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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卡洛斯开始在暗中密切看护她。每天早晨，当她在水里游泳时，他就会就近找点活儿干，好掌握她的动向。他开始定期检修她的摩托车，以确保所有部件不会出问题。他在散落在山脊上的小村落里设立了许多岗哨，让村民们帮着盯梢，这样当“圣母”殿下每天下午出来散步时，总会有人看着她。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一天下午，当强劲的海风来袭时，是卡洛斯注意到了“圣母”殿下还在山脊上散步。他在一堆碎石中找到了她，发现她已经不省人事，左手压在一块重达一百多磅的巨石下面。他把她抢救出来，抱回了村子里。后来里斯本的医生说，要不是卡洛斯的及时抢救，安娜·罗尔夫恐怕就要失去她那只蜚声世界的左手了。
她的康复过程漫长而痛苦——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连好几个星期，她的左臂都动弹不得，上面缠着厚厚的玻璃纤维绷带。由于她再也骑不了摩托车了，卡洛斯暂时成了她的司机。每天早上，他开着她的白色路虎车，载着她一路奔驰下山，进村赶集。行车途中，“圣母”殿下一直沉默着，两眼望着窗外，缠满绷带的手放在膝盖上。曾经有一次，卡洛斯为了让她开心起来，在车上播放了莫扎特的曲子，不料“圣母”殿下把光碟取出来，一把扔进了窗外的树林里。从那以后，卡洛斯再也不敢给她放音乐了。
随着伤势渐渐恢复，她手上的绷带越来越少，最后干脆不绑绷带了。原本大片的浮肿也开始消退，只不过上面留下了疤痕。“圣母”殿下想尽了办法遮掩这块疤痕，她穿上了长袖衬衫，袖口用蕾丝花边拼贴起来。进村赶集时，她会下意识地把左手藏在右手臂下。
等她试图重拾小提琴时，她的心情变得更坏了。一连五天，每天下午她都会去别墅二楼的琴房。每次她都会试着演奏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两个八度小调音阶、琶音什么的，但是就连这些，对于她受伤的左手来说，都已经是巨大的挑战。没过多久，练琴室里就会传出一声痛彻心扉的尖叫，紧接着就是一连串声嘶力竭的咆哮怒骂，听声音像是在说德语。第五天，卡洛斯从葡萄园里看见“圣母”殿下把她那台名贵的瓜尔内里小提琴高高举过头顶，准备摔到地上。但是她最终没有狠下心来，而是把小提琴轻轻放了下来，抱在怀里，痛哭起来。当天晚上，卡洛斯在咖啡厅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曼努埃尔，曼努埃尔则伸手拿起电话，向话务员询问了欧洲艺术管理公司的电话号码。
过了四十八个小时，村子里来了一小队人马。为首的是费奥纳，一名英国女子，同行的还有两个男的，一个来自美国，叫格里高利，另一个来自德国，叫郎先生，看起来脸色阴沉，不爱说话。每天早上，格里高利都会督促“圣母”殿下做几个小时的复健，帮助她恢复手部肌肉的力量和关节的灵活性。到了中午，郎先生就会来到练琴室，手把手地教她怎么重拾小提琴。她的技艺渐渐恢复了，但是就连在葡萄园里干活的卡洛斯都能听出来，她的水平已经比不上从前了。
到了十月，这三个人就离开了，“圣母”殿下又变成了一个人，她的作息又变得和往常一样规律，只不过每次骑摩托车时都会小心一些，出门散步之前也会先看一下天气预报。
到了万灵节，她又消失了。卡洛斯注意到，这次她坐上路虎揽胜座驾前往里斯本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个黑色皮革的服装袋，没有带小提琴。第二天，他在咖啡厅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曼努埃尔，曼努埃尔给他看了一则《国际先驱论坛导报》的新闻。卡洛斯看不懂英文，于是曼努埃尔给他翻译了出来。
“父亲去世的消息就已经够令人悲伤的了，”卡洛斯说，“至于谋杀……那简直太糟糕了。”
