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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否认的是，看法决定着态度。一般说来，当对一件事物麻木后，别说别人，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法医也是这样，于是不得不小心翼翼，提醒自己，质疑自己，反复扪问是否正确？唯恐出现差错，草菅人命。这似乎就是师父说过的：用别人的死亡，为自己修行。但我似乎并没有这样的顾虑，师父说这是自信的表现，他还说自信是一个人的优点，但也可能是缺点。
我无暇顾念对死亡的看法，不时消逝的生命让人无法顾及任何的想法，倒是我经常思索推理判断上的方法，决心总结成理论成果，发表为论文以指导日后的工作。在对见过的所有死亡进行分类总结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当一个人对别人的行为习以为常时，他的潜意识里是认可这种行为的。反而推之，当你通过思考很快得出别人行为过程的结论时，这个过程就是你意识里所固有的！因此，根据个人的习惯思维方式，理论上是可以推断别人想法的，由此，完全可能利用多种场景的数据演算，重建案件现场。反之亦可以得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结论正确认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了检验这种理论基础，也就是利用自己的思维来判断别人动机的正确与否，我跟心理医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个叫张德生的医生想了好一阵，然后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按照我所说，能得出杀人结论的法医就有杀人的动机？或者，心理医生能够判断精神病人的心理状态是因为他有精神病？显然不合逻辑！而我认定了这个理，认为这一判断法则适用于任何人。但后来通过实践验证，我有变态倾向！——因为我用自己得出的理论，有一次很快地分析了一起变态杀人案，分析得准确无误。
虽然是这样，我并不惊慌。变态也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关键在于，你没有把这种状态堂而皇之地当作常态并付之以行动，它只是处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独自发霉、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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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接到潘云的一个电话，他要我和李智林马上赶到一处河边。在那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赶到现场时，发现尸体是卧在河滩上的，浑身赤裸，除了脚上穿着一双鞋子，没有其他任何随身物品。
司马雨正拿相机拍着照片，董建国则站在一旁，和他保持了一段距离。
看着他俩拉开距离的样子，旁边的人就有些忍俊不禁，这其中是有典故的。
法医尸检时，除了拍照的技术人员，其他人一般不喜欢站在旁边。尸体新鲜时，那种异常的血腥味道刺得人鼻腔发痛；腐败时，强烈的臭味更能充斥着人的每一根神经。我认为，人的身体是可以相互感应的，彼此有着兔死狐悲的强烈排斥，也只有这样，那种味道才会显得如此怪异！没有人愿意靠近是很正常的事！而董建国与司马雨相互之间的敬而远之，是因为一次出现场检验一具河飘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下大雨，北江河里发现一具河飘儿，已经高度腐败。雨水冲刷着尸体，对去掉尸臭起到了一些用处，但还是不能完全去掉那种难闻的气味。我们几个法医技术人员搭了一个简易的帐蓬，将河飘儿保护在了帐蓬里，准备详细检查尸体情况。当时的现场很泥泞，我们准备不足，皮鞋及裤腿上沾满了黄泥，特别容易滑倒。经过检查，尸体没有明显的外伤痕迹，初步判断是意外死亡。对于侦查人员来说，这具河飘儿就没被当作一回事了，只任由我们法医和照相的技术人员例行公事处理一下便完事。我和李智林检查着尸体的表面情况，司马雨拿着相机站在尸体旁拍摄，而董建国和几个侦查人员则站在旁边聊天。董建国不时地问司马雨怎样了，完事了没有。当时雨下个不停，司马雨见到董建国站在旁边没有帮忙，还不断催促，有些不耐烦，于是回答得有些不客气。董建国针锋相对，对其他人开玩笑说，司马队长觉得今天的尸体很有“味道”，有些舍不得离开了。刚好这时，司马雨站在河飘儿旁边立足不稳，滑了一跤，一下子就按在了河飘儿的脸上，虽然戴了手套，还是粘了一手的腐肉。董建国和其他人见状，哈哈大笑起来，董建国还说：“大伙这么多人，让司马队长一个人占了便宜！”司马雨气恼他们幸灾乐祸的样子，用力甩起双臂把手上的东西抖得四溅。旁边人见状，赶忙躲瘟疫般四处逃开。只有董建国还在大笑，没有防备。当他觉得什么东西飞溅了过来时，已经躲闪不及，感觉有东西粘在了脸上。只见他顿时像被电击中一般，扔掉拿在手里的雨伞，浑身不住地乱晃，然后抬头用雨水冲洗，还不停地用力抹着脸。旁边的人笑声更大了，有人悄声说董队长肯定吃到肉了！慌乱了一阵后，董建国认为司马雨是故意的，握着拳头上前就要揍他。其他人见了，忙将他劝阻了下来，但又不敢靠近他，只是用着雨伞将他隔开。董建国见大家不敢近身的样子，显得更气了，但又不好再发作。
