竟然是这副模样，真是有失大臣之礼。
他被人领进皇帝的养心殿，按规矩，他跪在一个蒲团上。蒲团冰冷，房间里虽有火盆，但离他太远。他跪了一会儿，就感觉浑身发凉，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养心殿也是老样子，丝毫不见任何改观。曾国藩叹了口气，那种感觉又回来了：这个城市好像昏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已经跪了半个时辰，有太监过来拨拉了几下火盆。曾国藩感觉热气猛地上来了，他偷偷向里面的门望去，门关着，毫无动静，像是墓门。
腿开始发麻，背脊发酸，他悄无声息地直了直腰。“嘎吱”一声，他听到自己的脊柱某个关节响了一下，这声响动把他吓一跳。门口的太监马上看了他一眼，曾国藩冷汗直冒。
半个时辰后，他几乎支持不住，要跌坐在蒲团上。他的身体太脆弱，已无法支撑，唯一支撑他的是多年来锻炼出来的意志力。
又半个时辰过去了，曾国藩几乎要晕倒。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向一边倾斜，意志力失去作用。就在这千钧一发时，那个墓门突然开启。
一个公鸭嗓子喊起：“皇上、皇太后驾到。”
像是一个人猛地推了曾国藩一下，他立即跪直了。
同治皇帝出来了，畏缩的步子，猥琐的身材，空洞的双眼。他走到龙椅前，看了眼跪在下面的曾国藩。
他不认识，也毫无感情。他就孤独地站在那里，直到后面帘子里的慈禧坐定了，他才坐进龙椅。
曾国藩要脱帽叩头，帘子后面传出慈禧的声音：“免冠。”
曾国藩激动起来：“谢皇太后。”
磕头完毕，慈禧又发话：“抬头。让皇上看看你。”
曾国藩慢慢地抬头，和同治的眼神碰到一处，他迅速地低下头。刹那间，他有种感觉，同治的人生状态非常差。
“几时辰了？”慈禧问。
曾国藩算了一下，说出了正确的时辰。
“我是问你，你跪了几时了。”
“臣……”曾国藩不知该如何回答。
慈禧似乎在帘子后笑了，而且很得意：“知道为什么让你跪这么久吗？”
曾国藩当然知道，这是慈禧给他的下马威，提醒、警告他，不要以为你建下那么大的功业就了不起，在这里，你就是个臣。
她知道曾国藩明白，所以也就不必知道答案。
“江南的事办理完了？”
曾国藩回答：“办完了。”
“湘军都解散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听说有股贼人被称为哥老会的，好像湘军参加的多。”
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原本是个互助合作的社团，但曾国藩解散湘军后，很多湘军士兵都参加了哥老会，于是这个团体就成了黑社会。
曾国藩在金陵时一直提心吊胆这件事，特别担心哥老会连累自己，今天果然被慈禧提出。
他正准备把自己抛进深沉的思考中，慈禧已岔开话题，继续问道：“来的路上可平安？”
平安倒平安，但曾国藩一路见到百姓流离失所，盗贼横行，这不是好兆头。
“很平安。”
慈禧“哦”了一声，又问：“你出京多久了？”
“十七年。”
“带兵呢？”
“出京后就一直带兵，只是这两年才在江南做官。”
“哦。”
慈禧不再问，光阴沉寂下来，气氛有些尴尬。
“皇上可有问的？”慈禧放话。
同治急忙扭头，向帘子里说：“没有。”
慈禧啧啧：“皇上，这曾国藩可不是一般人，若不是他，咱们大清江山……”
“砰”的一声，曾国藩已把头狠狠地磕到地上，“臣应尽之责，全赖皇上、皇太后保佑，长毛贼才被剿灭。”
“不是这样说，”慈禧道，“你的功劳苦劳，皇上都记着呢。”
曾国藩又叩头，这次比上次还用力，养心殿都晃动了一下。
“直隶的事，你大概清楚吧？”
“臣已做了详尽调查。”
慈禧满意地点头：“洋人逼得紧，直隶非比寻常，你要好好做，做好！”
曾国藩再叩头，比上两次轻了很多。不是他不想再磕得那么重，而是已头晕眼花。
时光荏苒，慈禧又问了很多问题，包括曾国藩的家人和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都对答如流。后来，同治悄悄地伸了个懒腰，谈话就结束了。
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对这次觐见有如下评论：皇太后问的全是废话，毫无价值。皇上神情懒散，不知在伪装还真就如此，堪忧！