“的确，”曼努埃尔说着，把报纸折了起来，“不过你应该听听她可怜的母亲是怎么死的。”
卡洛斯正在葡萄园里剪枝，为即将到来的冬天作准备，这时“圣母”殿下从苏黎世回来了。她在车道中停了一会儿，解开发带，在海风中甩了甩披散下来的头发，然后消失在别墅里。过了一会儿，卡洛斯看见她的身影在琴房的窗前闪了一下，室内漆黑一片。“圣母”殿下练琴的时候从来不开灯。
女主人拉琴的时候，卡洛斯低下头继续干活，手里的修枝剪跟着崖底海浪的节拍咔嚓咔嚓地剪着葡萄藤。这一次，女主人练习的是她以前经常演奏的那首奏鸣曲——它神秘而诡异，每听一遍就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仿佛这首曲子的灵感正是来源于魔鬼本身。自从左手受伤以后，“圣母”殿下再也没能演奏这支曲子。卡洛斯本已做好心理准备，等着练琴室里传出那声痛彻心扉的嘶吼，但是过了五分钟，他惊呆了，手里的修枝剪不自觉地停了下来。他抬起头来，视线越过一级级山坡看着别墅的方向。她今晚的演奏简直太妙了，就像有两个小提琴手在别墅里合奏一样。
天气渐渐凉了下来，一片薄薄的海雾爬上了山坡。卡洛斯把剪下来的—大堆葡萄藤点燃，自己蹲坐在火堆旁边。“圣母”殿下的演奏已经进行到最难的部分，这是一段变幻多端的降调旋律——一曲魔鬼的乐章，想到这里，他笑了笑，背过身去，等着“圣母”殿下演砸之后大发脾气，但这次他等来的只有一段激情澎湃的降调旋律，它的音调越来越低，最后戛然而止，为第一段乐章画上了坚定的休止符。
“圣母”殿下休息了片刻，接着开始演奏第二段乐章。卡洛斯转过身来，向山顶望去。此时山顶的别墅正沐浴在橙色的晚霞当中，女管家玛丽亚正在院子里扫地。卡洛斯把帽子高举过头顶，使劲挥舞着，等着玛丽亚注意到他——这个时候发出任何声响都是不允许的，因为不能打扰“圣母”殿下的演奏。过了一会儿，玛丽亚抬起头，扫帚停了下来。卡洛斯开始跟她打手势：你怎么看，玛丽亚？你觉得这次女主人的演奏会顺利吗？女管家十指交握，抬头望天：感谢你，万能的主。
“是啊。”卡洛斯看着晚风中的烟火，不由心生感叹。感谢你，万能的主。今晚一切顺利，天气晴好，冬剪已经完成，“圣母”殿下又开始演奏她心爱的奏鸣曲了。
四小时后，当安娜·罗尔夫结束演奏，把小提琴放回琴盒里时，她感到精疲力竭，却又心神不宁，每次练完琴，她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她走进卧室，一头躺倒在柔软而凉爽的羽绒被上，摊开双臂，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晚风拂过屋檐发出的沙沙声。疲乏与焦躁之外，她还有另外一种久违的感觉，那就是心满意足。这首塔蒂尼的交响曲一直是她的代表作，但自从左手受伤后，换弦和双音对她来说难度太大了。今晚，她的演奏出奇的好，这在伤好之后还是第一次。她总是发现自己会把内心的情感投射到演奏出来的音乐当中。每次她把琴弓放在琴弦上时，内心的愤怒、哀伤、焦虑以及如此种种的情感就会喷涌而出。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借由父亲的死亡发泄出来的情感力量，能使她再次完美地演奏出塔蒂尼的交响曲。
她突然很想站起来走动走动，于是从床上坐起来，脱掉汗湿的T恤，换上一件棉织毛衣。她花了几分钟时间在别墅的各个房间里来回走着，一会儿打开一盏灯，一会儿关掉一扇窗。她光着脚踩在光滑的赤陶土地板砖上，感觉凉凉的。她太喜欢这个地方了。周围的墙壁粉刷得光洁如洗，家具上盖着漂亮的帆布，看起来非常舒服。室内空间宽敞而明亮，不像她以前在苏黎世住的那个房间，又窄又暗。家居装潢简朴大方，很像个家的样子，是个没有秘密的空间——这便是她心目中的家。