自那以后，只要勘查有尸体的现场，董建国就不敢再靠近司马雨。
女尸没有衣裤，双手被反捆，赤裸着身子仰卧在地上，只有脚上穿着一双鞋子。
显然凶手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把死者身上的所有物品全部抛弃了，连衣服也没有留下！这是同类案件中出现得比较多的现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警方调查死者的身份，从而找到破案线索。这同时也意味着：发现尸体的现场不是凶案发生的现场，而是杀人后抛尸至此的！其他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死者朝上的胸前有淤积状的尸斑，且鞋子的底部并没有粘上河滩上的泥沙。
本案更为恶劣的是：女子死得很惨，胸部被人割掉，脸被锐器划了很多伤口，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模样了！
“什么人干的，下了这么大的恨手！”李智林嘟囔了一句。
我们先仔细检查了死者的鞋子，那里的鞋底上粘着一块贴着棉花的胶带，棉花上还有血迹，看起来显然是医用的物品。紧接着我们检查了女尸的头发、口腔、耳朵、手掌……，以及其他所有可能隐藏物证的地方。死者的头发和口齿间粘有几根细小的白色纤维。在被割胸的位置，刀痕连贯，边沿整齐，看来凶器很锋利。伤口的边沿，有一排残缺的齿痕。从胸口流下的柱状血迹掠过齿痕，延向背部，最后终止于肩胛位置，蛇一般让人触目惊心！死者的手背有着细小的针眼，双手的指甲有所变形，向上翘起。我让拍照的技术员把这一切拍了下来，然后用剪刀将指甲剪了下来，以备检验。——如果受害人与凶手有过搏斗，指甲里就有可能留下凶手的皮肤组织，这是很重要的生物证据。
受害人被捆绑的双手是必须要仔细观察的，这里可能透露出更多的信息。捆绑的绳子是一根白色的纱线，我蹲在那里，认真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让司马雨拍下了照片。
最后，我把目光停留在死者胸前的尸斑上，那里的一处方形印痕让我很感兴趣。我让李智林拿来尺子，在印痕上仔细量了量。
“看看有什么识别身份的物品。”潘云在旁边提醒道，“我们得先确定死者的身份。”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我指指从女尸脚上脱下来的鞋袜，“没有能识别身份的东西。”
“凶手扒掉死者衣裤，丢掉她身上的物品。显然是不想让我们知道她是谁！”李智林说道。
我点点头，赞成他的说法：“不过从现有的物品，还是可以得出她死亡时所处的地方！”
“什么地方？”潘云有些兴奋地问，“如果能找到杀人的第一现场，案件就破了一半！”
的确如此，越是将尸体抛离第一现场，越说明凶手与第一现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找到了这样的现场，就能抽丝剥茧地寻觅到凶手的踪迹！
“我们还是先检验一下死者的死因再说吧！”我不愿根据现场的部分信息片段草下结论，“综合分析，结论才能站得住脚！”
潘云表示同意：“那就先查清死因吧！”
“从表面来看应该是窒息死亡。”我边翻看死者的五官边说，“虽然死者乳房被割，但不是生前遭受的。倒是嘴唇内部有出血现象，应该被人捂过嘴。而且眼结膜充血，颈部有被掐过痕迹，符合被人掐住后窒息的特征。”末了加一句：“当然，还要详细解剖才能确定。”
潘云点点头：“好的，抓紧时间！”
我打开解剖箱，取出柳叶刀递给李智林：“先打开胸腔，看看有没有异常。”他那时刚来不久，我像老闵当年训练我一样，试图训练一下他的胆量。
李智林戴上手套，接过刀，表情显得有些紧张。我心里暗笑，在他的那个年纪，我拿解剖刀时手还发抖呢！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这很正常。
不紧张才不正常！
“小心点！”我嘱咐他，“别划着自己的手。”
李智林将柳叶刀对准死者的前胸，划了好一阵才划开。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他看看里面的内脏，对我说。
我点点头：“划开她的颈部看看！”
翻开死者的颈部，果然能看到里面有出血的痕迹，这是被掐过脖子的证据。
“好了，把刀口缝上吧。”我对李智林说。
