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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吗？”她小心地问道。
我望向东方，视线穿过树丛，一面用手遮挡住升起的耀眼阳光。“暂时把舒密特的死忘掉，你就有答案了。他一个人在上了锁的运务员专用车里，是车上唯一两个知道保险箱密码的人之一，保险箱打开了，珠宝不见了，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吧？舒密特——只有舒密特——才能偷得到那些珠宝。”
她在空白的画布上画了一笔，那条红色和我所看到的天空的颜色相比，似乎太深了些。“那是谁杀了他呢？行凶的刀到哪里去了——还有珠宝呢？”
“当然，他有个共犯。他告诉我们说他要上床睡觉，可是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时，他身上仍然穿着制服。可见他当时是在等人——不是随便哪一个乘客，他们根本不知道车上有珠宝，而是某一个他事先就说过这事的人，也就是在帕尔森通知铁路公司，要求使用保险箱之后。”
“你问我是不是艾坡看到过舒密特和我在一起。”
“是的——因为你就是那个共犯，对吧？一旦我们明白舒密特是窃贼，把珠宝交给了共犯，那上锁的运务员专用车密室之谜就一清二楚了。他把珠宝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由那个发饷用的小窗口递出去交给等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共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计划要编造的故事是什么，可是他根本连说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决定自己独吞那批珠宝。
“你由那扇小窗子用刀刺了他的胸口。他踉跄后退，门边只留下一两滴血迹，然后倒在保险箱旁边。之后你只要把小窗一关，让弹簧锁锁上，那完全不是凶手如何从运务员专用车里逃出的问题，因为凶手根本从来没进过运务员专用车！”
“你认为是我干的？”
我点了点头。“舒密特在他垂死时留下的讯息指出是你。”
“指的是我？elf？”
“我刚刚看到奥白菜安计数车票的时候才突然想到。数数目！你既然是窃盗的共犯，当然不会用你的真名旅行，舒密特不知道你用的假名是什么，所以他不能照一般的办法来指认你——写出姓名。可是他用了除此之外最好的办法：他写出了你的床位号码——elf在德文里就是十一。他不用阿拉伯数字的11，因为那可能被误以为只是两道血印．而不是一个数目字。elf——意思是十一号，第十一床，是你在火车上的床位号码。
她的眼神现在变冷了。“那珠宝呢？”
“你从一开始在画布上就用错了颜色。这种红色太暗了！也许因为所有的油画颜料软管里装的东西都和外面的标签不一样吧？”
我拿起了几根，挤了一下，感觉到里面的硬物。“把软管里的油画颜料弄完，从后面打开再封上，用这种地方藏匿实在很聪明，也是警长手下绝对找不到的地方。珠宝盒子和比较大件的珠宝当然只好丢出车外——可是绝大多数的珠宝就在你的油画颜料里，至于大件的珠宝，可以等下再去找回来。”
就在这时候，她拿刀朝我扑过来。
“没有，没有，她完全没有伤到我！我交给譬长的便条上请他跟踪我，准备逮捕她。他倒真是准备好了——在她能伤到我之前就将她抓住了，不过我承认我也真吓了一跳。
“就要走了？我才刚说得来劲呢！明晚再来——呃——喝一点，我来跟你讲北山镇的大绑架案——也是我碰到过的不可能的谜案，我都称之为‘红校舍小学绑架谜案’。”
红校舍小学绑架谜案
“没错，我那个年代，我们还有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山姆，霍桑医生说，“事实上，最让我困惑的案件之中，有一件就是在那小小红色校舍所发生的绑架案，那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的事——大概在七年之后，林白①的案子让绑票新闻上了头版，也使得法律通过绑架勒赎成为联邦重罪。来，让我给你斟上——呃——一点喝的，告诉你事发经过……”
当初就因为我是那个地区少数医生的身份（山姆·霍桑医生开始说道）才让我给卷入了这个案子里。我接到火丘一位寡妇戴西太太的电话，说她的小儿子刚从学校回家，样子很奇怪。那年夏天我们碰到几起小儿麻痹症的病例，虽然我知道降霜会减低传染的危险性，但还是觉得我该到那里去出诊，看看是什么问题比较好。我告诉我的护士爱玻说我会在哪里，收拾好我的医药包，驾着我那辆响箭型的黄色敞篷车往火丘开去。