这是诚！但不是忠，曾国藩写完这段日记后，大为懊恼，认为自己的心灵开始生长了野草，于是急忙静坐，改过。
改过之后，他就跑出去游览京城，顺便去拜访当年的好友。这更让他心情低落，因为当年在京城的大多数好友，全都离开人世。
人最忧惧的就是这个，自己年纪已老，身体状况又差，一听到老友死了，更是情绪低落。
后来，他索性就待在寓所里，养着精神，为去保定上任而积蓄力量。
春节那天，慈禧大摆筵席，请臣子们吃饭。曾国藩获得最高荣誉：位列汉臣之首。他激动得老泪纵横，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和委屈全部消散，对大清的忠诚再上一个台阶。
1869年2月的最后一天，曾国藩觐见慈禧。他要去上任了，按规矩，应该去找最高领导人“请训”。
慈禧依然是冷冷的腔调：“你到直隶后先办何事？”
曾国藩回答：“臣按皇上和皇太后的意思，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你打算练多少兵？”
“二万。”
“够了？”
“只要配备洋人的武器，足够保卫京师。”
慈禧叹了口气：“当初僧格林沁十万人，却挡不住洋人的几千人，你现在明白我为何要你做直隶总督了吧。”
曾国藩明白，他训练出的湘军灭亡了太平天国，慈禧希望他还能创造奇迹，训练更强大的一支军队，保卫京师，最好能打败洋人。
然而他已老了，精力不济。他虽有心，却总觉得前途未卜，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他对慈禧说，湘军是白手起家，如今形势严峻，臣身体大不如前，我的意思是，可用绿营兵（政府军）为基础，再加入李鸿章淮军的一部，短时间内可训练出一支精锐。
慈禧微微点了点头：“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叩头谢恩：“眼神大不如前了，其他还好。”
“还好就好。”慈禧漫不经心地说，“走吧，迟早也要走。”
是的，迟早都要走。
曾国藩第二天就离开京城，奔向了去保定的路。
去天津
保定城一潭死水，因为有官文在。官文被曾国荃弹劾后，跑回北京休闲了一段时间，就被派到保定，做了代理直隶总督。
曾国藩向他伸出饱含深情的友谊之手，官文却想在上面吐口水。他和曾氏兄弟的仇恨虽未不共戴天，却在心里发誓老死不相往来。
在开始直隶总督工作前，曾国藩用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工作态度。
第一副对联是这样的：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他问人：“怎样？”
“好！”
他也觉得好，可第二天早上醒来，再看这副对联，觉得不太好。较真的人往往都是这样，一定要做到最好。于是，他又写了第二副：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社，即长官藉免愆尤。
他又问人：“怎样？”
“这个嘛，太深奥了。”
曾国藩扯碎了，捻着胡子，捻掉了几十根，写出了第三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幕僚们都叫起好来，“大人真是用心良苦，让人敬佩。”
曾国藩说：“诸位既了解我的心，我就欣慰了。”
这三副对联可谓是曾国藩的誓言，既要练好兵，又要整顿吏治，希望官员们能够体恤民间疾苦，认真办事，修养民力，让百姓有个喘息的时间，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他这样希望，也这样做了。
首先是练兵，他从淮军和绿营中挑选精锐，用训练湘军的办法训练这支部队。其次是整顿吏治，难度很大。他择优录取了很多人，淘汰了很多人，但湘系的人从全国各地都跑来找他，结果，保定的吏治又和金陵异曲同工。最后，曾国藩在辖区内大兴水利，防杜河患，保证农业。
公平地讲，在保定的一年，曾国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并未立竿见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如同一阵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