于是李智林从解剖箱里取出缝合的针线来，又一针针把自己剖开的地方缝上！因为这种针是弯形的，我们戏称它“勾魂针”，而把缝合线叫做“了却线”。
缝完之后，我们用一块白布盖在了死者身上。
第9章 谁都会有另一个自己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可以下结论了吗？”潘云连问了我几个问题。
“有这样一个地方……”我说，“是个私人诊所，位置较为偏僻，里面有病床，这个女人就是在那个地方被害的……”
“这样的诊所不止一、两个吧？怎么就能去确定哪个就是凶案现场呢！”董建国在一旁插话。
“我还没有说完呢。”我继续说道，“在这个诊所里，有一个医生，手上或者脸上有伤。这个人就是凶手！”
“我们连死者的身份都还没有弄清，你怎么就能肯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了呢？”董建国有些不以为然。
“让一些事物呈现真相，并不一定非要用另一些事情做铺垫——如果条件充分的话！”我说，“只要有客观的物证，也足以反映事实真相。”
“说得具体一点！”潘云听得有些振奋，催促我继续说下去。
李智林也看着我，神情显得很期待。
“我说得够具体了吧？”我笑着问道，“你总不至于要我说出凶手的名字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请你讲讲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潘云也笑了。
“注意到鞋底了吗？”我指指从死者脚上脱下的鞋问道，“在那里有一小团医用棉花，被一块医用胶布粘着。棉花上还有血迹。这说明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潘云思索了半响没想出来。
李智林也在一旁沉思着。
“说明了死亡前所处的环境！”我故意买个关子，等待李智林想出答案。
“有医用棉花、医用胶布，还有棉花上注射后留下的血迹。——这个环境应该就是具有注射条件的医院或诊所！”李智林突然兴奋地提高声音说道。
“没错！”我说道，“棉花没有从鞋子上掉下来，并且上面的血迹很新鲜，说明死者踩到这样的棉花后再没有到其他地方活动过。或者说踩到医用棉花后她的活动就此停住了！而且，死者的手背上留有针眼，应该是就过医。而死者的双手，恰好是被医用纱布捆绑的，打结用的是医生手术缝合时常见的打结方式！再看看死者胸部被割的伤口，边沿很整齐，没有一处地方是经过几次切割的，说明凶器很锋利，医生的手术刀可以实现！”
潘云点着头赞道：“没错！”
“死者胸口有被咬过的痕迹，这四周呈现出了生前的应激反应，说明是生前遭受的虐待。而结合没有衣裤的情况，还应该有一个长时间的受侵害过程，没有一个隐蔽的场所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继续说道，“所以，凶杀案的现场为较为偏僻的私家诊所，凶手为诊所内人员。而受害人的口齿间附有被褥的白色纤维，说明诊所内还摆放有病床。”
“那么，案发的过程应该是怎样的呢？”潘云问道。
“女受害人到诊所就诊打针时，凶手心生邪念，对受害人施暴，遭到了强烈的反抗。死者的指甲内有皮屑，说明受害人强烈反抗时可能抓伤了凶手的面部或手臂。——一般情况下，凶手只有面部或手臂是裸露着的！”我分析道，“后凶手将受害人捆绑放至病床上，她在挣扎过程中口齿及头发上留下细小的被褥纤维。凶手唯恐事情暴露，随即将其勒死，并变态地将受害人胸部用手术刀割下。那时，死者还躺在床上，导致血液流向处于低位的背部！凶手为毁尸灭迹，除掉了死者衣物，并用刀将其毁容。凶手将尸体藏匿了4小时以上，并且死者当时呈俯卧位朝下躺着，前胸位置产生了尸斑，弃尸到这里时才仰面向上，使得前胸呈现出与背部不同的颜色。”
在推断凶手的行为过程时，我显得信心十足，一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思维共性分析法很有信心，二是因为现场的客观物证，已经一一印证了我的推断。
根据自己的思维共性法，每分析一处时，我都在想：如果是我行凶，我会怎么样做？
“有一点我想不明白！”潘云说，“凶手为什么会留下死者的一双鞋在脚上？”
“那是因为，凶手用了非常见的脱衣方式！”我想了一下，回答道，“凶手不可能褪掉受害人裤子后又重新穿上鞋子，因此在处理裤子时没有经过脚部位置，而是被毁坏后直接丢掉的！——结合当时的环境，用剪刀或者手术刀是可以完成的。”
听完我的分析后，潘云马上派了董建国等人展开调查，查找符合条件的诊所。
这几年，医疗系统管理得比较严格，私人诊所不多，符合分析条件的就更少。当天晚上，一处可疑的诊所就被排查了出来。该诊所地处城郊，比较偏僻，平常就诊的人不多。诊所就一个医生，是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
董建国他们走进那家诊所时，年轻医生正坐在一张板凳上，把脚放在一盆热水里泡着。董建国一眼就看到了他脸上贴着的创口贴，很有些惊诧。他后来说，虽然我的推理大体合情合理，但他还是不信我那能够详细到凶手哪个部位受伤的细节。——