①Charles Angustus Lindbergh（1902…1974），美国飞行员，于一九二七年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而闻名世界，著有《圣路易斯精神号》一书记述其飞行经过。一九三二年三月，其两岁幼子被绑架并撕票，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火丘原先叫火鸡山，当年在北山镇一带还看得到野火鸡。那里一向是这个镇的“后端”，是家道小康的人会避开的地区。在火丘就连农地也是次级的，一九二五年秋天，还住在那里的只有三户人家。戴西太太尽了全力来耕种她丈夫留下的田地，但其余两家根本连务农的表面功夫也不做。其中一户住的是一个隐士，从来没人见过他，另外一个则是个法裔加拿大人，大家都怀疑他用一个藏起来的蒸馏器做私酿的威士忌。
我把车转进戴西太太农场那条满是辙痕的车道时，她由屋里出来迎接我。“我发誓我搞不懂那小孩子到底是怎么了，山姆医生。他今天从学校回来好像因为什么事情怕得要死。不管那到底是什么事，反正他不肯告诉我，我不知道他是病了还是怎么样。”
罗勃是她的独子——瘦小的九岁孩子，已经有了多种孩童时期容易生的病。我在谷仓后面找到他正在朝什么我看不见的靶子扔石头。“哈啰，罗勃，”我叫他道，“有点不舒服吗？”
他转开了身子。“我没事。”
可是他脸色苍白，在我碰到他脸上湿冷而黏的皮肤时，他打了个寒颤。“有什么问题吗？你吓到了，是不是？是放学回来的路上发生什么事吗？”我知道他放学回家的路上要经过火丘上另外两户住了人的房子，说不定在哪一栋房子那里有什么吓到了这九岁的小孩子。然后，我也想起他父亲在去世之前的精神失常。难道说罗勃也开始胡思乱想了吗？
“没什么，”那孩子含糊地说了一声，又开始扔石头。
“有谁吓了你吗？威胁你？”
“没有，”他迟疑了一下，“是汤米·贝蒙的事。”
我想再摸他一下，可是他让开之后就跑掉了，一路朝野地里跑。我知道我是绝对追不上他的，所以我转身走向他母亲在那里等我的农舍。
“他似乎是受到很大的惊吓，”我告诉她，“可是他应该很快就没事的，这种年纪的孩子都一样。到明天早上看他的情形再说。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再打电话给我。”火丘的农家在前年才有共用的电话线连接到镇上，不过大家都知道隐居的老乔许拿了支猎枪不许电话公司的人靠近他家。
“谢谢你跑一趟，山姆医生，知道没什么严重的事，我就放心了。”她在围裙口袋里摸索着。“我该付你多少钱？”
“目前还不用付钱，先确定他没事再说。”
罗勃又出现在谷仓旁边，大概是要看看我走了没有，我向他挥手道再见，上了我的车。这里已经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可是我觉得我该去和小汤米·贝蒙谈谈。
贝蒙家和戴西太太母子不一样，他们住在北山镇比较富裕的地方，有一百亩地的牧场。赫伯·贝蒙在镇上的地位相当于一位乡绅，大部分时间和其他的牧场主人还有波士顿的银行家在一起，而由他雇的工人来喂牛挤奶。贝蒙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到波士顿去上学了，小女儿才四岁，所以只有汤米在镇郊那一间教室的学校上课。
汤米是个很活泼的十岁孩子，一头火红的头发，还配上满脸雀斑，整个看起来就像是从马克·吐温①的书里跑出来的人物。我把车开到他家停下来时，几乎以为会看到他在粉刷篱笆，可是我看到的却是蓝思警长那部我很熟悉的黑色警车。
我顺着步道走到大门口时，警长本人出现了。
“你来干什么，山姆医生？”他问道，“有人打电话叫你来吗？”
“不是。出了什么事吗，譬长？”
“你最好赶快进来，说不定你能帮帮贝蒙太太。”
我走进客厅，发现那位女士正泪流满面，蜷卧一张有花椅套的大椅子里，她的丈夫正在安慰她。“怎么回事？”我向赫
①Mark Twain（1835…1910），美国作家，以幽默见长，主要作品有《场姆历险记》和《顽童流浪记》等。伯·贝蒙问道，“汤米出了什么事吗？”
那孩子的父亲瞪着我说：“他被绑架了。”
“绑架？”
“他就在沙耶老师眼前的学校操场上失踪了，现在有人来要赎金。”
“有勒索的信吗？”
“是打电话来的——一个我从来没听见过的声音，说他们要五万块钱，否则就要汤米的命！”他的声音哽咽，而贝蒙太太又哭了起来。
“该死的！”蓝思警长怒吼道，“北山镇还从来没有过这种事！”
“你什么时候必须付赎金呢？”我问道，希望用谈话来让他们镇静下来。
“他们说他们会再打电话来。”
我转身对警长说：“要追查电话应该没问题，珍妮负责接线总机，一定知道是谁打的。”
他点头表示同意。“我会去查一下。”
“我会去学校找沙耶太太谈谈，”我说，“我想知道失踪的经过。”
有几位街坊邻居来陪贝蒙夫妇，我开着我的车到坐落在小山丘上的学校去。我不知道下午四点钟了，沙耶太太是不是还在那里，可是她的家离学校不远，走走就到了，我想两个地方里总有一个能找到她。
虽然战后在镇的另外一头建了一所新的中学，但小学生仍然到独立于火丘不远一处高地上的那间传统的红色校舍小学就读。沙耶太太是位寡妇，她丈夫在法国阵亡了。她对三十八个学生的教导，坚守着新英格兰生活的现实面，教他们将来到波士顿或甚至到纽约可能面临的生活形态。她每天要检查所有孩子的指甲，还有他们必须做到的卫生习惯也都列表查核。