她在厨房里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红酒，这酒是当地的葡萄酒商酿造的，里面还混合了她自己种的葡萄。不一会儿，由于酒精的作用，她的感情变迟钝了。饮酒向来是古典音乐界的一个肮脏的小秘密。她合作过的许多交响乐团都在午餐时间大肆豪饮，回来演出的时候，大家一个个都醉醺醺的样子，能上台演出都是奇迹。她打开冰箱，从里面找吃的。之前在苏黎世几乎没怎么吃东西，这会儿饿得发慌。她把鸡蛋打入碗中搅散，在锅里倒入橄榄油，放入蘑菇、土豆和当地的香菜煸炒，然后倒入蛋汁，起锅撒上一些奶酪末。这几天在苏黎世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噩梦，噩梦之后，干点简单的家务活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煎蛋卷做好以后，她坐在碗柜前的高脚凳上，就着剩下的红酒吃了起来。
这时候，她注意到电话答录机上的指示灯在闪，里面有四通留言。很久以前，她就把电话的所有铃声都关闭了，以防练琴的时候被人打扰。她用叉子叉了一小块蛋卷放进嘴里，然后摁了答录机上的播放键。第一通电话是她父亲的律师从苏黎世打来的，似乎还有几份文件需要她签署。“我可以用快递连夜把包裹送到别墅来，您看这样方便吗？”
嗯，行，她心想。她打算明天早上给他回个电话。
第二通电话是马可打来的，很久以前，他们曾经订过婚。马可和安娜一样，是个卓有天赋的独奏家，但他在意大利以外没什么名声。他不能忍受安娜蜚声国际而自己却默默无闻的事实，为了报复安娜，他跟罗马近半数女子上过床。跟马可分手后，她发誓再也不和音乐家谈恋爱了。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父亲去世的消息了，我的心肝宝贝安娜，我很抱歉，我该怎么办？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我会坐下一班飞机过来的。”
不，你不会的，她心想。她打算明天早上给律师打完电话之后就给他打一个。运气好的话，她的电话会自动转到答录机，这样她就不必听他那恶心的声音了。
第三通电话是费奥纳·理查德森打来的，费奥纳是安娜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信任的人。每当她遇到什么挫折，萎靡不振的时候，费奥纳都会陪在她身边，把她从失意中拉出来。“你到家了吗，安娜？葬礼怎么样？肯定很糟糕吧，这种事情总是这样。我在想你去威尼斯演出的事情，也许我们该把它推迟一段时间。扎卡里亚会理解的，你的乐迷们也会理解的。刚经历过这种事情，没有人能这么快上台演出的，你需要一点时间来哀悼，安娜——即使你一直讨厌那个老混蛋。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吧。”
她不会把威尼斯的独奏会取消的，她很纳闷为什么费奥纳会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已经取消两场演出了，新闻界、乐团团长及各大主办方早已一片哗然。如果她再取消第三场演出，造成的损失将变得难以挽回。她打算明天早上给费奥纳打电话，告诉她自己会在两周之内到达威尼斯。
最后一通电话还是费奥纳打来的。
“还有一件事情，安娜。前两天以色列大使馆来了一位非常和善的绅士，他说他想见你。他说他有你父亲被害的线索。这男的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你可能会对他想说的话有兴趣。他给我留了个电话号码，你手头有笔吗？”
费奥纳把号码报了出来。
卡洛斯已经往壁炉里加了一堆橄榄木，安娜把木头点燃，懒洋洋地靠在沙发里，看着壁炉里的火越烧越旺。她就着跳动的火光看着自己的左手，火光投射出来的影子在她的伤疤上摇曳着。
她一直以为父亲的死会给她带来某种“内心的宁静”，好比“尘埃落定”——美国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对她来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也比生在一个人情冷漠的家庭要好。如果父亲是寿终正寝，她或许还能找到某种内心的宁静，但事实正好相反，父亲是在自己家里被射杀了。