我到学校时，她仍然在那里，正在努力地想关上一扇大窗子，那根木头的撑窗杆弯曲得几乎快折断了。
“来，我来帮你弄，”我走进门去说道。
“山姆医生！你吓了我一跳。”她脸上有点发红，把杆子递给我，她仍然是个很动人的女子，虽然丧偶多年的岁月痕迹也开始显露出来。
我关上了窗子，把杆子放在角落里。“我是来打听汤米·贝蒙的事的，”我说。
“汤米！他们找到他了吗？”
“没有，有人打电话到贝蒙家，说他被绑架了。”
“哦，不可能吧！不可能——北山镇不会有这种事的！”她跌坐在身边的一张椅子上，“我敢发誓，他离开我的视线不到几秒钟，不可能有这种事。”
“你能不能把出事的经过情形跟我说说。”
“根本没出事——问题就在这里！在下课休息的时候，汤米在外面和其他的男孩子一起玩耍。他们避开女生——你也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是怎么样的——可是他们好像玩得很开心，就和平常午休时候一样。他们到底下堤利先生的篷车那里买零食，又回来荡秋千，或是互相追着跑来跑去，就是小男生玩的那一套。我记得看到汤米在荡秋千，我以前从来没看到他荡得那么高过，看起来就好像他要一路荡上天似的。我只把视线转开了几秒钟，去打铃叫他们回到教室里面来，等我再望过去的时候，秋千是空的，轻轻地来回摆荡着，好像刚有人下来，等他们排队进来的时候，汤米不在队伍里，哪里都找不到他，山姆医生！”
“说不定他又跑下去买零食吃了。
“不会，不会。到那时候，堤利先生都离开足足有十分钟了，路上并没有别的人。我在这里两边都能看得很清楚——你自己看看嘛。除了那棵挂了两个秋千的大橡树之外，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
“还有别人在荡秋千吗？”
“没有，只有汤米一个人。我找过了树后面、外面的办公室，再绕到学校的另外一边。我让所有的孩子去找他——可是哪里也找不到。”
“他想必是走远了。”
她跺着脚。“不可能的，山姆医生！我告诉你他是在秋千上，然后下来，前后一共几秒钟，我站在门口，不管他到哪里，都不可能不让我看到！至于说绑架，哎！有谁能抓得到他呢？在这小山上整天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大人，而其他的小朋友一个也没有少。他既没有一个人走掉，也没有人来把他带走。他就那样——消失了！”
我走到外面，抬头去看那棵橡树，然后拉了拉绑在秋千板两端的那两根绳子。“他有没有可能爬上树去了？”
“怎么爬上去？最靠近的一根枝桠也至少在十五呎高的地方。”
“你说他荡得很高。”
“他没有从秋千上跳到树上，也没有攀着绳子上去，那样的话我会看得见的，其他的孩子也会看得见。”
“你认定他失踪了之后怎么办了呢？”
“他过了一个钟点左右还没回来，我就派玛丽·露·菲利浦到贝蒙家去告诉他的父母。我们这里没有装电话。”
“罗勃·戴西怎么样呢？”
“那个小男孩？他怎么了？”
“他的样子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我想所有的小朋友都很不安，我并没有特别注意。”
“有没有什么陌生人？最近有什么人在学校附近徘徊吗？”
“没有——什么人也没有。’
“来吧，”我说，“我开车送你回去。”
虽然她家不过几码远，她还是向我道谢而接受了。我想去那里是有原因的，因为那是离这栋红色学校最近的一栋建筑物。我以为汤米·贝蒙可能就在那里，可是我失望了。我送她进去时，那个地方是空的，汤米·贝蒙仍然是失踪人口。
蓝思警长比我先回到贝蒙的牧场。我把车停在他的车后，匆匆进去。“我们追查到那通电话了，”他闷闷不乐地告诉我，“负责总机接线的珍妮记得那是从李奥塔德家——就是火丘上那个法裔加拿大人——那边打去的，她之所以特别记得是因为他很少打电话，而且以前从来没有打到贝蒙家去过。”
“你认为那个孩子在那里吗？”
“还能在哪里？我不想大白天冒险上去，所以我们等两个钟头，到天黑了再说。然后我和我手下的人要去攻坚救人。”
“听起来很简单，”我同意道。可是这件事让我觉得很不对劲，那些绑匪可能愚蠢到从他们自己家打电话要赎金吗？
但是这个消息似乎让贝蒙夫妇的精神大为振奋，对这一点我倒是觉得很感激的。事实上，我正准备再离开那里的时候，电话铃连续响了两声。
汤米的父亲抓起听筒。“喂？喂？”
因为他并没有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所以我能听到孩子充满恐惧、又高又尖的声音，我冲向前去，赶到贝蒙身边，比他的妻子和蓝思警长还快得多。可是现在那孩子的声音已经换成另外一个沙哑的音调。“这只是让你知道他真的在我们手里，除非你很快就准备好五万块钱，否则我们就会像罗比和李奥波特对付鲍比·法兰克那样对付他①。”
①Loeb and Leopold，是芝加哥一对智商极高的富家子弟，在一九二四年为设计一宗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