她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父亲葬礼的画面。举行葬礼的地点在利马特河河岸的一座古老教堂——苏黎世圣母大教堂。来宾们就像前来观摩股东大会的看客一样，似乎全城所有的金融界人士都到场了，大银行、大商行的青年才俊、财界精英和仍然在世的老一辈金融寡头齐聚一堂，其中有些人二十五年前还出席过她母亲的葬礼。
听悼词的时候，安娜发现自己非常讨厌父亲被谋杀的事实。从小到大，那个老家伙给她带来的伤害就不可胜数。这次他仿佛算计好了似的，就算死也不肯安安静静地走，而是要以如此暴烈的方式再给她带来最后一次伤害。媒体大肆加油添醋，把她家里所有不幸的往事都翻了出来：母亲的自杀、哥哥在环瑞自行车赛上的车祸、她自己的左手负伤……所有这些串在一起，最终得出一个荒唐透顶的结论，“被诅咒的家庭”——这是《新苏黎世报》当天头版头条刊载这篇新闻时所用的标题。
安娜·罗尔夫不相信诅咒，她认为凡事总有一个原因。她之所以伤了左手，是因为她太愚蠢了，明明天上乌云滚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袭，她还愣是站在山脊上不走；她哥哥之所以出了车祸，是因为他故意选了一个高危职业，好跟父亲斗气；至于她母亲……安娜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自杀，其中的内情恐怕只有她父亲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母亲的自杀是有原因的，这不是什么诅咒在作祟。
同样，这次父亲被杀也不是诅咒作祟。
可他为什么会被人杀害呢？葬礼前一天，她被苏黎世警方盘问了很久，盘问她的是一个叫做格哈特·彼得森的安全局官员。你父亲有什么仇人吗，罗尔夫小姐？你知道哪些人想伤害他吗？如果你有什么线索可以协助调查，请马上告诉我们，罗尔夫小姐。她的确知道些线索，但这不是能跟瑞士警方讲的事情，她一直觉得，瑞士警方其实就是幕后黑手之一。
既然警方不能信，她还可以相信谁呢？
“前两天以色列大使馆来了一位非常和善的绅士，他说他想见你。”
她看着先头记在纸上的电话号码。
“他说他有你父亲被害的线索。”
为什么一个以色列人会有她父亲被害的线索呢？她真的愿意听他说这些事情吗？或许不去管它会更好，这样她就能专心致志地练小提琴，做好去威尼斯演出的准备。她最后一次看了看纸上的电话号码，把它记在心里，然后将纸投进了壁炉里。
她看了看左手上的伤疤，心想，所谓罗尔夫家庭的诅咒是不存在的，事情的发生必定有个原因。二十五年前，母亲自杀了，时至今日，父亲被人杀害了，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谁才是可以信赖的人呢？
“这男的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你可能会对他想说的话有兴趣。”
她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想了想，然后走到厨房，拿起电话听筒，在键盘上拨了那个号码。
9
葡萄牙，银海岸
通往安娜·罗尔夫别墅的道路盘山而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大西洋。壮观的海景时不时会被路边一排拔地而起的冷杉树、一块突出的灰褐色花岗岩所遮挡。此时已是迟暮，夕阳西下，海水被晚霞染成了金色，滚滚巨浪拍打着狭窄的沙滩。加百列摇下车窗，一阵凛冽的寒风灌了进来，空气中夹杂着强烈的海水气息。
按照安娜·罗尔夫之前给他的指示，他朝着村庄驶去，过了摩尔人遗址便向左转，沿着山路一直往前行，经过一座古老的酿酒厂，便绕着酒厂的围墙钻进树林里。此时的山路变成了砂石路，复又变成土路，上面覆满了松针。
土路尽头是一道木门。加百列下了车，把木门开到能过车的宽度，然后继续前行。安娜·罗尔夫的别墅赫然屹立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